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第366部分

　　　　这些事情办完，高务实这位再次新晋为日讲官的左庶子，终于轮到了要上值讲课的时间。

　　　　没料到，就在讲课前的两日，高务实正在詹事府值房“备课”，讣告传来：张溶卒。

　　　　张溶是英国公，除皇室的亲王、郡王之外的最高外臣之爵，按例辍朝。

　　　　同时由于英国公府跟高务实关系密切，高务实少不得要亲自上门致哀，加上世子张元功跟高务实关系极好，又请他帮忙挥毫，为祭文书丹等等，这又耽误了几日。

　　　　尘埃落定之后，讲课便到了九月初。

　　　　高务实是堂堂六首状元，早年就有《龙文鞭影》、《新郑对韵》等书问世，年纪虽小，却算是文名鼎盛之辈，然而对于经筵日讲官而言，他毕竟还是个新人。

　　　　新人就意味着，他还不能讲四书，只能讲《五经》。但五经一般不会随便扔一门让讲官来讲，而是必讲其当年主治的一科。

　　　　高务实治《周易》，因此他现在只能讲《易》。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

　　　　明初之时，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到了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柄政，有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乃上疏请开经筵。从此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讲读，遇寒暑则暂免。

　　　　开经筵为朝廷盛典，例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大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

　　　　不过那是“经筵”，不是日讲。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

　　　　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高务实虽然官至左庶子，这个位置如果是资历较老的史官充任，有时候甚至会掌翰林院事，但显然高务实属于资历最浅的那一类，不仅不能掌翰林院事，在翰林院的位置甚至不算特别高。

　　　　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讲，规矩自然不大。

　　　　没有内阁大学士前来侍班，只有一个讲读官，乃是熟人：左春坊左赞善沈鲤。

　　　　左春坊的主官是左庶子，乃是正五品，与大学士同级；左庶子以下是左谕德，从五品；再下是左中允，正六品；再下才是左赞善，从六品。

　　　　所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高务实一个后来人，现在反而是沈鲤的上官。当然了，高务实考得好，而沈鲤会试虽然考得不错，但廷试考砸了，幸好馆试又考得不错，要不然今天也就不会在此做讲读官了。

　　　　但廷试考砸对他显然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翰林史官平时要是不捞个编纂先帝实录以及如《大明会典》这样的差事，升官是很慢的，一般只能熬资历，很少有高务实这样翰林官干了几个月就外任，然后居然以外任时的功劳升官回翰林院这样的好事——外任捞功劳本来就比翰林院简单多了。

　　　　所以，不能成为特例的沈鲤到现在还只是个从六品的左赞善，然而他今年都五十岁了，而高务实尚未及冠。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易，变化之道也。”高务实不打算像一般的讲官一般光讲大道理，但不代表道理就能不说：“昔年臣选本经，舍其余而取《周易》，为的便是了解这变化之道。”

　　　　“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诸般变化之中，我等为人者，如何才能趋吉避凶，此乃《易》所欲讲之道也。”

　　　　“孔子晚年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圣人看出了《易》的精髓。《周易·系辞下传》中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何为无咎？无咎便是没有凶险，没有大的过错，亦或是就算有过错，也没有关系，这才叫做无咎。无咎才是《易》告诉我等的人生最高境界。”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反省补过无咎。无咎者，善补过者也。”

　　　　“此言皆出自《周易·系辞传》。谁人无过错？无非大小而已。无咎，不是不犯错误，而恰恰是犯了错误以后，能够及时反省和改正。《左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过，就是不重复犯错误，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周易》上同样说，‘震无咎者存乎悔’。要达到无咎的状态，必然要善于反思悔过，如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反思悔过是改过的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反思、悔过，则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正。要真正达到无咎，就要随时反省自己，随时随地要能检查出来自己每一方面的错误，随时随地检查、反思、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时皇帝发问了，朱翊钧问道：“先生方才明明说变化之道，此时却又说无咎，此二者有何关系？”

　　　　朱翊钧平时称呼高务实，是君对臣，所以直呼其名，不过为了表示亲近，才只呼名而不称姓。但讲读时不同，朱翊钧在这一块还是比较随他父亲隆庆，不管哪位讲官，在讲读时他都称先生——仅仅这个时间里。

