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第74部分

　　　　只是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并没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九千七百石夏麦，按照眼下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三钱，九千七百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梁倩九百零十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折银六千一百四十六两——呃，这么看的话，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数学人才，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于是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一万零七百八十石，可折银三千两百三十四两。

　　　　两千九百零十两加三千两百三十四两，共计六千一百四十四两！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二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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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4章　务实回府（下）

　　　　只差二两银子，那就很可能只是误差了，于是帅嘉谟得出了结论：在大明开国之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两万零四百八十石，该亏欠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上，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这本来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款不知为何，居然由全府承担变成了由歙县一县单独承担。

　　　　而更悲剧的是，这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属于折色税，要以实物形式缴纳。然而徽州根本不养蚕，于是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掉换成银子，再拿银子去买生丝，最后缴给官府。这就表示前后要折两次，成本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高。

　　　　还有就是，这个八千七百八十匹是到库的数字，还得加上中途运输成本与损耗。所以整个折算下来，歙县人民实际付出的比账面更多，也许九千匹，甚至上万匹也说不定。

　　　　可想而知，如果这一情况确实无误，那歙县简直倒霉透了！因为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算起，直到隆庆三年——歙县百姓头上的这笔冤枉税傻交了两百多年！

　　　　帅嘉谟惊得自己都头皮发麻，所以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先自己在歙县仔细摸底了一番。结果他发现，原来自己还不是最早发觉这件事有问题的人，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程鹏，就发现了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当时，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直接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而且还不止一次！

　　　　当时第一次接到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这二位还是认真办事的，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惜的是时间不凑巧，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接任者又不清楚之前的情况，这件事就没人再去追问。

　　　　王相、程鹏二人也估计到了这种可能，于是再次呈文到应天巡抚、巡按处，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于是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这两位刚刚上任，当然不能有事不办，所以也很快给了批复，并且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于是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到后来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怎么办？这两个人死得离奇，多半不是正常死亡，十有八九就是跟这件事有关。我要是也揪着这笔冤枉税不放，是不是将来也会遭遇同样的祸事？

　　　　数学人才的固执占据了他整个大脑：人可以死，账不能错！

　　　　想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不说把以前多交的税要回来或者争取减免今后其他税，但是最起码，也得把这笔税重新分摊到六县，绝不能让歙县独扛！

　　　　帅嘉谟的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要知道大明的税赋体系本来就比较乱，错综复杂，牵涉甚多，除非某地受灾严重，否则就算是皇帝想增减一二都极不容易，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实在难于登天。何况如果重新分摊的话，就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耍了一点小手段，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帅嘉谟还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两千九百零五匹。而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那或许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无风注：布政使司，类似于省级行政区）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说实在的，这里帅嘉谟又玩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譬如说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实际上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上下，湖广的丝绢税总额也有约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但帅嘉谟不谈总数，只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顿时就显得歙县境况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完全经得起查证，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非凡效果——事实上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但也不是说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惨绝人寰，简直触目惊心。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了一点他自己觉得足够隐蔽的小小手脚之外，帅嘉谟还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显然，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务实伯侄二人私下谈论理财大计之时，高拱就提到说连张居正都有些操切起来，希望将一条鞭法推广全国。高拱认为，一条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区——也就是高务实熟悉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则穷人必然还要遭到更多的剥削。＇无风注：前文有述，不记得了的读者诸君可以自行翻查。＇

　　　　而在当下，江南当然是富庶之地，所以正在推行一条编法，即日后的一条鞭法。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从嘉靖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间，逐渐在经济最强但也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而其提出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所为何事？就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的确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因此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亟需调整，这又和中枢正在大力倡导的改革紧紧地挂上了钩。

　　　　在帅嘉谟看来，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多半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华夏数千年的传统摆在那里：高层一关注，事情就好办。

　　　　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气的。而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对，是成了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实在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这位爷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

　　　　这件事到头来果然惊动了海瑞，但与此同时，远在京城的国策掌舵、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就是高务实手里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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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5章　官场百态（上）

　　　　为何这份呈文包括事件发生的详细信息居然会一同出现在高拱手里，这就必须要说一下大明的内阁情况了。

　　　　众所周知，大明内阁的辅臣，按理说并非宰相。从正式名义上来讲整个内阁都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但由于政务需求，该秘书班子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地位逐渐提高，权力逐渐加强，终于达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地步。

　　　　可是由于其本身设置实在畸形，所以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与此前各朝有异，很多内阁辅臣在处理地方事务的时候，需要通过类似于私信一般的方式示意地方官员如何办理。譬如高拱此前不久就曾写信给应天的几位地方主官，让他们把徐阶的事情放一放，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这样的处理方式按说并非政府行文，理论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实际上这种私信就相当于后世领导批条子——你也许敢对政府行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敢对领导直接递条子视而不见吗？所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种方式的理政效率居然反倒更高一些。

