白宫和国家安全顾问争取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是国防部。它的预算超过700亿美元，拥有35000名文职官员和近300万的武装部队。尼克松转向国会寻找一位能主持摊子庞大的国防机构的人。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是位在国会已作了21年的议员，担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已上升到少数党督导的位置。1967年，这位威斯康辛议员逐渐相信，由于美国每年将额外的200亿美元用于越南战争，严重损耗着美国军队的实力。所谓物质的“吞食”——向在越南领土上的53。5万野战部队提供装备、给养、工薪的费用以及对南越、南朝鲜和菲律宾军队提供的津贴——使得美国对其他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剩无几。
莱尔德还担心对越南承担过多责任，使美国不大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使用军事力量。随着莱尔德敦促迅速结束在越南的卷入，基辛格认识到五角大楼的首脑将是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独断外交政策做法的潜在竞争对手。尼克松发现，“某些由他选择的阁员很快就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他“开始通过自己的高级助手来指挥他们”。
基辛格位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总统地点上的接近是非常有利的。他作为总统特别助理的地位，这使他无需通过参议院的认可，也使他的工作较易进行。他不必打乱自己的日程安排去国会山作证，但却可以通过每天早晨8点钟向总统作日常汇报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969年1月20日下午，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亨利·基辛格准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组织的备忘录。《第二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代表了把外交权力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手中的努力已发展到顶点。所有参与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财政部和其他一些可能涉及海外事务的部门——都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尼克松签署了这一命令，指示所有机构均要通过基辛格办公室向总统呈报文件。更有甚者，除了能在其他机构的竞争对手中精心设计出一项共同政策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和政策。
基辛格希望能够“确保决定”的自上而下“畅通无阻”。他在工作中干劲十足，精力充沛。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他一天到晚在动脑筋。基辛格的一位同事，对他作了如下的评语：“他对琐事最不耐烦。要是有什么人打扰他，或者有什么事打扰他，他会简慢无礼，甚至粗暴无情。另一方面，如果真碰到一件难办的事，这家伙的脾气就迥然不同了。当他面对严重局势，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反倒非常冷静……但是他也善于用一种很适时的幽默感来冲淡‘紧张气氛’，然后就很快抓住这时在众人中涌现出来的好主意。”
基辛洛甚至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后来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唯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撒·米切尔了。基辛格一跃而成为超级明星，米切尔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凡的狂人”。基辛格却满不在乎，他干脆把这个评语转而当作一种恭维话来看待。他宣布说：“在哈佛大学，我花了10年功夫才弄得我周围的人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要大家知道，在这里我只花了18个月。”
当时，越南问题是外交难题的核心，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决心让新政府免受造成林登·约翰逊1966年以后日子难熬的那种地位衰落之苦。巴黎和谈必须取得明显进展，军队必须撤出，伤亡必须减少，盟国必须和好，国内“和平运动”必须平息，与此同时，必须让南越政府“确信华盛顿在战争中仍支持它”。基辛格的一位助手曾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想谈成一项“河内将签署的协议，据此，我们的战俘将遣返，我们的卷入也将停止。他甚至坚持我们能得到更好的条件或者西贡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观点”。这位助手还说，另一方面，尼克松则相信，“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向河内和西贡证明‘西贡能赢’。而这一手要干得利落，一方面要保持国内鹰派和国内战斗者的信心，同时又要劝说其他人相信战争形势在恶化”。
妙哉！妙哉！这可真是“一厢情愿”啊！这个棘手难办的重要差使就交给亨利·基辛格了。欲知这位总统“智囊”如何施展他的权谋和才华，且看下章分解。
第四十二章 绞尽脑汁
身负重任心情重，问题棘手非轻松；
朋友面前已夸口，绞尽脑汁务必成。
亨利·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交给他的这项解决越南难题的任务，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只要外交和武力结合得好，就可以产生约翰逊政府多年来未能到手的那种奇迹。他对哈佛大学以前的同事们说：“请放心，不消几个月我们就可以摆脱出来了。”他对一批来访的反战的学生们拍着胸膛表示：“你们给我6个月的时间，到时如果我们还没有结束战争，你们回来把白宫的铁栏杆砸烂好了。”
基辛格认为，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战略指导方针，既不能取胜，也不能脱身，只得身不由己地从一个灾难滑向另一个灾难。这些人活该受历史的严厉裁判。基辛格自觉高人一筹，他肯定自己能在别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因为他有一个计划，他甚至在搬进白宫办公以前就将计划拟好了。
