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太多有所不满呢？我满意也好，不满意也罢，我现在能解决吗？”
帅嘉谟有些尴尬，辩解道：“侍读太子近臣，或许可以……呃，影响一下。”
“现在还不行。”高务实直截了当地伸手阻止了他的话。
帅嘉谟不敢再问，过了一会儿，才道：“侍读，你觉得人丁丝绢税一事，小生有多少胜算？小生听说，那五县又拿出了新的证据来。”
高务实点了点头，道：“他们的确拿出了新的证据，据我了解，你现在在这件事上，至少从证据上来说，并不占优。”
帅嘉谟面现忧色，迟疑了一下：“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税单让歙县交，的确是不公平的。”
“公平与公正，原本就不是一回事。”高务实笑了笑，又道：“况且，这件事需要的既不是公平，也不是公正。”
帅嘉谟呆了一呆：“为什么？”
“公平也好，公正也罢，都解决不了这么问题。”高务实淡淡地道：“上次遇刺案之后，我被迫在安肃耽误了足足六天，然后这一路来，沿途诸地都很紧张，他们不光是紧张我，也紧张你，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已经闹大了。”
高务实把上次遇刺案推到帅嘉谟身上，以至于现在连内阁都关注起徽州人丁丝绢案来了。
帅嘉谟诧异道：“大到什么程度了？”
高务实哈哈一笑，道：“你们歙县人杰地灵，一大帮子乡党高官都上疏了。”
这话的确不假，就这么短短的时间，歙县出身的官员们已经纷纷上疏，以期形成舆论压力，以下几位可以算是代表：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郧阳巡抚（历史上他一年后会升为兵部左侍郎）。而且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后五子”之一。
江珍，歙县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
方弘静，歙县南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程大宾，歙县槐塘人，进士，历任南吏部考功主事，广西副使、滇南学正。
曹楼，歙县雄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
帅嘉谟听得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其他诸县呢，他们没有应对？”
………………………………
第009章 安阳之行（二）
其他五县当然会有应对，但没有谁自己跳出来表示对这起刺杀负责，他们是朝廷命官，又不是恐怖组织，谁都不会朝这种枪口上撞。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婺源县是徽州府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子的故乡。婺源知县冬月十五接文，在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以大明的平均行政效率而言，堪称神速。
可惜速度虽然快了，质量却实在有些拿不出手。这篇申文的论点，和此前绩溪杨教谕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八千七百八十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生绢”，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更与地方无关。
这个论点当然破绽很大，毫无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婺源县令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该县令到底也非庸手，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黄册。
所谓黄册，乃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峰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婺源县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因此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就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黄册会抄送数份，不仅本县、本府都有保存，还会抄送南京户部留底。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留底，不可能被你某个地方的官员篡改，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婺源县这个说法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这就是南榜进士竞争激烈的原因，这才区区一个徽州，就牛到这个程度，只是辖下两县，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还全是活着的。
三天之后，绩溪县再次加入战团，同样也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其知县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之上。
帅嘉谟此前有一个质疑，说徽州有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攻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会典》一定会明确写出来。
绩溪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苏、常独征白米；宁、太独征牧马；绩溪独征皇木。这些在《会典》里也没专门写出来呀。又譬如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不必去管；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赣两县就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艺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交纳。这些单征的项目，《会典》里也都没提啊。
罗列完这一大堆，绩溪县令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写的那么详细。因此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道理说清楚了，可惜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找来找去发现本县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一大一小两县打起头阵。其他战友也不好落后，几天后休宁、祁门两县也有了回应。
尤其是休宁知县的回应，对帅嘉谟的威胁最大。此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出手不凡，他抛开那些弯弯绕绕，矛头直指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九千七百石，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多交的四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每二十四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与“人丁丝绢”数字相符，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二十四两调整到了二十两，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却没有改动过。
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他的第二招，指向物产。
