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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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元辅- 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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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怪马芳盛怒,原来,自去年九月丙子,俺答犯大同,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之后,新入阁的赵贞吉就拿宣大开刀,无视年初时大同总兵官赵岢败俺答于弘赐堡的功绩,非说宣大总督陈其学、大同总兵赵岢畏敌如虎,要拿下此二人。其实从他二人当时的兵力布置就能看出,明显是怕俺答入寇的军队骚扰皇陵,而且后来见俺答劫掠一番之后欲走,二人便立刻出击企图追杀,只是奈何步兵跑不过骑兵,只抓了大猫小猫三两只,结果就被赵贞吉逮着不放,多亏了高拱回朝及时,才算保住了二人。即便如此,陈其学还是丢了宣大总督的职务,被高拱暂时回调京师。

    而马芳更怒的是,从赵贞吉的这种举动来看,他根本不知道宣大乃至山西防务吃紧到什么局面,纯粹是在瞎搞。而最近高拱给他来了信,说赵贞吉仍然不肯放过此事,坚持说赵岢不能继续担任大同总兵。高拱不欲与此人就这件事强争,决定稍微给他点面子,让马芳和赵岢互换防区。

    马芳能够理解高拱的反应,毕竟他刚刚回朝,能保住陈其学和赵岢已经不容易了,稍稍做出一点让步,保全一下某位阁老的颜面,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只是马芳知道,自己和赵岢这一动,十有八九会让俺答心里又起歹念,到时候又是一场祸事。

    他这么想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北边明蒙力量对比决定的,是双方的战略形势决定的。

    明初,在太祖朱元璋的悉心经营下,明之北边防线推至长城以北的辽东、大宁、开平、东胜到嘉峪关一线。当是时,大同、宣府管辖大片口外之地,防务压力尚不明显。朱棣登基后,京师北迁,大宁地界与兀良哈,东胜内徙,兴和亦废,北部防线南移数百里。

    宣德年间北边防线进一步收缩,特别是开平内迁独石,使宣、大二镇地域缩小,濒临边地,不可避免的由边防二线而为边防一线,成为遏阻蒙古南下之要冲。对此,明廷除加强二镇防守外,还不断完善该地区的防御体系。为解决镇守官员之间事权不一、相互掣肘和邻镇间遇敌互相推诿、互不策应的弊端,专设了宣大总督以加强协调,促成了宣大防务区的建立,成为明代中后期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明朝北边防线的一再南移,宣大地区之战略重要性日益提高,防务压力增大。

    “京师尤人之腹心也,宣、大项背也,延、宁肢体也,甘肃踵足也。”

    “若以地之轻重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卫陵寝,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也。”

    特别是英宗时河套弃守后,蒙古诸部“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对大明之北边防线造成很大威胁。

    此外,宣大地区多是“分土而治,不相统辖,缓急调遣应援事多掣肘”,兵力分散,而蒙古则不然,常常是集中各部乘虚专攻一镇。在这种情况下,一镇之兵根本无法抵御,需要邻镇互相救援。但是各镇巡抚总兵无权调集他镇之兵马,邻镇有难,往往坐视不救,“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马单弱而各分彼此,不肯应援,纵肯应援,亦多观望,往往坐失机宜”,造成但求自保而难以自保之局面。

    “假令并犯宣府,则大同应援为急,如并犯大同,则宣府应援为急,若先事一有所拘,而临事则有所诿,兵革之际,易相推托,将不免于误事。”

    有鉴于此,为统一宣、大二镇兵权,加强二镇间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行动,需设重臣统驭,故明廷于景泰年间设宣大总督以统二镇。宣大总督设置后,置罢不常,至嘉靖二十一年始定设不变。

    宣大总督设立后,除统领镇兵协调二镇行动外,还于嘉靖二十一年获得了兼理粮饷之权。

    “壬午,升整饬北直隶山西河南军饷右佥都御史翟鹏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军务,兼理粮饷。”

