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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44
我头上带着一顶有老虎标识的蓝灰色便帽，身上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新西装，靠在孟菲斯机场第一休息大厅的一侧墙上。要是在平常的日子，这副模样可能会让我感到尴尬，但今天绝非平常。天色已晚，我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作为开庭第一天，比今天更好的结果是决不可能的了。
芝加哥飞来的航班准时到达，对方立即根据我头上的帽子认出了我。一位带着很大的太阳镜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贝勒先生吗？”
“是我。”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握手，并且和她的男伴拉手。这位男伴自我介绍时，只说了声他叫卡尔。他随身带着一只拎包，两人都相当紧张，急于走出航空港。
我开车送他们去旅馆。那是位于市区的一家假日酒店，离法院只有6个街区。她和我坐在前排，卡尔坐在后排。他一声不吭，只是像一条凶悍的警犬一样保护着她。我把开庭第一天激动人心的镜头向他们重放了一遍。不，她要来孟菲斯，对方毫无所知。她的手在颤抖。她很脆弱，看见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恐惧。除了报仇雪恨，我想不出她来此还有什么动机。
根据她的要求，我是用自己的姓名预订的房问。房间在15楼。我们三人围坐在小桌边，立刻开始了直截了当的问与答。我的问题事先都已打好，先后顺序井然有条。
如果说她很美的话，她的美丽也是含而不露的。头发已经剪短，染得很糟，呈现出一种深红的颜色。她的律师说过，她在接受治疗，我不想打听这方面的事。她两眼通红，而且充满哀怨，虽然化了妆，也未能增加它们的光彩。她31岁，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离过一次婚。从她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很难想象她在大利公司的工作是跳下这个人的床再爬上那个人的铺。
卡尔对她可谓是关心备至。他拍拍她的手臂，偶尔就她的回答提点建议。她希望明天尽早出庭作证，然后返回机场，立即离开孟菲斯。
直到半夜，我才和他们告别回家。
星期二上午9时，基普勒法官把我们召到法庭，但让法警传话，请陪审员们在陪审员室稍候几分钟。他问德拉蒙德是否已收到理赔的数据。考虑到每天5000美元的罚款，我倒是有点儿巴不得他还没有收到。
“一小时以前刚刚收到，大人，”他说，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交给我有一英寸厚的一摞文件，接着又含笑交给基普勒一沓。
“贝勒先生，你需要点儿时间吧。”法官说。
“请给我30分钟。”我说。
“行。我们9点30分请陪审团就座。”
我和戴克冲进走廊尽头一间小小的律师会议室，迅速翻阅这堆厚厚的文件。不出所料，这些文件好像是一本天书，几乎无法解读。他们将会为此后悔的！
9时30分，陪审团在法警带领下鱼贯走进法庭，基普勒法官热情地向他们问候。他们报告说情况良好，无人生病，昨天未与本案有关人员有任何接触。
“传唤你的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于是第二天的审讯正式开始。
“我们希望由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作证。”我说。
法警到证人室传唤来洛夫金。他走上证人席。在亲自耳闻目睹了昨天他与U小节有关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演之后，现在谁也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个词。他显得有点憔悴，我想德拉蒙德准是剋了他大半夜。我把那一沓理赔文件给他辨认。
“这是由计算机汇总的各种理赔资料的打印件。”
“是由大利公司的计算机打印的吗？”
“对。”
“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和晚上。”
“是在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本人亲自监督下整理和打印的吗？”
“你可以这么说。”
“好。洛夫金先生，现在请你告诉陪审团，1991这一年总计有多少份医疗保单。”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就开始折腾那些打印件。我们耐心地看着他翻过一页又一页。时间在慢慢过去，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是他焦虑不安地翻动膝盖上那堆文件时发出的哗哗声。
“大量倾销”文件是保险公司和他们的律师爱用的战术。他们喜欢拖到最后一分钟，通常是拖到开庭前一天，才把装得满满的4大箱文件卸在原告律师的门前。只是由于狄龙·基普勒的帮助，我才没有吃这个亏。
他们今天就是想让我尝尝这种滋味。他们以为可以快步跑来，在今天早上交给我70页打印件，尽管其中多数毫无意义，却可以万事大吉。
“这确实难说，”他说，声音低得勉强可以听见。“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你已经有了两个月的时间啦。”基普勒大声说，他的话筒效果极佳。他的语调和音量都令人吃惊。“快回答问题。”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已经开始不安地扭来扭去。
“我要知道3个数字，洛夫金先生，”我说。“保单的数目，购买这些保单的投保人索赔的数目，以及大利公司拒赔的数目。我要的都是1991年的数目，请讲吧。”
他又把文件翻了一阵。“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大约有9万7左右的保单。”
“你难道不能看看你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数目吗？”
他显然不能。他装出一副全神贯注阅读资料的样子，只当没有听见我的话。
“而你不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吗？”我奚落他道。
“是！”他答复道。
“那么我请问你，洛夫金先生，根据你了解的情况，这些打印材料中究竟有没有我要的数据？”
“有。”
“这么说来，你把它找出来不就成了嘛！”
“你要是闭一会嘴，我就能找出来。”他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朝我咆哮，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我可是没有接到要我闭嘴的命令哪，洛夫金先生。”
德拉蒙德站了起来，伸出双手为他辩护道：“法官大人，我必须公正地指出，这位证人正在努力找出这些数据。”
“德拉蒙德先生，证人有两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他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他肯定能读懂这些数字。驳回。”
“先把打印材料搁一搁，洛夫金先生，”我说。“在一般年份，保单与索赔之比是多少？告诉我们一个百分比就成。”
“一般地说，索赔的数目占保单的8—10％。”
“那么最终拒赔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大约10％左右，”他说。他虽然突然又有了答案，但他把这些答案告诉我们，却决非心甘情愿。
“一般索赔的金额是多少，赔给也好，拒赔也好。”
他久久地思索着。我想他是准备豁出去了。他只想快点结束，走下证人席，离开孟菲斯。
“每件索赔平均约5000美元。”
“有些索赔的金额只有几百美元，对吗？”
“对。”
“而另外一些则达到几万美元，对吗？”
“对。”
“所以很难说平均是多少，对吗？”
“对。”
“那么，你刚才告诉我的这些平均数和百分比，在整个保险业当中都是基本如此呢，还是大利公司一家独有的？”
“我不能代表整个保险业讲话。”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啰？”
“我没有这样说。”
“那么你是知道啰？那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的肩膀向下塌了一点。此人恨不得马上能离开法庭。“我得说这些数字在全行业中是相当普遍的。”
“谢谢你。”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我在此故意停顿了一会，看了看笔记，接着转身朝戴克挤了挤眼睛，戴克立即悄悄溜出法庭。“最后还有一两个问题，洛夫金先生。你有没有建议杰基·莱曼西支克离开大利公司？”
“我没有。”
“你对她的表现作何评价？”
“一般。”
“你知不知道她为何被降职，不再担任高级理赔员。”
“据我记忆，这和她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有关。”
“她辞职的时候有没有领到解雇费？”
“没有。她自动离职的嘛。”
“没有任何补偿？”
“没有。”
“谢谢你。法官大人，我对这位证人没有其他问题了。”
德拉蒙德此刻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现在对洛夫金进行直接诘问，而不提出诱导性的问题；他也可以等到以后再向他发问。现在既然已毫无办法拉洛夫金一把，我想德拉蒙德肯定会让他尽快离去。
“大人，我们准备把洛夫金先生留到以后再问。”德拉蒙德说。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