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次，商鞅主要颁布了早年魏国李俚的《法经》，但补充了一条：连坐法，且轻犯重刑。至于此前的《垦草令》则继续施行，并加以升级，确定以“农”为本业，而以商业为末业，对农耕方面也陆续补充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当然，也继续“愚民”，干脆直接烧掉儒家圣典…
在军政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禄袭制，并以军功授爵，而止私斗，颁布了按军功赏赐的十二等爵制…
而户籍方面也作了改革，男子一旦成年，必须和父母分家，如此一来，税收及兵源均得以扩张，而秦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也更为强大…
数年后，秦国迁都咸阳，而孝公看着变法大有成效，于是又令商鞅在此进行第二次变法。
这一次，彻底废除井田制，改土地为私有，并许自由买卖；废除分封制，而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设县令、县尉之职；统一度量衡；户籍方面继续细化，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变法之后，秦国大治，诸侯毕贺，天子致祚，而后来之始皇，横扫**，一统宇内…
商鞅功大矣！
商鞅变法，最后商鞅为何逃跑，又是怎么被捉住的？
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在河东岸门取得一场小胜之后，不久便离开人世，太子秦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
秦孝公是一个标志人物，在他的坚持下，秦国实行了军国奴隶主义，提高了军力，走上一统天下的漫漫长路。
秦孝公去世了，有些事必须重新洗牌，有些人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相国商鞅，无疑是首当其冲需要重新定位的人。
商鞅的封地是六百里商於之地，有十五座城邑。在俘虏魏国公子卬之后，商鞅得封商君，封地在商於之地，名至实归。
商於之地由商密和於中两个地块组成，早在秦穆公时期，楚国就在商密筑城，晋国在於中筑城，针锋相对。
到了邲之战，楚庄王击败晋国称霸，晋国将於中献给楚国，六百里商於之地成了楚国一个整体地理单元。
后来楚国被吴国攻破国都，秦国派大军帮助楚国复国，作为回报，楚国将商於之地赠给秦国。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号称六百里之大，在秦岭东部，位于秦、楚、魏三国交界地带，战略地位重要。
商於之地海拔很高，南北两头都依仗险要地形修筑了要塞，如果有几万兵力镇守，绝对可以自成一国。
不过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封地不如秋时期有完整的自主权。战国的封地多是食邑，战国早期封君可以掌控一些戍守军队，到后期完全与军队划清界限。
商鞅拥有这么广大的一块封地，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商鞅入秦这近二十年，一直过得很辛苦。
商鞅入秦的前两年，不得秦孝公重用，郁郁不得志。等到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鞅手中有权了，却发现变法的阻力非常大。
反对商鞅变法的秦人，除了秦孝公，自上而下，几乎所有秦人，都囊括其中。
秦国的大臣当中，甘龙和杜挚是坚定反对商鞅变法的，他们的理由倒是比较高尚，认为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是愚民苦民之策。
朝堂之上除了大臣，秦国宗室也极力反对商鞅变法，因为变法削弱了贵族的势力。与其说他们反对商鞅变法，不如说他们反对变法，因为战国时代的变法，首当其冲就是要削弱贵族的利益，将权力集中到国家和国君手中。
秦国朝堂大臣和宗室一直反对商鞅变法，若不是秦孝公鼎力支持，商鞅变法随时可能被叫停。
不光是上层，秦国的普通百姓，也对商鞅变法怨声载道。因为商鞅变法剥夺了他们宁静的生活，绝大多数秦国男丁被武装到军队，造成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商鞅在秦国的子一直不好过，朝堂中的大臣没有一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起初秦人只是排斥他，随着变法的深入，想杀他的人越来越多。
商鞅是非常聪明的人，怎能不知很多人杀他。他的应对办法，便是雇佣一批武力高强的勇士，贴保护自己。
自从得封商於之地，有了自己的食邑，商鞅府中的金库便非常充足，他出门总有几辆高大战车，数十勇士随行保护。如果要离开商於之地，便有数十辆裹着铁甲的战车，数百勇士手持利刃，前呼后拥地保护。商鞅貌似威武，却是心虚的表现。
秦国变法之后，贵族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调动国家军队达到五十人以上，便需要秦国国君的虎符。因此只要秦孝公不杀商鞅，其他人要杀商鞅，只能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要在数百勇士严密保护下杀商鞅，几乎是不可能的。
商鞅在秦国如此不受欢迎，人人想杀之而后快，秦孝公是否在去世之前，给商鞅安排好了一条生路呢？
答案是否定的，秦孝公不但没有给商鞅留一条活路的打算，他甚至亲手给商鞅安排了一条必死之路。