    后来防御形势日趋严峻,遂增重宣大总督之权,除事关机密者不得自专外,其余兵马、钱粮许便宜从事,先发后闻。《世宗实录》载:“户科给事中刘绘奏:‘顷者,北虏南侵,陛下特敕兵部侍郎翟鹏总督军务,臣惟虏遁而总督罢,虏至而总督增设,事出仓卒,机不素定,此非所以专责成,而图茂功也⋯⋯臣请陛下自今专任翟鹏,凡军马、钱粮悉得便宜从事。’⋯⋯上是之,即诏翟鹏除事关机密者不得自专,其兵马、钱粮许便宜从事,先发后闻。”

    实际上,从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宣大总督便常设不废,管辖范围及职权扩大,“翟鹏令兼督山东、河南,巡抚以下,俱听节制,事宁之日如故。”

    嘉靖二十三年,又令该总督督令一切兵饷。嘉靖二十四年,宣大总督权力进一步增大,巡抚、总兵官事干兵马者,须关白总督,“宜令巡抚等官凡事干兵马者,俱关白总督,遇有便宜,听其先发后闻,不得互生嫌忌。”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宣大总督定辖宣府、大同、山西三地,自后再不曾变更。

    事实证明,宣大总督之设于宣大防务颇有成效。嘉靖二十八年,蒙古入略宣府,时宣府“将庸兵弱,虏素轻其易与”,总督翁万达当即行使职权,调大同总兵官周尚文至宣府御敌,“以大同帅周尚文率领精锐暂代宣府帅以遏虏冲,又移书诸辅臣、本兵,极言虏必深入回测之状,谓宣府主将偏禆无可付托⋯⋯以大同兵付其副帅,而促周尚文以行。于是,尚文昼夜兼行,至曹家庄,而虏已入据险要,不虞尚文之猝至也,大战三月夜,屡围屡解。公(翁万达)躬环甲冑督兵数千人来援⋯⋯虏大惊曰:翁大帅兵至矣。夜解围而遁,公于是督尚文追击出境,保障之功多于斩馘矣”。

    宣大总督在设立之后,逐渐获得了兵马调度权,钱粮兼理权,监察、保荐权,后来又获得了开府自辟参佐之权,标志着宣大地区有了一个居中调度和支配应援力量的机构,促成了宣大防务区的建立。

    也即是说,宣大加上山西乃是一个防务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现在本来就因为俺答势大难制,宣大压力极大,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谁知赵贞吉不光撤了陈其学,还要拿下赵岢,结果逼得高拱调来王崇古稳定局面不说,还不得不将赵岢与他马芳互换职务。

    马芳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二人对调之时,俺答一定不会置若罔闻——最熟悉你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敌人或者对手。

    所以,马芳派了人去京里打探朝廷动向。而今天,按照约定,正应该是回来向自己禀告京中情形的日子。
………………………………

第090章 宣府马芳(下)

    嘚嘚,嘚嘚……七八名身着红色战袄的边军骑兵不顾初春的丝丝寒雨策马而来,到了总兵衙门门前,老远就将腰牌一抛,扔给门口的兵丁,大声道:“宣府总兵镇标中营夜不收回镇复命!”

    门口卫兵接过腰牌的同时,这几人早已齐刷刷翻身下马,动作娴熟得丝毫不像汉儿——好吧,他们的确不是汉儿,而是正宗的蒙古人,只是早已归化,在马芳军中都干了快十年了。

    这情况在一些不了解明朝历史的后人看来或许显得很是荒唐,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很平常的现象。更何况,马芳领兵一贯很有蒙古人的风范,甚至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蒙古人还像蒙古人”。

    马芳的履历说起来那真是满满的正能量:他出生农家,十岁被鞑靼人掠去当奴隶,在草原摸爬滚打了十年。二十岁时,马芳只身一人逃回中原,投到大同总兵周尚文麾下参军,后从一名小队长成长为蒙古克星。