　　　　但既然内阁的大佬们要经常用这种类似于私信的方式指示地方办事，则地方官员与内阁辅臣们之间的个人的联系也就势必有所加强，于是各地具体情况也会随着这种联系汇聚到辅臣们的手中。

　　　　高拱虽然暂时名仅次辅，实际上却是真正掌握朝政走向的第一人，李春芳这个首辅反倒像是个挂名的。于是，类似于南直隶这样的国朝重点区域，各项情况都会有人不揣冒昧地详细写就，呈递给高拱知晓。高拱之所以这么快就得知这件事，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见高务实拿着文卷沉吟不语，丝毫没有孩童模样的神色，高拱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也不打断侄儿的思索，只是端起茶喝了起来。

　　　　又过了半晌，高务实才摇了摇头，道：“三伯，这件事侄儿以为很有代表意义。”

　　　　“哦？”高拱微微笑着，反问道：“什么代表意义？”

　　　　高务实却不直接回答，而是分析道：“三伯你看，其实这件事要较起真来讲的话，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因为这个‘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乃是税负归属！也就是说这笔税款到底该由歙县单出还是六县同出？至于他所强调的实物折算，其实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高务实说着，又解释道：“这就好比我去外头买东西，比方说买一匹布吧。我买这匹布，是给银子，是给铜钱，还是给宝钞，只要实际价值一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我非要给宝钞，还拿出太祖皇帝说事，说宝钞乃是太祖皇帝定制而发行天下，所以给宝钞乃是尊敬太祖皇帝的表现——这至于么？”

　　　　高拱哈哈一笑，虚指了指高务实，道：“你举的这是什么例子，不要随便拿太祖皇帝开玩笑。”但说归说，他并没有说高务实的举例不对。

　　　　高务实也笑了笑，又接着道：“可是在帅嘉谟的妙笔生花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会让人觉得不对，反而显得正气凛然，思想高度一下子就上去了。挟海瑞以慑徽州，这就是帅嘉谟的根本用意！”

　　　　高拱脸上的笑容略微收了收，点点头，叹道：“海刚峰的名头，的确能吓唬住不少人呐。”他嘴上这样回答，心里却想着：要不然徐阶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向我服软？张太岳又怎么会有机会收徐家那三万两银子？可不都是海刚峰名头太盛么？

　　　　高务实却反倒笑了起来，弹了弹手里的文卷，道：“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帅嘉谟不仅申诉，甚至还给出了解决办法。我看他可能也是在衙门里呆的时间久了，深谙某些官僚的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又争又吵，却又拿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说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您看，这么一来，就相当于告诉应天巡抚衙门或者徽州知府衙门，这事情的处理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大笔一挥，批准便是，一点烦恼都没有。而结果呢？无论应天还是徽州哪级衙门定策，最后选择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反正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的负担。”

　　　　高务实说到此处，嘿嘿一笑，道：“这种下属好呀，我要是应天巡抚或者徽州知府，看了这样的呈文，估计也会觉得这事情就应该这么办……唯一可虑的，大概就是徽州其他五县得知消息之后的反应了。”

　　　　高拱听罢，不声不响地又从书桌上拿起一张文卷递给高务实，说道：“海瑞他们的确有反应，你看吧。”

　　　　“哦？”高务实接过文卷，看了一下，只见上面果然记载了海瑞等人的反应。

　　　　隆庆四年正月十四，连元宵节都还没过，海瑞就及时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这件事我很重视，你们徽州府要好好查清楚。

　　　　随后巡按刘世会则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应天巡抚与应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级，前者主管地方政务，后者主管纠察发奸，甭管哪一个，反正徽州府都肯定惹不起。于是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之后一看，抚、按两院都下文了，当下就是一哆嗦，再一看落款还有海刚峰的大名，知道这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一点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海瑞的大名往那一摆，只怕比头上悬着天子剑还让人害怕。

　　　　高务实看完笑了笑，问道：“商议出什么来了么？”

　　　　“嗯？”高拱看了看高务实的神色，问道：“看你的表情，似乎认为商议不出什么来？”

　　　　高务实忽然没有来由地冷哼一声，再次伸出手指弹了弹手里的文卷：“侄儿料定，其他五县一定会找出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来敷衍搪塞，甚至威胁说真要这么办的话，只怕地方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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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5章　官场百态（下）

　　　　高拱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缓缓道：“为什么这么说？巡抚、巡按都发了话，区区几个县令还敢硬扛着不动？”

　　　　“侄儿倒是以为，他们说不定还真敢！”高务实挑了挑眉，把文卷往桌上轻轻一拍，冷笑道：“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当然有利，可对于其他五县来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三伯您想，这事儿要是一旦议成，他们可就是‘平白无故’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无论是出生于这五县的官员、胥吏，还是当地乡绅百姓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