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第372部分

　　　　谕令宣大总督郑洛调兵保护钦使并配合册封；

　　　　谕令陕西三边总督高文荐谨守边关并配合册封事宜；

　　　　谕令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山西都司等各镇调集兵马随时应变；

　　　　谕令蓟辽总督梁梦龙、蓟镇总兵戚继光、辽东总兵等员时刻戒备，监视蒙古察哈尔、朵颜、泰宁等部动向，随时奏报。

　　　　……

　　　　张四维看后没有多说什么，全部放行，但在重新草拟诏书时，在高务实那一条的“北上出塞主持册封相关一应事宜”之后额外加了一句：“临机决断处分”。

　　　　然后想了想，又亲自写了四封私信，派人分别给郑洛、萧大亨、贾应元、辛应乾送去。

　　　　这四人，郑洛是宣大总督，萧大亨是宣府巡抚，贾应元是大同巡抚，辛应乾是山西巡抚。

　　　　郑洛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山西任职，政治上属于王崇古、张四维这一派，其余三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虽然不是山西籍，但都在山西为官多年，早已是典型的晋党——话说这个时期，不是晋党在山西也很难干得长。

　　　　这四位封疆大吏，唯一有所不同的是，郑洛是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而其余三位都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

　　　　郑洛之前介绍过就不提了，另外三位同年的这一科，是袁炜做的主考官。

　　　　袁炜是位著名的青词宰相，秉承大明神童多如牛毛的优良传统，他小时候也是位神童。

　　　　昔日袁炜十岁时，跟随父亲到家乡的清道观看县令审案。因他人小，所以站在最前面。县令见他神情专注，气宇不凡，就问：“此谁家小儿？”

　　　　他父亲答道：“此是学生犬子。”县令听他自称学生，知道是读书人，便又问：“令郎可曾习对？”袁父答道：“方学未久。”

　　　　县令这时看见道观上空，有两只白鹤翩翩飞舞，便出了一对：“三清殿上飞双鹤。”袁炜应声答道：“五色云中驾六龙。”

　　　　县令忍不住高声对一旁的学正连连说：“答得好！答得好！”

　　　　学正比较严格，则道：“只能说他用得好，这是林洪宫词中的‘五色云车驾六龙’的活用，一字之改而已，想是他刚刚读过这首诗。”县令笑道：“这也不易。”

　　　　接着县令又给袁炜出了一联：“投子四方开六面。”

　　　　袁炜立刻又对出：“丈夫一德贯三才。”

　　　　这下子，连学正也不得不佩服小袁炜的对答如流，称赞他：“此神童也！”

　　　　伤仲永的故事没有发生在袁炜身上，这位老兄一路神到底，嘉靖十六年，他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次年，夺得会试第一名会元。

　　　　到了殿试时，内阁最初拟定陆师道为状元，嘉靖御笔批作二甲第五名，改袁炜第一。可惜后来文华殿读卷时，又因袁炜言边事过于率直，又将其改第三，擢茅瓒第一。

　　　　但不管怎么说，袁炜的文才是到位的。有一个很出名的对联，不少中都被改为主角用出来，其实是袁炜的妙对，那对子是这样写的：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不过此人最大的两个特点，倒还不是写青词厉害，而是他既善于选才，又嫉妒贤才。

　　　　嫉妒的事有点多，就暂且不说了，说选才。

　　　　刚才这三位封疆大吏，按说已经颇给嘉靖四十一年金榜挣面子了，足以证明袁阁老选才的本事，但如果再说一下他选中的另外三人，那么萧大亨等三位就被比下去了。

　　　　因为另外三位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

　　　　王锡爵还在老家守孝，就先不提，申时行和余有丁那可是当今的两位阁老啊。

　　　　这代表什么？当然，首先代表袁阁老昔日选才的本事靠谱，但其次代表的则是晋党的这三位封疆大吏，其实都是申时行和余有丁的同年。

　　　　倘若是普通的晋党——指那些山西籍官员——那么张四维或许根本不必写信“打招呼”，因为他们同样也是高党、实学党了，高务实既然顶着全权钦使的头衔过去，他们肯定会大力配合。

　　　　但萧大亨三人乃是申时行和余有丁的同年，这就不得不注意一下了，虽然通常来说他们应该至少不会给高务实拖后腿，但万一的万一，申时行或者余有丁拉下面子亲自写信请他们帮忙呢？

　　　　张四维不得不防着这一手，尤其是在山西地界上，他绝不能容忍出现任何失漏。

　　　　他在这边暗中布置，高务实也没闲着，同样在明里暗里都开始布置。

　　　　曹淦还在赶回来的路上，但是并不代表他就命令不动京华商社的其他下属了，他先是派京华商社的人快马飞报把汉那吉，说自己即将作为全权钦使前来土默特主持册封事宜，让他暗中调集人马，控制好自己的领地，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大板升城。