秦孝公与商鞅，这一对秦国变法的君臣，在外人看来，是雷打不动的最佳拍档，秦孝公又怎么会置商鞅于死地呢？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商鞅的封地与郡县制背道而驰，二是商鞅必须作为变法的替罪羊。
商鞅的封地，地方六百里，商鞅入秦以来，秦国总共也没有扩张六百里地，然而商鞅却获得六百里商於之地。
历史发展表明，秦国最终是要实现国君直辖的郡县制，商鞅的封地，与秦国的郡县制背道相驰，这是商鞅最大的死因。
秦国在统一过程中，不仅商鞅有封地，另有几个大佬的封地，都不比商鞅的差多少。
魏冉，秦昭襄王的舅舅，封在当时天下最富裕的地方陶郡。这是原宋国一个郡，各路诸侯都想得到这个富甲天下的地方，齐国、魏国、秦国为了争夺陶郡，都付出过惨重代价。
不过魏冉最后没有善终，他的陶郡被秦昭襄王收归国有。
秦国历史上得到最多封地的是吕不韦，他的功绩不用多言，可以说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庄襄王，更没有秦始皇。吕不韦的封地有三大块，第一块在洛阳盆地，十万户，人口不下七十万。第二块在关中的蓝田，号称十二个县。第三块在东部的河间，由燕国赠送的十个城和赵国赠送的五个城组成。
吕不韦封地广，最终的命运也不过如此，流放到四川，封地充公。
嫪毐，秦始皇母亲赵姬的男宠，获封太原郡。嫪毐最后的下场与商鞅一样，车裂而死，封地充公。
魏冉、吕不韦、嫪毐等人，作为商鞅的后来人，即便知道封地与时代格格不入，还是阻止不了内心的贪，抱有侥幸心理，当然也保不住他们的封地。
商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有资格得到封地，却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
秦国获得封地的人远不止以上这些，若所有人的封地得以保留，那么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秦朝会变成第二个周朝，秦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最后还是会被林立的诸侯所瓜分。
这种局面是秦孝公绝不愿意看到的，只有收回商鞅的封地，秦国的郡县制才能执行下去，否则削弱老贵族，又扶持一批商鞅这样的新贵族，秦人的努力就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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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替罪羊
商鞅毫不客气地受封商於之地，这是自取灭亡的第一个原因，而自取灭亡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责骂声一片的变法，需要一个替罪羊。
在军国奴隶主义之下，商鞅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
商鞅曾经在渭水河畔，一次处决七百多“犯法”的百姓，当时渭水尽赤，罪犯家属的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商鞅的刑法，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屠杀借口！如此好杀，商鞅在秦国不得民心，人人喊打，就属正常了。
不但秦国的百姓，秦国的旧贵族，也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国的变法，除了商鞅自己发明的这部分军国奴隶主义，其实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照搬魏国的变法，限制贵族的力量，将权利集中到魏王手上。
自魏国率先变法之后，秋时期那种公卿势力庞大威胁到国君的事，几乎就不存在了，包括封君和封地，也逐渐不再世袭。这限制了贵族的权利，对国君是好事。
秦国变法也在做同样的事，在商鞅的严格执行下，旧贵族遭到严厉的打压，商鞅也得罪了一大批权贵，包括被他削掉鼻子的公子虔。
在民愤汹汹之下，秦国变法必须有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不可能是秦孝公本人，他只能是商鞅。也就是说，杀了商鞅，秦人对变法的抵触绪将大为降低。
可是秦孝公不能杀商鞅，至少他自己死之前不能，因为他当年写的招贤书上明确有这四个字：“与之分土。”秦孝公招揽东方人才入秦，如果他杀了商鞅，谁还敢到秦国来效力。
秦孝公不能给后来即位的秦惠文王留一个大难题，他必须为秦惠文王继续变法减轻压力，但必须等自己过世之后再杀商鞅。
那么杀商鞅的重任，就落到了秦惠文王的肩膀上。果然秦孝公刚过世，秦惠文王第一件事就是准备铲除商鞅。
秦国咸阳，王宫之内的密室。
秦惠文王与几个秦国宗室重要成员，商议用什么理由处死商鞅。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他高鼻深目，脸如冠玉，站在密室之中。
一位秦国宗室成员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雇佣勇士，心怀不轨，不如治其谋反之罪！”
谋反？就凭商鞅那几百个雇佣兵，简直就是笑话。
又一人建议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造成国贫民困，不如治其贪贿之罪！”
商鞅的封地是秦孝公封的，虽然并非心甘愿，若以这个作为理由，后怕是没人敢来秦国了。
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但他们提出的罪名，都令人觉得有些牵强，这些罪名不足以给商鞅治罪。