基辛格首次关于美国从越南脱身的计划，刊登在1969年1月号《外交》季刊上。这篇题为《论越南谈判》的文章，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广泛注意。这篇文章确实是向新任总统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来达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论根据，因而也就成了以后4年白宫所提出一切方案的起点，对于巴黎的谈判人员来说，基辛格的文章的关键在于为陷入僵局的会谈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基辛格指出：有关各方面都知道，谈判方式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亚于谈判的内容。他提议采取一种新程序来打破僵局，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双轨”方式。
所谓“双轨”方式，即是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等到两条轨道部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拟订对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要是河内不理他这一套，基辛格另有“二线办法”。他在文章里写道：“如果河内不妥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就应当设法单方面尽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减少伤亡而集中保护居民的战略。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南越军队，以便逐渐撤退一些美军；我们还应当鼓励西贡政权扩大基础，使它更强大，以便他们踉共产党人进行那个迟早总要到来的政治较量。”基辛格的见解是根据他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南越之行得出来的。
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打的军事仗，而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仗。我们是要消耗敌人的肉体，而我们的对手是要在精神上拖垮我们。这里，我们忘记了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原理：游击队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常规军队只要不胜利，就是失败。”虽然基辛格认为60年代中期美国的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但他反对主张美国承认错误一走了事的意见。他认为大国的行动切忌轻率，即使犯了错误也要信守自己的义务。他写道：“既然美国在这项义务中投入了50万大军，这就解决了关于越南是否重要的争论。不管我们是怎样陷入越南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如何评论，为世界和平计，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横生枝节，使国际秩序的前景复杂化。”
基辛格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明确计划，同五角大楼一味追求军事胜利的幻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这一计划竟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精辟的分析！用新人代替旧人的重要性，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例证了。”专栏作家克拉夫特写道：“目前对行将上台的政府来说，最大的吉兆莫过于基辛格关于越南的文章了。”“基辛格很有才智，能够透过具体问题指明出路。”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同的是，他关于结束战争的计划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在尼克松的外交构思中，莫斯科占有中心地位。他那篇未公开发表的演说稿说：“如果苏联人有意要使战争结束并谈判出一个妥协解决办法，那么，他们是有办法把胡志明弄到谈判桌上来的。”可是，“苏联人却无意这样做，而且从他们自身的直接利益出发，也很难看到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俄国人“对战争持续的长短具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力避冒卷入所带来的正常风险——更重要的是，力图卷入所带来的责任”。
尼克松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即：“美国在作出一切牺牲，而苏联却安坐一旁，怂恿它的盟国北越进行新的捣乱”。尼克松要想一个妙法使苏领导人相信，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是符合苏联自身利益的。越南问题可以成为“连环套”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考验。这个理论后来成了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前几个星期，基辛格就开始为越南问题进行工作了。
1968年12月中旬，基辛格受聘后才几天，就拜访了他的老友亨利·罗恩。罗恩是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当时任兰德公司总经理。基辛格问兰德公司能不能编写一份关于越南问题选择方案的机密的全面分析材料？罗恩接受了这项任务，并派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主持。埃尔斯伯格编成了一份无所不包的各种选择方案清单——从全面战争一直到全面撤军。
1969年1月初，基辛格又找了埃尔斯伯格来纽约接受另一项任务，原来尼克松总统要求政府各部门，对越南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次研究，基辛格请埃尔斯伯格帮助拟出一份调查表，准备发下去征求各有关部门的“独立意见”。1月21日，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审核了这个调查表。
