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拿起弓。瘐公之斯说：“我的箭术是向尹公之他学来的，尹公之他的箭术是向你学来的，我不忍心用你传授的箭术来伤害你。不过，今天事，是国家的事，我也不能这样算了。说完，抽出几支箭，在车轮敲掉箭头，连射了四支，就回去了。”
说到这里，故事戛然而止。至于这段故事同远古的后羿故事有什么关系，同当前的辩论有什么关系，孟夫子不加解释。让听众自作结论。
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后羿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子濯孺子选择正派人传授箭术，而后羿却选了个不正派的人接班。但是，孟夫子并没有这样说，这时听者跃动的思维就该得出的结论。这，就叫做“引而不发”。
还有一次，孟夫子到平陆，对平陆邑的长官孔距心说：“长官，假如你的战士，一天三次失职，你是否开除他”
孔距心说：“不必等到三次。”
孟子说：“那么，你失职的地方就太多了。在荒年，你手下的老百姓，老弱者死在沟壑的，青壮年流落他乡的，将近千人呀”孔距心说：“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
孟子说：“替别人放牧牛羊，首先，就应该找到牧场和草料。如果找不到，是把牛羊还给别人呢，还是站着看它们饿死”孔距心说：“如果这样说，我孔距心确实有罪。”
后来，孟夫子见到齐王，说：“你的城邑长官，我结识了五位，敢于承认错误的，只有孔距心，让我讲给你听。”
故事刚一讲完，齐王说：“哎呀，孔距心犯的错误，也就是我犯的错误啊”
奇怪的是，孟夫子并没有直接指出齐王的错误，孟夫子引而不发，齐王对号人座，既省去许多口舌之劳，又避免了披鳞捋须的危险，岂不是很好吗
曳尾途中
史记记载有庄子不相楚的故事，庄子。秋水中有时这一事件的具体描写：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告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段话极富庄子风采，既见智辩之机敏，又见设喻之巧妙，寥要数语，情理尽在尽中。宁可垂钓水滨穷居悠然，也不愿为相楚国身居庙堂，这与许由并无二致。但庄子作辩，却异于许由，他并不直言尽说，究理析意，而是巧妙地借用比喻，预设机巧，使对方不自觉中为其所伏。庄子指出，神龟珍藏楚宫，楚王对之爱赏不已，但毕竟它失去了生命失去了自由，两者相较，神龟当然选择曳尾涂中，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庄子回答楚大夫：”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避世全身的人生哲学，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其实，这里还须注意的是，不但通过言辩来说明思想，而且还通过行为来体现情性。“庄子钓于濮水”，首先以渔翁的形象出现，实在是含有一种寄寓。在中国文化中，自从屈原既放行吟江泽，遇上了第一个文献可征的渔父之后，渔父这一形象便成了遗世**、眼脱世俗的象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渔父所表现的那种对人生大彻大悟的境界，一直是永恒向往的梦幻，既代表了在黑暗压抑之中，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求得安宁的心灵的桃花源，又点燃了企图超脱俗世纷扰、保持人格**的人性的烛光。既是逃逸，又是挣扎反抗。它出现在庄子笔下，自然就更增加了一层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意味。
杀父乃可
晋书载：阮籍“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
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意谓：杀自己父亲尚且说得过去，怎么竟杀起母亲来了。阮籍此说，有悻人伦，自然是当时礼法名教所不容许的，所以”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不若。众乃悦服。“魏晋名士多喜欢出语惊人，而阮籍又素藐视礼法，故其惊人之语，往往与礼法抵牾，但妙在阮籍高才，尤善奇辩，先称杀父乃可，己是奇语惊人，以致满座为之动容，但自己却从容不迫，等到司马昭追问，这才进一步以禽兽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为辩，反称杀母者禽兽不如。此处已是暗换前提，然于辩解之中，却自有妙致。
何必量大
赵至字景真，出身微贱，14岁起便追随嵇康，是嵇康的热烈崇拜者和忠实弟子。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甚盛，稽康曾评价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度量狭小。”意谓赵景真眼目明亮，看事物比较分明而深刻，有战国名将白起之风度，但度较小，不足以成大业。赵至闻后，接口申辩：“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夏之气，何必量大，但问识如何耳”意谓勾尺虽小，但度量无穷；竹管有限，但能知气音变换。推及人的度量，并不一定要大，而要看他见识如何。言外之意，大而无识亦属枉然。这次辩论，显然嵇康失败了。因为就清谈玄理的主旨来讲，赵景真比之于嵇康，更接近于对本体的认识，虽然他与桩康相比，只是认识深浅的不同，但就倾向来讲，他比嵇康更注重内在，所以他才可取胜。
