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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退回太行山，还是坚持在鲁西南战斗，摆在刘邓大军前面的路有两条。
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手下战将开会。这是一次艰难抉择的会议。
刘伯承分析目前所处的严峻形势说：“要粉碎敌人的钳形攻势，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趁敌人东西方向尚未合拢之时，各路敌军仍处于分散之机，必须先将其中一部歼灭！”
邓小平走到地图前说：“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尔后再寻机南下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样一来，势必增大对陈毅、**的压力，对全局不利。二是，我们咬咬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但陈毅、**他们那边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是以第二个方案为好。”
刘伯承一笑，幽默地说：“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我们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我们吃。来而不往非礼嘛，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子吃哟！”
然而，会议气氛十分反常。除了两位主帅一唱一和外，参加会议的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芝等，都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邓小平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后，丢出了一句掷地的“炮弹”：“如果不打，我们回太行山去！”
刘伯承不再幽默，而是严肃地接过政委的话题：“回太行山，敌人还允许不允许我们回去呢？”
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们，有的抽烟，有的低着头。他们确实不好表态啊！兵力悬殊太大了！刘邓大军只有5万人，人家国民党军压过来足足有30万人啊！
这时，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铿锵有地说：“我主张打！”
王近山打破了僵局，“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们六纵，比起二纵，三纵，七纵来，是个年轻的纵队，拿我们去和敌人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拿我们去拼！”
王近山是位血性男儿。他圆睁一双虎眼，继续亢奋地说道：“我们先打，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
全场肃然。
这时，杜义德站了起来。他敦实的身子，满脸的豪侠之气，犹如一尊铁打的金刚。他没有说话。其实，他无需说话，只要紧紧地站在王近山身边，就足够了！
一对主官，能够站在一起，是多么重要啊！
从此，王杜这对“黄金搭档”的消息开始传开。
邓小平激动了，手往前一指，说：“我支持你，你打！”
“政委说了算，你打！”刘伯承站起了身，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出了他对这次大战的构想：“西路之敌，数量虽多于东路，但多为杂牌军，其中，只有赵锡田的整三师是惟一嫡系。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刘峙有师生之谊，所率整三师号称‘能攻善守，所向披靡’。如果打掉整三师，破其西路主力，则可断其西路大钳，剩一只跛钳的敌人，必将不战自乱。”
此役，后来被称作为“大杨湖战役”，众多史书则干脆就说“血洗大杨湖”。
确实是血洗大杨河啊！六纵在此役中牺牲三分之一兵力，其中一个团仅剩五分之一兵力，但整个战役歼灭1个师部和4个旅共1。7万人，其中俘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中将以下1。2万人。当时的《解放日报》社论评价说：“这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佳话之二：大杨湖战役之后，杜义德和王近山率领六纵穿插上官村，活捉国民党军第一Ο四旅正副旅长杨显明、李克源两位少将。兵锋过宁陵、亳州，吃掉了国民党军暂编第四纵队，把纵队司令张岚峰尸首移了位。
时间很快到了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向红色首府延安进攻。为了策应中央，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却出了车祸。杜义德赶到野战医院，王近山握着杜义德的手说：“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人了！”
杜义德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杜义德没有食言，一年后，王近山回到六纵时，部队在大别山已站稳了脚跟。
千里跃进大别山，令杜义德终身难忘的事，则不是沿途的艰险历程，而是到了大别山后，如何坚持大别山斗争。进大别山前，**曾估计过可能出现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站，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说：“要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两种前途。”
杜义德率六纵从1947年8月7日夜开始向大别山进军，到8月27日部队全部进入大别山，接下来，是如何实现“付了代价站稳了脚”的问题。为此，杜义德用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心血。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它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岂能容忍在他的卧榻之侧有鼾声？因此，从1947年9月上旬，命令7个师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对大别山包抄过来，妄图趁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赶出大别山。杜义德根据刘邓的命令，指挥六纵与兄弟部队一道，在商城之北的河凤集和商城之西的中铺地区打了两仗之后，六纵要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军。
