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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达德手下一名士兵走上前。“请停一下，先生。让他们喘口气。”这位士兵说的是普什图语。
“我不听从你发号施令，你在命令我。”扎达德呵斥道。直到现在，他只说达里语。他甚至没正眼瞧士兵一眼，仍旧在盯着我。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只想能睡两个钟头，这些混蛋总这么喊，吵得我睡不着。”这位士兵说。
“喂，我正在兴头上呢，别他妈扫我的兴。”扎达德说。
父亲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你算什么普什图人”他声音嘶哑地朝扎达德啐了一口，用普什图语说道。
“你是普什图人”扎达德吃惊地问。
“当然，我是普什图人。”父亲说。他的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扎达德说。他从这段时间一直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朝父亲走去，仔细打量他。他审视父亲片刻，然后吩咐手下打开锁我的链子，递给我们衣服。“我可不想折磨我的普什图同胞。”扎达德边回到椅子旁，边轻描淡写地说。
父亲和我勉强穿上衣服。我每动弹一下，长犬牙的家伙咬过的地方就如什么东西撕裂我皮肤般刺痛。我被吓呆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血从伤口处流出，浸透了衣服。那长犬牙的家伙一直凶狠地瞪着我，令他愤恨的是到嘴边的肥肉跑了，对此却无计可施。
“那其他人呢”父亲问。他还不能站直身体，“把他们也放了吧。”
“你们爷俩可以走了。”扎达德说，好像在下命令。
“你不会为钱折磨这些人，是吧你之所以折磨他们，是因为这么做你很享受。”父亲说。
“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我就忘掉你是个普什图人。明白吗走吧，不要再回头。”扎达德吼道。
父亲没再说什么，我们离开那里一步一步痛苦地挪着，沿着陡峭的小道缓缓下行，回到公路上。10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从主路驶来的由贾拉拉巴德开往喀布尔的出租车，朝家的方向驶去。
“这是怎么啦”母亲瞧见我们身上的血污，问道。她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着，面色苍白。
“我们被狗咬了。”父亲边拥抱母亲边说。他头一晕，身体倒在母亲身上。
母亲忙喊我帮她搀扶父亲。我们半搀半拖地将父亲弄到床上。我长话短说地将那番遭遇告诉了母亲，因为我也想躺下休息。
母亲跑到外面找来一个邻居，他是晚上也出诊的大夫。
几分钟后，这位医生给父亲注射了能让他完全失去知觉的药物。待麻醉剂起作用后，医生开始清洗伤口处，先用酒精消毒，然后将几种制剂混在一起，轻轻揉按伤处，最后包上纱布。
医生处置完父亲的伤后，我请他检查一下我的伤。我肩膀和胳膊的伤开始发痒，然后灼痛。咬伤的刺孔还在往外渗血，尤其是右臂上最深的伤处。他的处置方式与对父亲的一样。他感到惊奇的是，我竟能忍受疼痛这么久。殊不知，痛苦是我们现在体验生命的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情况还是很糟糕。伤口处有红斑点，每块咬伤周围都热得烫手，一抽一抽地痛。我注意到左腿咬伤处向外流脓。所有的伤口都肿得比昨晚大一倍。我一挪动，就觉得像有什么东西在撕裂皮肤。
我们两周后才康复。母亲不让父亲再提去巴基斯塔这茬儿了。她说我们的遭遇是一个坏征兆。她说如果我们在巴基斯坦生活的话，也许比在喀布尔更糟。
“你很迷信，”父亲说。
“是的，”母亲直言不讳地说。她在屋里踱步，就像花园中原先那只豹子那样。父亲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说他想喝茶。
她停下脚步盯着他，抬起手指像是指着我或者我的姐妹们。“我不去巴基斯坦，”她坚定地说，“我就待在喀布尔。如果我死了，那是命。就算死也死在自己这片土地上，而不是死在一个陌生国家。”
父亲知道争辩也不会改变她的主意。
她默默地从屋里给他端来茶。
第四部
结束
第17章
塔利班
我们进入等待期。我们说，只要耐心等待，战争是会结束的。只要我们等待，从前的生活还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等待，抑或我们会发现一种解脱的方式。只要黄金还在祖父的花园里埋着，那么它就会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去享用，正如我们在诺伯利亚苦苦等待一样。
喀布尔的战事暂告平息，诺伯利亚附近的学校重新复课。经过翘首盼望回到学校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对它失望至极。学校破败不堪，不像在我们老街坊那些受过教育的家庭支持建起来的建筑那般保存完好。在那里，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名字，也和我家人相熟。他们对我很好，而我则对学到的每种新知识雀跃不已。
在这个新学校里，许多学生来自诸如沙马里、帕尔万和潘吉什尔这样的喀布尔北部乡村。他们说带这些地方口音的达里语，听起来怪怪的。这些家庭中的一些孩子随着圣战者组织来到喀布尔。其中有的喜欢打仗胜于对学习的热爱。达里语中有句老话意思是：“与好人坐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善良的人；与坏人为伍，你就会成为恶人。”这些学生并非真正的坏人，但我能列举出他们许多恶习。