　　　　然后越过曹淦，调集宣、大、山西范围内的骑丁，再加上蓟镇受训的一部分骑丁，放在一起进行选拔，挑选出三千人作为自己此行的护卫亲兵。

　　　　这三千骑丁一人双马，配备了还未被朝廷列装的“万历一式刺刀款”火枪，但是由于是在京畿附近调动，高务实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敢调拨火炮。

　　　　火炮最后肯定还是要的，但估计要“借”——等到了大同之后，请宣大三镇调拨一批京华制造的火炮给他用用，反正都是自家产品，如有损耗，他肯定是能给人赔得上的。

　　　　既然联络了把汉那吉，钟金哈屯那边当然也得派人联络，而且高务实还仗着自己面子大，找师兄吴兑要来一封亲笔信——这位大司马可是钟金哈屯的“义父”，他的面子高务实不用白不用。

　　　　这些事情办完之后，高务实就只需要等待了。一是等待曹淦归来，而是等待京营选调精锐——他是钦差出使，干的册封这样的大事，京营再怎么没用，也得调点样子货给他充作钦差仪仗不是？

　　　　不过高务实到底面子大，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一听是他出使土默特，都没等到高务实去找他们，自己一个个主动跑去五军都督府翻军籍，认认真真地给他各抽调了五百“精锐骑兵”。

　　　　精锐不精锐不好说，但这一千骑兵光看形象倒是真不赖，比高务实自家骑丁还要威武——高家骑丁只披一件罩甲，而这批“精锐骑兵”那可是全副武装的。

　　　　朱应桢和张元功搞完这档子事之后才跑来邀功，直把这一千骑兵夸得天上少有，地下无二，总而言之就是表达一个意思：这都是看你高龙文的面子，换了其他人来，别说一千骑兵了，两百骑兵给他们，爱要不要，而且还是随便抽调，哪会像这样精中选精？

　　　　高务实发现这次他们两人虽然同来，但献殷勤的“差事”主要落在了张元功头上，高务实眼珠一转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张溶刚死，张元功还没有袭爵。

　　　　有明一朝的袭爵可不是老子一死，儿子立马承袭的，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期，在这个时间段内，万一有个什么不法不轨之事发生，这爵搞不好就袭不成了。

　　　　至于考察期到底多久，那可没准，有些人有些人一年半载就完事了，而有些人一考察就考察了十年，甚至更久的都有。

　　　　张元功当然不想被考察十年，所以在高务实这样的头号天子近臣面前献殷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

　　　　但这种事，高务实不可能给他什么准信，只说一些“好意心领，多谢多谢”之类的话，搞得张元功心头七上八下。

　　　　最后走的时候，他还差点忍不住提醒一下，好在朱应桢见机得快，出言打断了。

　　　　等出了高府，张元功便问朱应桢为何不让他说话，朱应桢摇头道：“求真是何许人也，你屁股一翘他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你又何必多此一举？该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跑不了。你与其担心他不明白的你的意思，还不如想想怎么让他更高兴。”

　　　　张元功叹了口气：“你说得也是，是我太心急了……不过咱们能抽调出来的骑兵——我是说还勉强看得过去的，也就这点人了，我还怎么让他高兴？”

　　　　朱应桢想了想，道：“见心斋那边聚集了高家骑丁，我听说他们没炮。”

　　　　“你的意思是说……”张元功眼前一亮：“咱们多带点炮，到时候交给他用？”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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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3章　我三伯在蒙古成佛了？

　　　　曹淦这些年虽然地位日高，但因为一直在四处开辟商道，并未养尊处优，是以昔日的骑术没有落下，赶回京师的时间比高务实预计中足足早了一半。

　　　　曹淦既然赶回来，高务实就要临时抱佛脚，仔细问一问这十年来的封贡互市究竟干得怎样了，这也是自己去蒙古之前的必备功课。

　　　　面对高务实的问题，曹淦早有准备——他在高务实麾下，最早就是以蒙古通著称，这可是他的看家本事，哪里会不重视？

　　　　据曹淦介绍，隆庆、万历以来，大明和蒙古互市的场所，一共有十—处之多。

　　　　在大同有三处，分别是得胜堡、新平、守口；在宣府只有一处，但这一处地位紧要、交易量也很大，就是张家口；在山西者一处，叫做水泉营；在延绥者一处，叫红山寺堡；在宁夏有三处，分别是清水营、宁夏中卫和平虏卫；在甘肃有两处，分别是洪水扁都口和高沟寨。

　　　　这些互市之处，均由守边将领管辖。同时，每当开市期间，大明朝廷和蒙古贵族们又共同派出军队充当守市人员，维持市场秩序，用曹淦的话说：“令各支虏酋各差一人为首领，统夷兵三百，驻扎边外。各镇各令本路副参等官，各统本支精锐官军五百，驻扎市场”。

　　　　而互市的市场，一般都设在边墙处，四周围以高墙，犹如“瓮城”，关内关外各有—闸门，闸门可以启闭。

　　　　按大明旧制，凡诸部互市，筑墙以规市场，谓之市圈。在“市圈”内设高楼，供驻扎市场的官军嘹望。

　　　　曹淦道：“虏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余骑，并皆就瓮城，闸封。”然后进行互市贸易。这就是互市市场的设置状况。