    对比嘉、隆、万年间另外两位将领,李成梁的威望与战功虽然也是打出来的,但多多少少有些华而不实,乃是所谓“养贼邀功”而来;戚继光固然战无不胜,但其最根本也最卓越的能力在于军队的建设于操训,从戚家军与后期的长城战法和火器使用来看,这绝对是一支准近代化的队伍,换句话说,别人家的兵换了大帅可能就不能打了,而戚家军则不然,谁带着都好使。

    而马芳却是独树一帜,他凭借年少时对蒙古人习性的了解,在大部分明军面对蒙古骑兵只能选择防守的情况下,常常主动出击,“先敌打击”。从宣府到大同,从大同到怀柔,经常动不动就玩个上千里穿插包抄的活儿,俨然是穷苦版的霍去病。

    当时大明各边各镇,既有汉儿流落蒙古,也有蒙古健儿流落汉地——算起来,反倒是蒙古人来汉地谋生的要更多一些。

    然而汉人去蒙古,多半是去做些垦荒、筑城、修路铺桥之类的工作,而蒙古人来汉地,能做的工作就更小,十有八九都会直接去参军——他们除了善骑能打,其他方面的才能在大明这边实在乏善可陈。

    后世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大明后期真正能战的边军主力,其实早已不是汉人,而是所谓“蒙古雇佣兵”——因为北边将帅们的家丁中就以这些人为主。

    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蒙古健儿在大明军队中所占比例之高,所贡献的力量之大。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蒙古问题“几乎”不用靠打仗就可以摆平,北边各镇的这种情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汉人有句话叫“皇帝不差饿兵”,这个道理在蒙古也同样管用——不是说你黄金家族的后人喊一嗓子,我就要自备干粮、千里迢迢赶来为你卖命的。因为反正都是卖命,就算我除了卖命其他啥也不会,至少我可以选择把这条命卖给出价最高的那个人。

    大明边军虽然穷,但克扣那些不能打仗的卫所并军饷来收买、供养起一支听话、能打、夹杂了不少蒙古人的部队,却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守门士兵快速查验了一下腰牌,连忙挥手示意让开大门,顺手客客气气地将腰牌递还过去。

    本来几名夜不收打算直接去白虎堂,谁料旁边内书房那边传来一声:“别乱窜了,老夫在这边,你们几个小崽子过来。”

    被称作“小崽子”的几名蒙古健儿出身的夜不收不怒反喜,脸上都露出得意的笑容来——不是他们有受虐倾向,而是他们知道自家大帅的习惯,大帅只有对军中晚辈中的佼佼者,才会将之唤作“小崽子”。

    这是昵称,而不是怒骂。

    几名夜不收上前见过自家大帅,马芳虽然心中焦急,面上却仍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笑骂道:“怎么着,带着老子给的钱去了趟京师,今儿回来都他妈迟了一个时辰!是不是去那花街柳巷,一个个爽得都走不动路、骑不稳马了?”

    众人哄笑,领头的那夜不收也笑着回答:“哪能啊大帅,小的们知道分寸,花街柳巷能去当然是要去的,可要是玩到骑不稳马,不用您老发话,咱们自个把脑袋拧下来给大帅当夜壶!咱们马家军什么规矩,弟兄们谁还不清楚?”

    马家军的规矩就是:你能打仗,别的小毛病老子可以忍一忍,你他妈要是打仗缩了卵Z,老子就干脆割了这副卵Z送你们进宫侍候万岁爷爷去。

    这……很土匪,但很管用。

    如果有人认为马芳这副脾性实在是作死范十足,这般为官迟早出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马芳是典型的粗中有细。

    论为官,马芳有时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很不上路子”的人。宣大总兵仇鸾在任时,虽打仗草包,搂钱却精明,山西当地将官每逢过年都要按惯例送礼,美其名曰“冬礼”。而马芳非但不参与,更常借口“过年加班”远避之。后来仇鸾获罪,朝廷“秋后算账”,马芳成了山西当地军官里少有的“清白人”。