10月26日，杜义德让纵队先遣队赶到高山铺西山，趁敌不备，抢占了李家寨和马骑山，迅速构筑工事，从而扎死了“口袋”。27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师八十二旅发觉不对劲，开始向东进攻，企图夺路逃命。此时，哪里还逃得掉，杜义德命令部队狠狠地打。结果战斗到10时许，国民党军八十二旅1。26万人全部被歼，还击落了一架敌机，俘虏了4000余人。
高山铺战斗后，已近初冬季节，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部队仍然穿着单衣。严冬将至，何以御寒？事后，杜义德回忆说：“晋冀鲁豫老区虽已做好了十几万套棉服，因无法运送，可望而不可及。刘邓首长指示，当务之急是发动部队，自筹自缝，解决冬衣问题。我要各旅按照分配的地区，采取向地主征集，向商家和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借条进行筹借的办法（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偿还了借据折合的款项），筹集布匹棉花。发动干部战士动脑子，想办法，用稻草灰代替染料，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上下一齐动手缝制棉衣。尤其是刘邓首长自己缝衣，刘司令员教干部、战士用搪瓷碗扣在布上挖领口的消息传到部队，更加激励了我们干部战士克服困难的信心。经过努力，全纵干部战士终于很快穿上了自己做的棉衣。虽然我们的棉衣经雨一淋，太阳一晒，变得灰不灰，花不花，五颜六色，但由于棉衣是我们克服了困难，自己动手制作的，战士们穿上它，仍感到非常自豪。”
一年后，王近山伤好归队，杜义德和王近山联手率领六纵，用“猛虎掏心”战术，打下历史名城襄阳，接着，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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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军首任军长杜义德（4、5）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序列。二纵和六纵分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六纵政委杜义德和司令员王近山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并分别兼任第十军和第十二军军长。杜义德成了第十军首任军长。
一般而言，在全军统一编制时，多数首任军长都是由纵队司令员改任为军长的，而杜义德却是另一个纵队的政委，当上了首任军长。个中故事值得一说。原来，二纵改称第十军时，二纵司令员陈再道调往河南军区当司令员，空缺出来的第十军军长位置，便由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了。第十军首任政委是王维纲。六纵的老人们说：“王近山是铁打的司令员，杜义德是硬邦邦的政委，六纵的成长和王近山、杜义德的亲密搭档是分不开的”。他们还说，“杜义德之所以能兼任十军军长，与他一人率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所展示的军事才干是分不开的。”
杜义德到第十军工作，与王近山分手三年后，在朝鲜战场又成了一对“黄金搭档”。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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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四上甘岭战役最困难的时候，
杜义德对王近山说，把我们的老部队拉上去
十军军长杜义德和政委王维纲率部队参加渡江战役后，一路追击，至1949年5月，京沪杭战役结束。7月18日，二野为贯彻**提出的“大于回，大包围，断敌退路，然后回打”的作战方针，下达了进军西南的作战命令。杜义德和王维纲接到命令后，立即动员部队，率第十军从浙赣线的金华、兰溪等地北移至安徽安庆，并在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进军西南的誓言大会。接着，十军在杜德义、王维纲率领下，西进郑州，集结桃花源，随后穿过长沙，抢渡乌江天险，再过赤水河，北渡长江，完成“关门打狗”大战略。
1949年12月，部队发起了成都战役，杜义德和王维纲又率领第十军再次起程，与多路解放军逼近成都，最后使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3月，杜义德兼任川南军区司令员，指挥川南剿匪，消灭了10万土匪。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全面爆发。不日，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台湾，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畔。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志愿军第三兵团赴朝作战。因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援越抗法回国不久，又有严重伤病，经批准暂时不进入朝鲜，由王近山代兵团司令员、杜义德代兵团政委，率第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入朝作战。一对“黄金搭档”再聚首，并在上甘岭战役中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上甘岭战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都说是十五军打的，直到档案解密后，才对外宣布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队还有十二军。为什么十二军要参加上甘岭战役？十五军战前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些故事里与杜义德有什么关系？
