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日本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米内光政毕竟同一般的日本军官不同，他的目光看的更远。他深知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表面上风光的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海军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首先日本并不是很发达的经济就严重限制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如果勉强将战争规模扩大到经济所能适应的最大限度，日本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规模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再打下去的话非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还会因此而拖垮日本的经济。
也难怪米内光政会如此坚决地要结束这场战争，此时日本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计，由于战争久拖未决。战争规模反而不断地扩大，所以导致日本的财政濒于崩溃。占预算支出70％~80％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使国家支出与年俱增。
1936年到1940年4年度间，日本预算支出累计达488亿日元，较前5年的累计额107。55亿日元增长近4倍，这引起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总额由1936／1937年度的20亿日元，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58亿日元；按户数平均计，每户税收负担更增加了2倍以上。
如此高额的赋税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1937年后日本国内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商品周转额又急剧减少。继续扩大税收额已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公债和纸币的发行。
1931年日本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亿日元。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更是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的强制推销。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七七事变后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在此期间，日本的货币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商品的正常流转，曾遭到以民政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的反对，成为统治集团内讧一度尖锐化的原因之一。纸币的急剧贬值，是对广大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夺，并引起包括军需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暴涨，从而又不断地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米内光政看来，日本现在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这场并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积累的黄金外汇储备全部见底，支出军费高达至少400多亿日元，可以建造整整400艘大和级军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将可以预见的可观的收益全部变成了消耗的枪支弹药，再这样下去日本必将被这场战争拖垮。
米内光政的话引起了一大部分参加御前会议军政官员的共鸣，尽管陆军方面依然不同意停战，但是绝大多数的政客们却意识到了危机，日本确实不应该再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了。
相比于军人，政客们更明白战争的内在含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不是为了打着好玩儿，而是为了利益。秉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太多，那么你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少，所以很多政客开始出言支持米内。
其实这个道理他们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之前他们总认为大日本帝国是战无不胜的，今天每多投入一日元，那么以后将会得到无数日元的回报。然而无情的现实将他们的奢望全部击碎了，中国第八战区的强势崛起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击，令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越来越小，现在中国人甚至可以在正面战场正面回击日军的挑衅，并且还能战而胜之。
华北方面军的惨败让日本原本狂热的野心和不理智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一下，让他们知道日本还是那个像条虫子一样的小岛国，还不能一下子就把中国吞掉。
况且除了财政危机之外，日本想要继续打下去还必须要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同样还要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对外依赖度为：铁矿石52。3％；铁矾土100％；橡胶100％；石油80％；盐63％；棉花及羊毛99。9％；废钢铁67％；铜。铝。铅锌等均为一半及一半以上。日本扩充军备；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虽然使军事重工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如钢材产量1929年为203万吨；至1936年为410万吨。煤产量1931年为2800万吨；1936年为4100万吨。
重工业发展必然离不开石油，毕竟没有石油这种工业血液。想要发展重工业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这段时间日本石油进口也为之大增；即从1931年的228万千升增长至1936年的451万千升；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大增；1936年1…6月；出超2。7亿日元；而1937年的同期；则入超6。2亿日元；3…7月的黄金输出额为3亿日元。
1936年全年；日本入超1。29亿日元；扣除对伪满的出超2。46亿日元；实际入超达3。76亿日元；1937年的入超达6。38亿日元；扣除对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的出超3。21亿日元；实际入超9。59亿日元；而到了1939年；在大幅度的削减了民用物资进口之后；日本的进口为29。18亿日元；出口为35。76亿日元；但扣除对无法获取黄金外汇的“日元圈（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进出口；进口为22。35亿日元；出口为18。29亿日元；日本经济力的不足；在1939…1940年度即开始表面化。
首先出现的是粮食供应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为8千万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万石；而在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本土每年仅需从台湾、朝鲜输入1300…1400万石大米；而此时；由于战争的因素；日本本土的粮产量自1939年起即一直在下降；自台湾；朝鲜输入大米由于战争及当地的军需等因素；输入额逐年下降；1938年为225万吨；1939年为145万吨；1940年则为48万吨。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为此想尽了办法；下令农民要将生产的大米及麦子等粮产品；除自己食用及种子外；都要以官价卖给政府；实行粮食配给；禁止一般的饭店；餐馆出售米饭；大力宣传食用代用食品；规定早饭不能超过1日元；中饭2。5日元；晚饭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万石的缺口；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2亿日元的外汇向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进口了800万石大米。
紧随粮食危机而来的是电力与煤炭危机；由于煤炭不足；发电量只能满足80％的需求；到1940年；日本所控制的资源只能满足煤炭需求量的88。3％；石油的18。4％；铁矿石的42。4％；铜的43％；铝的15％；铅锌的18。4％。
而要得到这些资源；一种办法是通过贸易进口；在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银行的黄金储备额包括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在内不过13。5亿日元；而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国硬通货储备为1400万日元；又借得外债8亿日元；合1937年日元价为28亿日元；在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下；日本在1936…1941年的国际收支逆差达50亿日元；黄金外汇已所剩无几；以至日本不得不开始动用战略储备物资；而日本采取的扩大出口；压缩进口；掠夺占领地；对外借款等各种办法均已无效。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外贸环境这几年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陈锋的强势干预，在大量地利益面前一直支持日本的美国悄然转变了政策，对日贸易逐渐规范化严格化，几乎所有涉及到战争的战略资源全部列入了禁运品，甚至于半年前连粮食也成了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令日本极为恼怒。