歪引文章辩也奇
1935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法国主考人向年轻的陆侃如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孔雀东南飞这首诗里，为什么不说孔雀西北飞，陆佩如先生应声而答：“西北有高楼”主考官本是歪问，陆侃如确实妙答，因为古诗十九首里有这样的诗句：“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陆先生的意思是，西北方向有高耸入云的高楼阻挡，孔雀飞不过去，只好向东南方向飞去了。
这便是奇特的引经据典。严格意义上引用自然要注意涵义的准确性及说明问题的充分性，与原文不相一致是不允许的，但是，因为许多的论辩本身带有随意性，故而，任意的引用有时竟也能产生亦庄亦谐、雅趣化俗的新奇效果。如三国时秦宓智答吴使、天头天尾、天姓都能引得头头是道。令众人大为叹服。
摩门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主张一夫多妻制。一次马克。吐温与一位摩门教徒就一大多妻问题展开争论。教徒说：“你能在圣经中找到一句禁止一夫多妻制的话吗”
“当然可以，”马克。吐温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说：”谁也不许侍奉二主。“这是马克。吐温在歪引圣经。
明代福建莆田的戴大宾，13岁就考中举人，被人誉为神童。有位贵老爷不知底细，出一很简单的对联考他：风鸣；大宾脱口回答：牛舞。
贵老爷一听糊涂了，“牛怎么会跳舞呢”大宾解释说：“古书讲百兽率舞，难道不包括牛呀”
这是大宾趣引古书，而且还包含一个完整的逻辑三段论。清代黄图的看山阁闲笔讲到。
一位客人问主人说：“我听说，居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你的住处怎么没有竹子呢”
主人说：“我胸中有竹，不必再种了。”
客人十分奇怪，问：“你胸中怎么会有竹子呢”
主人说：“你没听说过吗前人有一首诗说：”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这不是胸中有竹子吗“
客人大笑说：“那说的笋。”
主人说：“这就对了，没有笋，哪有竹子。”
这是主人臆引前人之诗，却颇有些洒脱的风度。
宋朝皇帝宋真宗也时有雅趣。一次在酒席宴上，宋真宗举杯问近臣：“唐朝时酒价如何”
众人瞠目结舌，惟有一个叫丁晋公的上前奏道：“每升三十钱。”
皇帝很奇怪。
丁晋公从容回答：“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
由此可知，唐时酒价每升三十钱。“皇上大喜，谓左右曰：”杜工部诗可为一时之史。“当然，也有因谬引而志奇的。善谑录中写了个爱开玩笑的动先生，云：动先生于国学中看博士论难云：”孔子弟子达者有七十二人，“动先生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着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曰：”先生读书，岂台不解孔子弟子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知之“动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岂非七十二人“坐中大悦，博士无以应对。
酒桶里的第欧根尼
第欧根尼一公元前323年是一位古代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一位首领。这位历史上的奇人最奇怪的举动便是爱住在酒桶里生活。
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来到科林特市，见路上有一大桶，内往一个穿着破烂衣裳的人，正要把一个喝水用的杯子扔掉。亚历山大断定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奇人第欧根尼。原来，第欧根尼主张人要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像动物那样在大自然中生活，不需要一切人工制造的东西。他所以要把杯子扔掉，是为了证明人完全可以依赖自然生活。
亚历山大大帝说：“你一无所有，哪里是什么学派的首领，像个奴隶。”
第欧根尼回答：“当奴隶有何不好我曾被人揪住带到奴隶市场上卖过，我当时就是奴隶。市场上卖奴隶，要了解奴隶的特长，有人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的特长是当主人。我的话在市场上一传开，顿时把前来买奴录的人都气跑了，其实，当个有做主人特长的奴隶，不是很好吗”
第欧根尼回答问题的机智特别，给亚历山大大帝留下深深的印象。亚历山大大帝碰上这等有趣这人，下决心要帮助他。
“你有什么要求请讲，我一定满足你。”
第欧根尼躺在酒桶里伸伸懒腰，说：“我只要求你让开，因为你遮住了我要晒的太阳。”
亚历山大大帝听罢，感叹道：“我若不是国王的话，我去做第欧根尼。”
非常寻常的言语对一个万人之上的君王有如此的魅力
像这类既富有哲学哲理，又似乎荒诞可笑的言语，第欧根尼还有很多。
例如，关于人生哲理的：第欧根尼其实在讽刺当时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称得上叫“人”的有德行的人。
这种奇语，既简单又复杂，既通俗又深刻。第欧根尼有许多几乎是诗句的回答，处处闪烁哲理的光芒。