　　　　高务实微微笑道：“天地万物皆变，我亦当有所变，然则世间终有不变之理，即为道也，此道在易中，便是求‘无咎’。”

　　　　朱翊钧又问：“无咎，便是尽量不犯错，或者即便犯错，也当尽快改正么？”

　　　　高务实道：“易说：‘震无咎者存乎悔’。又说：‘谨慎无咎’。还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三言，皆是一个意思：谨慎。”

　　　　但朱翊钧有不同意见，他问道：“朕举一例：今年辽东洪涝，应天也洪涝，此天灾也！其地其民，该如何谨慎，才不使之有洪灾，可以‘厉无咎’？”

　　　　对于此时的明人而言，哪怕再有学问，这一问可能也无解了，或者就只好扯“天人感应”，说洪涝是上天示警云云。

　　　　但高务实却笑道：“洪涝不可避免么？非也。臣也举一例，昔年黄河水泛和其严重，然则这些年以束水冲沙法治水，以水泥加固河堤，黄河水泛便减轻了许多。又举一例：昔年长江水泛亦严重，尤其是湖广等地，常常于夏秋之际泛为泽国，然则自从前几年湖广兴修水利，如此数年之后，水灾减少了至少一半。可见，谨慎并不代表不做事，它代表有些事应当提前准备，提前做好应变措施……所以您看，天地虽变，我以谨慎相待，便能无咎。”

　　　　朱翊钧哈哈一笑，道：“先生所言极是，如今土默川大变在即，不知朕该如何以‘谨慎’而至‘无咎’，还望先生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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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3章　真“万历时代”来临

　　　　对于右翼蒙古方面的应变思路，高务实之前就有过一些规划，简单的说，就是趁俺答去世的时机，将把汉那吉推上位，取代辛爱成为大汗，然后劝三娘子嫁给把汉那吉，同时将辛爱所部转赐给三娘子之子布塔施里。

　　　　他把这个思路说给朱翊钧听，朱翊钧听罢，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皱着眉头道：“朕知道蒙古人婚嫁规矩不合礼教，但钟金哈屯算起来应该是把汉那吉的祖母辈，这……好么？”

　　　　高务实解释道：“皇上既然知道蒙古人不讲礼教，又何必在意这些？蒙古人只要不是血亲，别说祖母辈，便是曾祖母辈也是无所谓的。对我大明而言，无须在意他们之间的名分怎么定，只要保证土默特依然恭顺即可。”

　　　　朱翊钧想了想，问道：“那么，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二人，互相之间会愿意吗？”

　　　　“皇上若不放心，此事臣可以想想办法，咱们先不要通过朝廷或者边臣接触他们，且由京华方面暗中向他们提起此事，如此既可以试探他们心意，也能不失转圜之余地。”

　　　　“这倒不错。”朱翊钧点头赞许。

　　　　其实他之所以犹豫，本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乱点鸳鸯谱，然后惹得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两人都不满意，结果反而坏事。既然高务实把这件事揽了下来，那就相当于是以私人身份去进行试探，这就可以把朝廷撇出来，免得朝廷一开口，就没法挽回了。

　　　　今日小讲，除了高务实这个讲官之外，就只有沈鲤一位讲读官，他的职责主要是记录，一直也没说话。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他泄露机宜，因为沈鲤跟他不仅是“同党”，而且还是“同乡”。

　　　　沈鲤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在这个时代来说，和高务实是正经的乡党，加上他又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脑门前已经雷打不动的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沈鲤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去世后，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称其为“乾坤正气，伊洛真儒”。

　　　　在原历史上，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又是他的同乡，他都不肯私谒高拱，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这一世却有所不同，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前途，所以一直与其交好，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

　　　　这样一个人，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

　　　　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

　　　　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尤其特殊的是，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京华的陆路“外贸”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至今已十年有余。

　　　　这种资历，在整个京华的“家丁系”中，只有高陌和高瑞两人能比。

　　　　但相对来说，高陌算是坐镇中枢，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算是“管生产”，都不负责“直接来钱”的商贸，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

　　　　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甚至没等过夜，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