失去了美国这个奶妈，日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挨饿受冻那是必然的。之前这些危机全部都被陆军辉煌的战绩所掩盖着。现在把这个盖子掀开了。所有的日本人都顿时傻掉了，同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大日本帝国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和那一百五十万军队了，是打是和已经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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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二章：日本要和谈
其实米内光政等人反对战争扩大化还有这更深层次的担忧，板垣征四郎提出的那个加强与德意两国的联系，甚至缔结军事同盟的方案虽然暂时没有通过，但是支持的人却不少。米内、山本、井上等人认为，如果ri本同德国缔结同盟或进行协商，不久将有诱发ri美战争的危险，如果ri本一旦卷入对美作战的漩涡，则是相当危险的，也是ri本海军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国策上还是战略上考虑，都必须反对与德国缔结同盟。米内、山本这几个月旗帜鲜明的反对，阻止了加强ri德协定提案的进一步升级，暂时将ri本从陷阱中拯救了出来。
在大量地数据面前，陆军方面被米内、山本、井上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尽管他们依然不同意与中国进行和谈，但是包括首相近卫文磨在内的很多高层已经认同了米内光政等人的建议，因此接下来的事情就成了该怎样与中国谈判，大ri本帝国的底线是什么？
与中国谈判也不是一个轻松活，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ri本也不是没有与中国zheng fu接触过，但是每次谈判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谈判结果如何ri本方面没有太大的把握。
经御前会议决定，情报部门先派出一名大佐或者大佐级别以下的军官与中国zheng fu进行有限的接触，如果中国zheng fu对和谈有诚意，那么双方再进行更高级别的谈判。但是和谈必须要迅速，决不能与支那zheng fu扯皮，因为帝国拖不了多长时间。
在ri本高层的指示下，ri军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秘密在香港会面，ri本方面与chong qing的接触自此开始。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的。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chong qingzheng fu的意向。
事实上与铃木卓尔中佐会面的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是由军统局的特工假扮的。对于和ri本和谈老蒋心里颇有疑虑。其实从37年开始，老蒋就一直试图与ri本人接触，在铃木卓尔中佐之前国民zheng fu已经与ri军进行过两次秘密谈判了。
第一次是1938年的“宇、孔秘密谈判”，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ri本进行的“和平交涉”；而且这次双方派出的代表的级别都不低。国民zheng fu这边派出的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孔祥熙。ri本那边派出的是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当时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可以说那次和谈是两国外长级别的交涉。
对于那次和谈老蒋期望最高，毕竟他本人和宇垣一成私人关系不错。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ri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顾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ri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ri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同时提出希望可以与ri本进行和谈，甚至于也以让亲ri派首领汪jing卫作为谈判大使。
对于国民zheng fu提出的和谈请求，ri本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甚至拒绝让汪jing卫担任和谈大使，宇垣在答复国民zheng fu的新建正是这样说的：“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ri派巨头。ri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ri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同时宇垣指名要“与ri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1938年6月26ri，“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ri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ri本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六个要求：（一）承认满洲du li；（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ri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ri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由于当时武汉会战烟云正急，所以急切谋求妥协，因此对于ri军提出的要求国民zheng fu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满洲du li”问题上对ri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ri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几乎全盘接受了ri本人的条件。
只不过孔祥熙又从中国的国内局势提出了一些请求：“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du li，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时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ri赔款。”
其实国民zheng fu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最后又ri本试图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zhong yangzheng fu“屈服的条件”之一。经过双方的多次会晤，最终ri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
为了促成这次和谈国民zheng fu甚至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ri本方面断然拒绝。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ri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ri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最终这次谈判无疾而终。
第二次谈判是1939年老蒋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ri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1939年1月，老蒋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ri，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ri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3月16ri，宋美龄莅港指导。17ri，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平等互让；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领土（完整）主权（du li）；
（ri本）撤兵；
签订防共协定；
中国赞成经济合作；
不追究维新zheng fu、临时zheng fu人员的责任；
对满洲另行协定。
3月24ri。ri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ri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ri”改为“排共亲ri”，首先讨伐**，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ri力量ri益壮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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