然而我还是每天都去上课，主要是因为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整整两年来我每天都渴望上学，与那么多同学待在一起。我们都被耽误了，尽管有些同学和我一样在家里由父母来教。在战争中求生，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不知为何，我被编入8年级。也许是因为我13岁了，看上去好像就应该上8年级。每天下午我去上4小时的课。刚入6年级的孩子上午来上课，包括我大妹妹。我姐姐到相距不远的女子中学去上学。只要继续停火下去，我们每天都能上学。
大多数老师与学生一样，对阿富汗的生活灰心丧气。老师极力让我们相信，他们教的是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知识也许是吧
有时在课堂上，我们谈到圣战者组织的各个派系，诸如哪个派系好，哪个派系坏。最后，我们总结出没有一个是好的。有时，火箭弹还在喀布尔上空呼啸，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是哪个派系发射的。与此同时，我们听说有一个叫塔利班的新派系，正在攫取对南部各个城市的控制权，正慢慢向东部挺进。许多人说他们会围攻喀布尔，将其他派系赶走。我们对塔利班不甚了解，对指挥官和派系什么的很反感。
校长愈发担心我们的处境，他长着一双像火球一般通红的眼睛。每天，他都掌掴那些打架的学生，直到他们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大哭。他是个蠢货，水龙头坏了，一直向外滴水很可惜，他竟然让我们在水龙头里插一根木棍来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我们按照他说的做了，结果水喷向我们，大家都成了落汤鸡。然后，他又以我们把自己弄得浑身湿漉漉的而体罚我们。
尽管有人在蓄水池里发现一只死猫，但没人扇他耳光。至少有一星期，我们都在喝浸着死猫的水。
所幸有一个班级用达里语授课，而且还有一位讲授达里语文学的老师。她长得很漂亮，总是乐呵呵的。她帮我第一次弄明白，对一个故事而言有比情节更重要的因素。她告诉我们，通过语言创造的形象能够隐藏其本身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家里所有的书籍，像个侦探似的，寻找其隐藏含义。
学校发给我们的教科书里，鲜见有隐藏起来语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诗歌和短故事用的是艰涩和富有想象力的词句，有些载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小传的历史书也是这样。于是，我们老师选了其他书让我们读，绝大多数是小说。许多男孩子憎恨读书，一读书他们就很生气。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子发现，老师让我们读的每本书都比上一本更好。
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她认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事物的小说，这些都是在教科书上学不到的。这些小说大多是伊朗作家写的，诸如阿米尔阿希里arashiri、帕尔维兹卡齐赛义德parani和贾瓦德法兹尔jawadfazil。她也推荐了一些西方作家，如马克西姆高尔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杰克伦敦和托马斯曼。罪与罚里描写了太多的艰辛、悲惨和痛苦。我读了开头几页，然后就把书放回书柜原先的地方，告诉自己当我不再在阿富汗生活后，再读这本书。
老师对我们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但大家都能听明白她的意思。她一进教室，大家马上停止交头接耳。上她的课，没有人像上别的老师的课那样心有旁骛。
那天，她告诉我们，她已经接到在俄罗斯获得的学位证书。她一直盼望在喀布尔大学做教授。可是她有3个儿子，最大的只比我们小4岁。绝大多数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我认为她做教师不是为了钱，因为她丈夫经营一家电器商店，生意很好。我认为她教书是因为热爱文学。这时，我刚刚明白什么是“文学”，能向同样热爱“文学”的人学习，这种体会让我永难忘记。
随着慢慢长大，我开始留意自己身上以前从未长毛的地方长出了体毛。起初，我害怕由于战争带来的紧张情绪把我变成一只猴子。我记起多年前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图片。难道战争真的能让人类退化成猴子吗
之后，我又做起那种梦，尤其是有关女人的，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有了自我意识。每当看到杂志上漂亮姑娘的照片，我就有种怪怪的感觉。
如今不似从前了，当时一个阿富汗年轻小伙可以与姑娘约会。自从圣战者组织来了之后，一个年轻男子必须同女朋友完婚后才能在一起。我不想小小年纪就结婚。
相反地，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健身房里练习举重，按照拳击手的要求来训练。我的胳膊越来越粗壮，胸膛也开始看上去像个男人了。有时，我脱掉衬衣，站在镜子前，见身上肌肉棱角分明，就像书上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似的。
有一天，我假装自己是阿波罗雕像。我抬起左臂，保持这个姿势两分钟，浑然不知父亲就在门口望着我。直到几个星期后，他还取笑我。他盯着我，然后举起左臂。我不喜欢他取笑我，但我喜欢听到他开心的笑声。
我们吃饭时，父亲讲笑话，可他自己却乐不起来。除了他戴上拳击手套，向我演示如何假装右冲拳，或者用左勾拳回击时，他脸上才露出笑意。他不许任何人提起地毯、走私客或者祖父的老房子。
某一天，我终于觉得在诺伯利亚好像比在我们自己的家生活得更久。其实，仅有4年而已。
1996年9月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听到街上有许多小汽车驶过。街上既没有枪声，也没有火箭弹爆炸声。但是，整个喀布尔所有公路不同寻常地彻夜喧嚣。