调查表中共有28个问题，定名为《国安研一号备忘录》（即第一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叫基辛格分发有关部门。
尼克松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改变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的纽约律师劳伦斯·沃尔什取代民主党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由基辛格拟就并经尼克松审批发给代表团的指示，基本上就是那个“双轨”方针。即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问题分开解决，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军队“共同撤出”南越。当时负责东南立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看到这一电文后叫嚷说：“这一下非把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垮不可！”原来，在名义上，美国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赞助下到越南去作战的。基辛格干脆把国务院的抗议置之不理，这是他多次故意冷落国务院的第一回。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3月4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大家知道，巴黎和谈能开得成，苏联是帮了忙的。我还可以说，根据国务卿和我同苏联大使谈话的情况，我现在相信，苏联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也担心越南战争扩大化……他们认识到，如果战争长期延续下去，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接着他就谈到了关键问题。他说：“我相信，苏联是愿意利用它的影响来恰当地帮助结束战争的。至于它可以做些什么，那只有它自己才能回答，而且也许只能私下回答而不能公开回答。”
在这一复杂的情势中，基辛格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计划，是切断河内外部的物资供应来源。他们认为：“由于莫斯科向越南提供了大份额的战争物资，因此改变河内谈判立场的恰当方法，便是宣称美国与苏联问缓和的存在。”这一进程始于1969年2月，通过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试探，开通了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磋商的“幕后途径”。由于多勃雷宁在古巴导弹危机前不久就在华盛顿工作，因此，他是外交使团的团长。
尼克松政府一开始工作，多勃雷宁就充当了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的使者。他告诉克里姆林宫，美国不想让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妨碍继续进行战略武器对话。基辛格认为，作为谨慎的使者，这位苏联大使看来是位最佳人选。在明确谈判的主要地点设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莫斯科，或某个中立地点后，白宫就能够更直接地控制谈判的内容。这一点对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因此可能比国务院官员更多地接近总统。不过，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人数甚少，它不能与苏联进行一个全面的和长远的对话。就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鼎盛时期，其人数也不到的人，而且只有5人是从事美苏关系和核武器控制研究的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第三步更为重要。正当洛奇在巴黎提出“外国军队”从南越“共同撤出”的新方案时，决定提出一个单方面把美军撤出越南的计划。尼克松叫基辛格向他的最高幕僚们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5种方案。这些方案从极端鹰派的立场到比较鸽派的立场都有。
基辛格对5种方案逐一作了说明：
第一，总统可以决定全力争取“军事胜利”。这意味着，依靠猛烈轰炸和封锁北越港口以摧毁北越，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发出不许干涉的强硬警告。
第二，总统可以把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部分限制在南越，集中力量击败那里的共产党的抵抗。这个方案仍然包括空袭从北越通过老挝进到南越的渗入路线。
第三，总统可以把美军逐步撤出南越，同时逐步加强西贡政权，让南越军队把局面顶下来。
第四，总统可以加速撤退美军，大力依靠南越当局扩军，并迫使西贡朝着在巴黎取得政治妥协的方向前进。
第五，总统可以下令立即停止美军在越南的作战任务，并推动在巴黎迅速达成交易，那就等于向河内的基本要求投降。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对以上5种方案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最后一个方案，即美国马上撤军，被当场否定了。第一个方案，即增加美国的卷入程度，奇。ｃom书也被否定了。总统的幕僚中没有一个要求军事上的胜利的，但也不要政治上的失败。第二个方案，即原封不动地继续在南越陷下去，也放弃了。国防部长莱尔德加强了尼克松的这个信念：除非美国的伤亡人数和开支有显著的下降，否则就无法再要求美国人民支持这样一场不得人心又无法取胜的战争，这就只剩下第三和第四方案了。而这两个方案的区别主要是程度上的。莱尔德主张美国较快撤军。同时大力装备和训练南越人自己去打仗。国务卿罗杰斯总的说来同意国防部长莱尔德的意见，但主张强调巴黎和谈。他觉得搞越南化太靠不住，又太费时间，谈判才是迅速摆脱绝境的一种更有利的赌法。
基辛格同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大体上相同。在他看来，外交途径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也赞成美国撤军，但由于他对西贡的军事能力没有什么信心，而且十分怀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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