秦惠文王有个异母弟弟，叫公子疾，智计多端，人称智囊。此人与惠文王从小一起长大，哥两亲密无间，他年少老成，深有城府。
等众人发表完看法，都没了主意，公子疾不慌不忙道：“主公，可曾记得太傅所受之刑？”
几年前秦惠文王当太子的时候，犯了一些小错误，按照秦法应该受到惩罚，结果商鞅给太子免罪，却把他的太子太傅，也就是叔父公子虔的鼻子给削了。
秦惠文王咬咬牙道：“怎敢忘记，太傅此后再未出过府门！”
公子疾问道：“以此为理由杀商鞅如何？”
密室中立即炸开了锅，众人本来很有秩序，轮番表达意见，公子疾一说完，众人议论纷纷，难道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就要背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吗？
秦惠文王却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等局面稍微平静下来，公子疾接着道：“以国仇而治商鞅之罪，列国人才必远遁。以私仇而治罪商鞅，只损一时之名声尔。”
话说的很有见地，如果秦国以任何国家罪名来给商鞅定罪，比如谋反，比如割据封地，那么列国的人才都不敢再来秦国任职，害怕最终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以秦惠文王公报私仇作为杀商鞅的理由，那就好多了，谁让商鞅曾得罪太子呢？列国的人才只会认为给商鞅治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一阵躁动之后，密室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细细品味公子疾的话，若秦惠文王肯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确实是给商鞅定罪的一个好办法。
秦惠文王也是这么想的，他嘴角斩钉截铁地说出一番话：“此事就如公子疾所言去办，众卿一定谨守消息，待国丧完毕，即可发兵捉拿商鞅！”
商鞅留在自己的封地，秦孝公去世，他不敢去咸阳吊丧。
商鞅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秦惠文王要对付自己的消息，他不知秦惠文王会以何种罪名给自己治罪，但他还是害怕了，恐惧了，于是决定逃亡。
商鞅究竟犯了什么罪，导致他放弃封地，远走逃亡呢？要说商鞅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谁也说不上来，或许商鞅犯的罪就是：犯众怒，得罪了秦国所有人。
既然决定要跑路，商鞅绝不坐以待毙，他一直做着死里逃生，或者胜利大逃亡的尝试。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地方不小，处于秦、楚、魏三国的交界上。商於之地西北是秦国的关中，东南是楚国的南阳，东北是魏国的上洛，西南是秦岭。
商鞅如果逃跑，似乎只有楚国方向和魏国方向两条路。
向楚国方向逃跑，是最先被商鞅否决的方案，因为在商於之地和楚国南阳之间，有一座秦国的要塞武关，商鞅以他几百雇佣军，再加上戍守的一千多军队，到了武关这种要塞，毫无疑问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
即使商鞅侥幸通过武关，又还要通过楚国的方城，如果没有楚国驻军的同意，越过方城的难度不小。
即使最后到达楚国，被楚国遣返的概率还非常大。新即位的秦惠文王，早在为太子的时候，就定下两门列国联姻之亲。其一是楚国公主芈八子，此女后来一直为秦惠文王宠幸，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秦、楚关系自秋以来就很不错，现在又有共同的敌人魏国，商鞅被遣返的概率真不低。
于是魏国的上洛方向，成了商鞅重点考虑的方向。可惜当商鞅派人到魏国，魏惠王却并不愿意接纳商鞅，上洛的守将坚决遵从王命，不放商鞅进上洛。
上洛也是处在险峻的秦岭之上，虽然守军不多，但魏军专门选择险要的地方修筑堡垒，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上洛的守军不配合，山高水险之下，商鞅纵然能逃出去，其万贯家财绝对要留在秦岭之中，当然是不能走这条路了。
那么商鞅还有第三条逃跑路线吗？商鞅是绝顶聪明的人，军国奴隶主义这种极端战略都能发掘并加以实施，构思一条新的逃跑路线，并带走大部分家产，自不在话下。
商鞅规划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然后向东到达黄河，再走水路通过“崤函通道”，到达韩国境内。
当时的“崤函通道”为魏国控制，走陆路是不行的，只有沿着黄河东下才是唯一出路。虽然那里黄河水流湍急，自然环境非常不妙，但逃跑哪能没有危险呢，何况当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也正是走的这条水路。
商鞅如果到了韩国，既可以选择留下，也能以韩国四通八达的交通，走水路到故国卫国，或去楚国、赵国甚至齐国。
虽然东方六国对商鞅变法不能完全认同，也不想模仿，但是天下之大，相信还是有商鞅的容之地的。
商鞅规划的逃跑路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封地“商於之地”到关中；第二阶段是向东到达黄河；第三阶段走水路到韩国。
规划好了逃跑路线，商鞅率领他的数百雇佣军，外加一千多商於之地的戍守军，总兵力两千余人，开始了逃亡之旅。
商鞅亲自创造和实施了军国奴隶主义，秦国的青壮年都被拉到军队中，商於之地的青壮年也是如此，因此商鞅只能组织一千多老弱病残的当地戍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