　　　　互市的交易日期，大多以一月为期。不过曹淦也说了，在互市初开的时候，每年的交易日期往往不足一个月。

　　　　高务实问了问具体情况，曹淦介绍道：“隆庆五年时，大同得胜堡互市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十四日；新平互市的日期是七月三日到七月十四日；宣府张家口市是六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六日。以后，随着互市之兴盛，交易日期便不断延长，到最后才至一个月时间。”

　　　　高务实点了点头，这很符合大明的风格，一开始扭扭捏捏，后来发现有利可图，自然就先把面子放在一边了——至少穷成狗的九边各地是不要节操的。

　　　　曹淦又继续介绍，说在互市上，—般商品由侩人定物价，朝廷要求下面不得欺压蒙古人，但马匹的价格则是由大明朝廷规定的。

　　　　具体一点的价格是，上等骟马一匹，拟价十二两，搭配段布官货一分，实价银八两余；中骟马一匹，定价十两，货实值银七两余；下骟马一匹，定价八两；货实值银六两余。

　　　　这个价格，可比当年便宜多了！高务实犹记得十年前的时候，曹淦告诉他，一匹上等骟马价值至少是二十两以上，而且还不容易拿到货，当时只有他能搞到。

　　　　想不到十年发展下来，别说京师的牛羊肉比猪肉便宜的情况一直持续下来，甚至连马价都降下来了，这互市的功劳，真是谁也不能抹杀。

　　　　朝廷规定价格的原则高务实倒是知道：“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也就是要使蒙汉双方两获其利，所谓双赢是也。

　　　　曹淦也佐证了这一点，他说如汉族商民，概以故衣杂货，每值银七、八两；即买儿骒马一匹，可卖银十余两，各以次从便加减，率得厚利，远迩欢腾。

　　　　由于价格规定得较为合理，蒙古方面，诸部落首领“感德日深，赴市日众，市马日多”，这就使互市中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

　　　　曹淦甚至还给了一个早期的统计数据：隆庆五年，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成交的马匹有6850匹；隆庆六年为7845匹，到了万历元年，直接激增到19103匹，而万历二年又增加到27316匹。光是这头四年之间，马匹的成交数量就几乎增加了三倍。

　　　　至于后来，由于曹淦去西北开商路去了，就没了具体数据，但他很确信地表示是“年年增长”的。

　　　　当然，这仅仅是上述三处互市中马匹交易的情况，如果将其他互市之处的马匹成交数也计算在内，那么将是一笔更为可观的数字！

　　　　高务实点了点头，心中暗道：由此可见，合理地规定价格，对互市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光想着宰人可不行，蒙古人虽然不读书，但生意做赚了还是做亏了，那肯定还是看得出来的……果然做生意必须坚持“双赢”。

　　　　然后高务实还从他在曹淦口中问来的一些细节中得出了几点发现，比如从互市贸易中的商品构成来看，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开始占有主要地位，奢侈消费品虽然在他的大力提倡下也处于增长中，但其整体占比却一直在下降。

　　　　现在互市中的商品，以马匹、粮食、布匹为主，当然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商品。

　　　　蒙古方面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丝织品及其他手工业产品；大明内地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畜产品，有作为军事物资的战马、作为运输工具的驽马，以及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耕畜如牛、骡子等，当然更少不了作为食品的牛羊肉——京师牛羊肉比猪肉便宜就是这么来的。

　　　　曹淦说在互市中，汉人“以缎绸、布绢、绵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等物，跟蒙古人交换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诸物”。

　　　　另外，他还提到一点，就是在互市之初，大明朝廷为防止蒙古人冶炼铁制兵器，曾禁止输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铁锅，这事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蒙古方面怨言很大。

　　　　后来经时任宣大总督王崇古疏请：“及查得辽东开元、建宁之市，以京华粗铁锅入市。盖此锅生铁不受炼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及查得宣大沿边山程险远，铁锅鲜至，今既有此锅，即当容照辽右之卫例，以该锅入市易，商夷攸便也。”

　　　　王崇古提到的“京华粗铁锅”，乃是京华特意推出的一种廉价锅，其铁质比较差，一般是做其他工具时的淘汰的那种，就拿来制造成铁锅卖给女真、蒙古，结果这玩意儿出乎意料的好卖——对于蒙古人和女真人来说，这锅能用而且便宜，有这两点就够了。

　　　　于是大明朝廷准予京华粗铁锅进入互市交易，但还是将硝黄、铜铁、盔甲、兵刃列为违禁物品，严禁进入互市交易。当然这很正常，就好比美国佬不可能把航母卖给中国一样。

　　　　曹淦又介绍道，在互市之中，既有大明朝廷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一般来说，“官市毕，听民私市”，而毫无疑问的是，京华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又是个商业体量上的巨无霸，现在自然掌握着各个交易地点的民市。

　　　　“官市”主要交易缯帛、马匹；而“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种类就多了，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锅釜，还有针、线、梳、篦、米、盐、糖果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