    继任仇鸾的宣大总督杨顺更是混账,每逢蒙古骑兵侵扰时,他只会闭关求太平,只在敌人退走后才假摸三刀的出来追一气。更让人发指的则是,他竟命部下时常屠戮逃难的汉族百姓,割头后剃发冒充蒙古兵以充边功。对此禽兽行为,马芳愤然抵制,严令属下“敢有随之杀良冒功者立斩”。

    因他“不上路子”,仇鸾在时,曾夺他奇袭俺答之功;杨顺在时,也曾害他因“坐连战败”而罚俸。

    虽然“小鞋”被穿了不少,但看似“不上路子”的马芳,其实是个官场上“很上路子”的人,坎坷的军旅生涯不但造就了他沙场上铮铮的铁骨,更成就了他生活中乖巧的性情。

    不“孝敬”仇鸾,因他深知仇鸾“性桀骜贪暴,势难长久也”;抵制杨顺“杀良”,更因他明白此举“必招怨怒,从之亦难免罪”。

    事实上都御史方逢时,几任兵部尚书王邦瑞、赵锦等皆于他交好,近来担任宣大总督的文臣名将王崇古更将马芳“引以为知交”。

    马芳每镇守一地,除悉心练兵防御外,更留心搜集当地珍奇土特产,用以馈赠各位“上级领导”,苦心总算有回报,马芳此后选将练兵,整饬军备,从经费到武器都皆得各位大佬的支持,每次都“精兵良械优给之”。昔年严嵩的大公子严世蕃同样对马芳看得极准,曾告诫杨顺道:“(马芳)虽表面憨鲁,实心细如发,更兼胸怀韬略,不可引之为仇也。”

    此时马芳见了几个夜不收对自己的态度,心里知道这几句无伤大雅的荤话又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这才问道:“好了,闲话少叙,老夫让你们进京了解朝廷近来的动向,尤其是高阁老那边的情况,你们可有打探到什么?”

    那夜不收头子收敛了笑容,但回答的话却让马芳一脸错愕,因为他说:“朝廷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事发生,但说到高阁老……有件事不知道算不算事关高阁老——他的侄儿被选中成了太子伴读——这还是昨儿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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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1章 粗中有细(上)

    “太子伴读?”马芳有些诧异,又有些疑惑,问道:“这是个什么职务?”但还没等那夜不收头目回答,又跟着问:“可是据我所知,高阁老那侄儿高务实年仅八岁,怎么当得了官?他就算神童,现在应该也还没参加过秋闱吧?”

    您老客气了,高神童别说秋闱,连县试都没去考过呢。

    那夜不收头子也是一脸惊讶,反问道:“大帅怎么知道高阁老的侄儿叫高务实,甚至知道他的年纪?”

    马芳摆了摆手,道:“马琦,你跟我来书房说话。你们几个,各去账房领五两银子的赏钱。”

    众夜不收顿时乐了起来,宣府虽然是边防重镇,但经济水平一般,五两银子几乎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饷银了,自然可以一乐。

    那名叫马琦的夜不收头目则随着马芳身后进了书房。

    他是个蒙古人,当然并不姓马,这个“马”是马芳的马,说明他是马芳的义子身份。前文有述,边镇大帅将亲信有为的家丁收为义子是很常见的现象,马芳和马琦也是如此。

    “坐下说话吧。”马芳自己先坐好了,然后让马琦坐下,这才道:“老夫怎么知道高务实这个人的?嗯……”他从书桌上找出一封信,拿在手里扬了扬,面色有些古怪地道:“因为咱们买马的渠道已经被他掌握了。”

    马琦大吃了一惊:“买马的渠道被他掌握了?难道京里传言是真的,他借兵给刘显平了百里峡?”

    马芳摇头道:“这事情透着古怪,老夫现在也不敢断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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