有人问第欧根尼：“世界上什么最难”
“认清自己和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这样回答。
又有人与第欧根尼谈起一位财主，问第欧根尼他是不是富有“我不知道，”第欧根尼答道，“只晓得此人有很多钱。”“那你就是说他是富翁啊”
“富翁与很有钱不一回事，”第欧很尼说，“真正的富翁是那些完全满足于其所有的人；而竭力追求更多地占有，要比那一无所有而泰然处世的人还要穷困。”
在这里，第欧根尼巧妙地避开回答“富翁”和“很有钱”的经济价值上的概念夫联，而对其进行了哲学概念上的深层揭示，有力讥讽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倾慕财主的庸俗倾向。
第欧根尼，人类的奇辩之才
人的尊严
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沙皇，然后昂首站立。
沙皇望着文武百官把腰弯成虾米，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的情景，对这个陌生人不由大怒。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谢甫琴科。”
“你怎么胆敢不给我鞠躬我是至高无上的沙皇，吾土吾民谁见我不低头”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这个穷酸诗人谢甫琴科这下可要犯死罪沙皇气得满脸通红。
谢甫琴科镇定自若，平静地间沙皇：“是不是您下命召见我的”
“是呀，”沙皇冷冷一笑，“这与不鞠躬没什么关系吧”
“不，不。”谢甫琴科一字一顿，“是您要见我的，不是我要见您。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给您低头弯腰行礼，您如何认识我的容貌呢”
沙皇无言以对，只好按下火气。
凡事都有因果，正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当沙皇的也不好加罪了。
只要能抓住根由辩论，因势利导，便能化险为夷。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谢甫琴科的例子。齐宣王是个骄横、喜欢虚荣的人，据战国策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召见颜斶，便碰了一个软钉子。
齐宣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露出骄横之态呼道：“斶，走过来”
颜斶对此很不满。他也学着齐宣王那高贵的样子，竟然对齐宣王呼道：“王，走过来”
齐宣王气得发抖。
左右侍臣慌了，对斶喝斥道：“王是人君，你是人臣，王叫你过来，天经地义：你叫王走过来，难道可以吗”
颜庙不慌不忙辩道：“若论道理应该可以。我若走过去，是仰慕王的势利；而我呼王过来，则是让王表示趋奉贤士。我觉得与其叫我做仰慕势利之事，倒不如让王做趋奉贤士的好君王”
齐宣王尽管心里明白，但面对颜斶这等爱君爱国的高论也不好发作。一场险情就这样过去了。
在法国，文艺夏兴时期也出现了一位极其高做的作家，叫法朗索阿。拉伯雷，他甚至在教皇面前也果持了人的尊严。有一次，他给巴黎主教当私人医生，随主教出访罗马，进谒教皇。
一见到教皇，那位主教大入便主动前去吻教皇的脚。这是因为当时的教规规定各国使臣见教皇一律要吻教皇的脚。
拉伯雷这时却远远地躲开了。
有人怕拉伯雷触怒教皇，便好心地劝他：“这是礼节，还是去应付一下好。”
拉伯雷笑嘻嘻他说：“我不能模仿主教大人。他是公侯，我不过是个僧侣。”拉伯雷接着还幽默他说：“我等待着，如果有谁要是脱掉教皇的裤子替他洗洗屁股，那么我再去与他接吻。”
拉伯雷不肯吻脚，当然不是纯粹的嘻闹，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拉伯雷在“神”的面前捍卫的是人性的尊严。
拉伯雷的故事，不由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位倔强的音乐大师贝多芬以及“贝多芬只有一个”的传说。
音乐大师贝多芬有段时间住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那天，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
这些人便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的维也纳，尽管人民饱受战火之灾。但音乐气氛很浓，尤其是音乐表演还是经常进行的。所以，贝多芬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只是贝多芬从不献媚于任何贵族，从不低下他那狮子般的、海浪怒啸服的头颅。这几位军官怀着敬仰之意，请公爵出面让大名鼎鼎的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
贝多芬断然拒绝公爵的请求，他不愿为侵略者演奏一个音符。
公爵见请求不成，便改为要求，公爵以为寄人篱下的贝多芬，不会不识时务。
“贝多芬先生，我要求你这样做”话语变得斩钉截铁。
贝多芬愤怒极了，他一声不吭，猛然推开客厅门，冒着倾盆大雨愤然离去。
贝多芬回到住处后，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送给他的胸像摔个粉碎，接着还感到余意未尽，欣然挥手写了一封信：“公爵，你之所以成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