第二天早晨，同其他星期五主麻日一样，我是这样打算的：晚点与家人一起吃早餐，要是没有哪个派系从山上朝我们射击的话，就去城堡前面的公路上看邻居的孩子踢足球。之后，在与祖父或者跟他一起来的哪位叔叔一同吃午餐前，我先回家听一会儿广播剧。整个下午他们坐着聊天喝茶，我则去花园坐在葡萄架下听着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读一本伊朗小说。
可是主麻日那天当我走近大门口时，却没听到外面传来踢足球的吵闹声。周围一片寂静。
我们在诺伯利亚的家前面锈迹斑斑的铁门布满了像漏勺似的小洞，5年前曾有一枚火箭弹落在门前。那枚火箭弹也炸死了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正从附近的杂草堆取草料喂驴。我们没有钱来换新门，就那么凑合用着。
我透过门上一个洞向外张望，看看为什么没人在大门和以前的英国使馆院墙之间肮脏的宽阔马路上踢足球，这条马路已然成了宽敞的运动场地。然而，没有一个人踢球。恰恰相反，我瞧见有一些陌生男人在那儿。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即使是在梦中，或是在电影里或者哪本小说和历史书上都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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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过。
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但装束很奇怪：长长的白黑相间的头巾，非常长的宽松衫漫过宽松裤，一直到膝盖以下。他们手里拿着鞭子。
他们的眼睛上都涂了眼影粉，留着长长的胡须，没有修剪。这些人脚蹬拖鞋，都不甚合脚，而且连鞋带脚都脏兮兮的。他们中大多数嗅着鼻烟。有些人朝前方的地上大口吐出深褐色的痰，然后用头巾的末端擦一下嘴。
他们谁也不说话，看上去很茫然，就像来自森林或者洞穴，以前从未见过建筑物似的。
我最初以为他们也许是吸血鬼。我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吸血鬼，只不过在故事里吓唬孩子罢了。可是，他们不是吸血鬼又是什么人呢
我见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恐惧感倏地涌上心头。也许邻居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晚上全都搬走了吧。抑或这些吸血鬼已经把他们吃了，现在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
“这不可能。”我宽慰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自从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通常要几个月时间一派才能战胜另一派，取得对毗邻地区的控制权。眼下，这个新派系似乎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人员伤亡，就占领了整座城市。我必须弄清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外面。有3个家伙听到开门的“吱吱”声，朝我跑过来。他们面相凶恶，举起手中的鞭子。
其中一人走到近前，问我是否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哪儿。他们全都说带坎大哈艾哈迈德口音的普什图语，比我们在喀布尔讲的普什图语多了些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许他们就属于我们早就有耳闻的塔利班这个新派系。
“我不清楚。”我用普什图语怯懦地说。他们一听我说他们的语言，神情温和了一些。
“你知道法西姆吗”问话的还是那人。
“谁都知道他。”我说。马歇尔法西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亲密盟友。
另一个人将其他两人推到身后，抓住我的衣领。他手上的气味难闻极了。
“难道你是法西姆的儿子”他咆哮道。
“不是”我也对他吼道。
“他家在哪儿”他紧紧抓住我的衣领逼问道。我指了指巴格–巴拉，诺伯利亚以西半英里一个凸起的绿树掩映的高坡，那里以前是由蒙古人修建的一个花园。
他还抓着我不放说：“给我们带路。”
我带着他们来到法西姆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在街的入口处指给他们他家房子坐落的位置。那个抓着我衣领的家伙放我走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可是除了母亲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在胡说。我能以让母亲相信我的方式讲话。
和每次主麻日一样，那天早晨父亲在宾客来时已经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穿上他那条熨烫整齐的裤子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决定出来看看我在说什么。
除非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母亲都不希望让父亲出门。不过父亲总是很客观地说：“已经不打仗了。如果有新派系进城的话，我想与他们交朋友。”
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一脸愠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