要弄清楚这些故事，还得先说说杜义德力保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故事。
上甘岭战役前夕，在国内的“三反运动”的影响下，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也展开了这场运动。“三反运动”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打老虎”运动。所谓“老虎”，就是贪污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是要枪毙的；贪污一千元的，叫“小老虎”，是要挨处分的。
没有想到，十五军的“三反运动”走了火入了魔，把军长秦基伟当成“大老虎”，要拉出去枪毙。
“乱弹琴！”三兵团副政委杜义德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军里：“不许胡来。我马上到十五军来！”
杜义德赶到十五军，立即召开军党委会。杜义德以兵团党委的名义做了结论，划定秦基伟、谷景生等军领导既不是“大老虎”，也不是“小老虎”。杜义德严肃地说：“坚决制止‘三反运动’的‘扩大化’。我们到朝鲜来是抗美援朝的。大敌当前，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抓战备和训练。‘清理内部’工作也要搞，但是不能影响大局。再说，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都是经过**和中央军委批准的，不允许通过军党委的改选进行随意变动。”
十五军的“扩大化”风波平息了。秦基伟率领十五军接着上上甘岭打“真老虎”。
“真老虎”自然比“假老虎”难打。1952年10月8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作战”，先后使用了11个步兵团、300余门大炮、170辆坦克，对上甘岭地区发动了连续猛烈的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以南两侧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想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十五军在秦基伟指挥下，率先依托坑道进行了防御，顽强抗击，反复争夺。时间很快到了10月18日，美军开始进行“赌博”，投入的兵力加码又加码，志愿军十五军明显感到了压力。在兵团部坐镇指挥的王近山和杜义德眉头紧皱。杜义德说：“老王，我看，我们还要‘加码’，下决心把我们的老部队十二军拉上去！”
王近山点头同意。十二军参加上甘岭战役的报告很快报到志愿军总部，并得到批准。时间就是生命，十二军立即投入战斗。最后，上甘岭打到11月25日，打得美军心惊肉跳。此役，美军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山头被削低一米。但王近山和杜义德指挥三兵团所属部队十五军、十二军，打跨了敌人数百次冲击，歼敌2。5万余人，彻底打破了美军“想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美梦。
杜义德在上甘岭总结会上，没有说更多的话语，而是回忆起了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杨春光、伍先华等为上甘岭战役做出伟大贡献的英雄们。他说：“他们都为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牺牲和贡献，还有三兵团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没有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胜利都是大家的一分光、一分热所聚集起来的，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同志的。”
是啊，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英雄们的！更不会忘记直接指挥上甘岭战役的部队最高军政首长王近山和杜义德。
节五南疆有战事，邓小平说：
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上有杜义德，我很放心
1954年，杜义德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杜义德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委。1959年11月，杜义德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1960年7月，杜义德就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从此，杜义德在海军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
1979年初，南方战事紧。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自卫反击战会议，会议开到深夜时，邓小平说：“地面部署没有问题了。还要注意敌方从海上搞我们一家伙。”说完，邓小平的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扫到当年六纵政委杜义德脸上时停了下来，说：“杜义德，我看你去一趟吧！”
邓小平择将，一言九鼎。杜义德担任了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
次日，杜义德赶到南宁。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广西前线总指挥，坐镇南宁。红军时期，杜义德是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两人碰头研究作战计划完毕后，许世友设宴招待杜义德。
“把杯子撤了！”宴席一开始，许世友就大声喊服务员，“拿大碗来。”
杜义德没有许世友的酒量大，但战前喝酒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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