　　　　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他急着回京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曹恪回来了，据说老爷对他颇为满意，给他安排好了身份，以京师户籍让他去考童子试，看能不能拿个生员身份，如果表现好的话，明年接着参加顺天乡试。

　　　　家丁身份其实有各种好处，简单的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也有一个麻烦，就是一般不允许参加科举。如果要参加科举，主家首先要同意，这是肯定的，但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办。

　　　　嗯，其实一般而言，主家都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显然：考了功名，就是人上人，将来主家还压不压得住他，就不好说了——万一这厮读书厉害，不止是考了个秀才，后来又考了举人怎么办？甚至万一的万一，人家考了个进士，自己就成老爷了，那这主家还有个鬼的压制力？

　　　　不过高务实显然是个例外，他的态度是任你考，你便是考个进士又如何？我这六首状元是跟着你闹着玩的？

　　　　就算你做了进士老爷，你脑门贴着一个斗大的“高”字，我对你恩重如山，这是天下人肯定会公认的——要不然你能参加科举吗？

　　　　所以，就算曹恪考中进士，只要他做出任何对高务实不利的举动，都相当于自杀——政治自杀。

　　　　真正的牛逼，不是体现在欺负弱小，更体现在培养和提拔。

　　　　曹淦这一路估摸至少要走大半个月，暂时不必去说他。

　　　　接下来京师的大事，已经聚焦在郭朴头上。

　　　　太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郭朴一连三日，三疏求退。

　　　　皇帝的批复从“不允”、“温言慰勉，不允”到“切恳元辅尽心辅佐，所请不允”一路变化。

　　　　但接下来，郭元辅求见两宫了。于是当日两宫又召见了皇帝。

　　　　次日，皇帝命司礼监传旨，召集九卿等重臣，议增补阁臣。

　　　　这个举动意味着郭朴求退大局已定，所以皇帝在做准备。

　　　　大明的历代皇帝因袭了选拔官员的一项祖制，叫做廷推。凡属高级干部出缺，并非直接由皇帝定夺，而首先要由三品以上大员及各部主官协商，公推二至三人甚或更多，由皇帝选取任用。这种办法一直沿用了整个有明一朝。

　　　　当然，皇帝就毫无作为了吗？也不是，皇帝在这种时候可就名单圈选，亦可不予采用。

　　　　如“天启三年正月，廷推阁臣，首列孙慎行、盛以宏，皆不用。”

　　　　又如“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免，廷推七人，李戴居末，帝特擢之。”

　　　　可见，大臣们的首推，有时并非皇帝最爱，有时所荐人选，皇帝甚至一个都瞧不上眼。君臣之间，用人标准差异之大，足令局外人莫名其妙。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大度与和气，要真是这样，那就真有点皿煮得近乎可爱了。在皇权时代，皇帝手中有一条与廷推制度并行不悖的权力行为，叫做中旨，即皇帝可以自宫廷中发出亲笔命令或诏书，以不正常途径绕过中书门下，直接交付有司执行。

　　　　虽然这一次，大伙儿都知道在这个局面下增补阁臣，其实不管九卿怎么廷推，最终结果都是一定的：皇帝一定会选择首辅临走时推荐的那位。哪怕廷推的结果有异，皇帝也一定会否决廷推的人选，直接中旨拔擢。

　　　　当然，如果情况搞到这一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说明首辅对内阁、六部等已经失去控制。而且，不由廷推而入阁的阁臣，面子上会很难看——没有来得及廷推和廷推没通过，这是两码事。

　　　　仍以大明为例，历史上的万历年间，也出现过吏部尚书出缺，“天官”可是举足轻重的职务，不必阁臣来得差。但廷推上来的人选万历都不中意，僵持不下之后，万历断然下达了中旨，亲自选定了当时首辅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

　　　　孰料，李某却不买账。

　　　　在皇帝看来，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在侍郎位上难有寸进，笃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来的天官大印。

　　　　可李某却在奏疏中直言：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众臣怄气，非圣君所为。

　　　　李某在此态度十分明确，中旨授予的官衔，他是不会接受的。

　　　　可见如果闹到廷推僵持，问题是很严重的。

　　　　申阁老显然不是一个强势到当面和皇帝、首辅顶牛的阁老，他在廷推上的表现完美的体现了他的风格，郭朴一提出由潘晟入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