因为帅嘉谟之前曾提出，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休宁县令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滚绣、下乡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虽然歙县现在不产生丝，但不代表以前也不产——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
也就是说，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不能推卸给别人。
至于说《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休宁县令认为很简单，因为歙县本就是徽州府的治所所在，《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
休宁县的第三招，则对准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大明会典》。
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征于歙县？休宁县的解释非常简单，就三个字——没必要。
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没有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实属荒谬。
休宁县的回答，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这三招下来，拳拳到肉，招招见血，就算是帅嘉谟已经到案，与他当面辩论，恐怕也会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就写得毫无意义，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祁门知县正好开缺，申文是由县丞代理回答，该县丞是个老举人出身，果然还是比不上进士老爷的水平。
前面已经珠玉在前，黟县知县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穷得只差当掉裤衩，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当场就要死了啊！”
高务实把这些情况说给帅嘉谟一听，帅嘉谟就急了。
他先对高务实这一路的照顾表现感谢，然后请求提前南下回徽州，跟五县好好论战一场。
………………………………
第009章 安阳之行（三）
高务实是有心将帅嘉谟留在身边听用的，他的计划摊子铺得很开，但人才却不够用，有帅嘉谟这样一个有着数学和刑名双料专业的人才，对他而言很有作用。
说来也是好笑，新郑高家虽然不是什么四世三公之家，但从祖父高尚贤一辈就算是发达了，父辈也不用说，尤其是三伯高拱，门生故吏满天下，按理说是不应该找不出人才来的。
但问题在于，高拱门下弟子虽多，几乎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却几乎全在官场。同时他们的才华也未见得适合高务实现在之需，更别提高务实年纪太小，身份也不足以驾驭这些师兄，因此空有巨大人脉，却利用艰难。
守着金山没钱花啊。
其实高务实自从前一次在太子伴读竞争中凭借《龙文鞭影》脱颖而出，后来又小试锋芒折了冯保的面子，私底下闯出一个“小阁老”的称呼之后，高拱的门生故吏们都在心底确定师相这是要传衣钵给高务实了，对他的一举一动都颇为关心，甚至连吴兑这样已经高居巡抚之人，对他也不敢小觑。
不过，那并不代表他们会以臣服的态度对待高务实，正相反，他们对高务实的态度大体都是帮助、提携。
高务实自己也深知这一点，这些师兄们只能是自己今后在官场上的奥援，却不是产业上的伙伴，自己的产业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眼下虽然摊子铺开了一些，毕竟还只是个基础，还可以靠着高家的底蕴从家中选人，等这些生意全面展开，乃至于进军更多的项目，缺人的现象一定会更加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引进人才。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肯定会有人才缺口，那不如现在就开始筹划。
这年头，读书读得好的势必先考虑当官，实在是考不上的才会去找别的门路，而整体来说，大明的读书人占比又不高，这样一来，招募人才就很困难了。
高务实知道高拱在掌握吏部之后有一个计划，就是加大对举人的培养和使用，现在已经再开始逐步推进了。
这本身是个好主意，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是高拱的一项良政，高务实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招募人才——举人可能有点困难，毕竟举人已经可以候补为官了，但秀才呢？
历史上不也有很多落第秀才干了不少大事么？可见秀才这个层次，应该也是有不少沧海遗珠的。
帅嘉谟倒是接受了他的邀请，但歙县人丁丝绢案还是必须先了结了才行，所以他必须回去。
高务实只是不知道自己暗示给他的那番话，帅嘉谟到底听懂了没有。如果听懂了的话，他应该就不会再死钻牛角尖，非要跟五县论个是非曲直来了。
为政有时候就是这样，公平也好，公正也罢，都不是关键，对错根本不是处理一件政务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利弊才是。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说得真好，也真讽刺。
可是高务实也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为政更是如此。徽州这档子事，最后肯定只能和稀泥。
高拱这样的政治家，不会太纠结歙县和其余五县到底哪一方才是奥数冠军，那没有任何意义，他的目的只是找一个在南直隶推行一条鞭法的突破口。
不过回头想想，帅嘉谟固然是人才，那个休宁县令似乎也很厉害，可见科举制度之下，也并不是说就不会出现有能力的人才，只是社会现状如此，大家千军万马争一根独木桥，再优秀的人才，一门心思做官去了，也发挥不到其他方面上来。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绝非简单的科举制度问题，解决办法也绝不是什么废除科举——后世的公务员考试，不也是变相科举？可见问题不在于考试，只在于考什么，以及这些所考项目在整个考试中的权重。
高务实记得当年有一次和表弟一起看世界杯，他感慨了一句：“咱们国家的足球青训体系太差，什么时候才赶得上人家呀！”
结果他表弟哈哈一笑，说：“其实贼简单——高考足球额外加分，加分上限100分，十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天下无敌了。”
高务实目瞪口呆之后，觉得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其中还真不是没有道理。
试想如果大明的科举能够加入其它科目，哪怕一开始分数比值低一点，难道就不能引导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关注其他学问？
哪怕一开始的时候，只能改革到四书五经占九十分，数学、物理各五分，以大明的人口基数，也能多出许多数学物理方面的人才来。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加入其他学科，逐步调整各科分数占比，不就大事可期了？
真正的难题，反而是第一步，怎么把其他学科加入到现行科举体制中去——那些腐儒是绝对不肯轻易答应的。
但只要能加进去，一开始的时候无论分数占比多低，都不是问题。
对这件事，他有一个规划，但只是一个笼统的思路，没有细化——他现在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份，细化了也没用，这都是以后科举高中、步入仕途之后的事，还要找合适的机会作为突破口，现在计划太细有什么意义？
自己的考试是为官出仕的基本前提，这是肯定的，高务实也没有放松过学习，并且此次顺路来安阳，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
但他也不打算做一个循吏，一门心思就是升官发财过日子，他还必须把一些产业搞起来，赚钱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产业来给天下人做榜样——赚了钱投资工商远比投资田产有意义得多。
如果大明的人永远只会盯着那几亩田，早晚会被西方人赶超，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