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 第114部分

　　　　周士俊中进士做官后，赴任前专门去向他的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

　　　　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这种官员，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许也敛财，也收一些银子，但根子上有一种保守的正直。

　　　　这种正直，让周士俊在番禺也赢得了声誉，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敢跟洋人斗。

　　　　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洋人再次来到了广州，中国文官骨子里有种文弱心态，欺软怕硬，洋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官员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来到广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没有不应的。

　　　　洋人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总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发现，有人发现找洋人说话好使之后，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头帮自己给官府施压，每每能打赢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礼，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这一方面是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则不断的积压民怨。

　　　　周士俊到任番禺县令后，也很快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对此深恶痛绝，决心好好整治一番。任上碰上一宗争田诉讼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马将理屈的一方抓了起来。但是抢夺别人土地的豪强，买通了洋人，去给当时的总督柏贵递了话。

　　　　柏贵就派人来给周士俊递话，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态度坚决的回复：“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

　　　　柏贵解释说，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说情。

　　　　周士俊不服：“县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

　　　　最后柏贵也拿周士俊没办法，反而让周士俊在广州扬名，老百姓说他不畏洋人，是强项令。保守封闭的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周士俊跟洋人对抗，是有广大的群主基础的，所以若非万不得已，朱经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这种保守的官僚，往往也愿意做旧政权的忠臣。

　　　　朱敬伦闹饷的时候，由于担心出现当年华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组织乡勇围困广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两个县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这两个县令请出来，希望他们继续做官，稳定地方。

　　　　做官他们倒是愿意做，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伦做对，尤其是周士俊，当朱敬伦发出让全省州县递解官银入广州府官库的时候，他直接说钱都让朱敬伦抢了，他没有钱。

　　　　方山建议，严惩周士俊，给其他人做个样子。

　　　　朱敬伦深思了一番，这种有民望的县令，如果杀了他，自己不会有好名声，反而让这种人成神了，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的传诵。

　　　　“由他去吧，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敌人！”

　　　　朱敬伦解释道，这种不知变通的官员，就跟聂尔康一样，有时候也有用，现在用聂尔康的血已经震慑住了大多数州县，犯不着在杀一个文官了。

　　　　“番禺县就在广州城中，他翻不了大浪，只要他不试图鼓动乡勇，就不要动他。”

　　　　广州城现在已经替代新安县成了朱敬伦新的大本营，驻扎着朱敬伦的重兵，他倒也不怕这些官员的小小违逆，真正要担心的，是距离广州较远，但又有重要意义的州县。

　　　　惠潮嘉道道台孙凤翔很识相，有将军行文，皇帝遗诏，他很聪明的跟穆克德讷一样，将广州发生的事情，判断为朝堂之争，不但老实的将惠州、潮州和嘉应州三地的赋税上交，也没有阻挡朱敬伦往哪里派兵。

　　　　另外朱敬伦派兵也有正当的理由，他是打着防备华洋冲突的旗号去的，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潮州成了新增的通商口岸，一开始是美国人想入城，当地官府怕发生意外，将口岸划到了汕头，美国人进不了城，也没有坚持，但是英国人不干，他们比美国人换约晚，还是打了一仗后才完成换约的，后来却要先至，一定坚持要去潮州设立领事馆。

　　　　潮州本就是山区州府，却又有河流通向大海，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地方，民风比较封闭，又是中国沿海地区闯大海的一股重要势力，所以民风又相当悍勇，潮州群众反对英国领事进入潮州城。英领事在清政府官方保护下进入潮州城，结果潮州群众聚集了千几百人，向英国人抛掷瓦砾，蜂拥鼓噪，反对英人入城。

　　　　以此事为理由，由广州将军签发调兵的军令，孙凤祥也没有理由拒绝，没有理由拒绝也就不用拒绝，因为他不用担责任，最后无论是那一派争斗胜利，也没有借口以此找他麻烦，那么他何必又要给自己惹麻烦呢。

　　　　最后朱敬伦派去的那一千人，平安的进入了潮州府，作为一个山多地少土地贫瘠民风彪悍的地区，朱敬伦没太多必要派大军驻扎，而像其他的高雷阳道，琼崖道，廉钦道等地方，朱敬伦更是一个道只派五百兵，甚至琼崖道都没有派兵去，这时候海南岛没什么战略意义，即没钱，又偏远。

　　　　但是广州府是必须严密的控制在自己手里，每一个县都必须派兵。

　　　　广州府十四县，南海、番禺两县治所在广州城中自不用考虑，顺德县、东莞县、从化县、龙门县、新宁县、增城县、香山县、新会县、三水县、清远县、新安县、花县全部都要派兵，新会已经派去了一百多人，新安县更是一直都是朱敬伦的大本营，剩下其他十个县，每县派兵一百，仿照新会例，让军官自行招募千人辅助，稳定地方，牢牢控制广东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区。

　　　　一个月时间，这些事情才算做完，基本完成了对广东的控制。

　　　　但是广东地方远远谈不上安定，更谈不上被朱敬伦绝对掌控。

　　　　十月底，突然鹤山再次发来警讯，土人团勇再次向客家人发动攻击，客家首领张宝铭第一时间跑来朱敬伦这里哭诉。

　　　　对他的哭诉朱敬伦不能置之不理，现在他手下的军队，一半主力出自客家，让客家人给自己效力的承诺就是帮他们夺回土地，保护他们。

　　　　可是要派兵，压力真的不小。

　　　　朱敬伦之前向惠潮嘉道派兵一千，向高雷阳道和廉钦道各派了五百，在肇庆这个战略要地也驻扎了一千士兵，广州府县每县各一百，总计派出去了四千多兵力，虽然对于目前掌握的三万大军来说，只是十分之一，但是派出去的军队不管战斗力如何，都必须绝对信任，因此只能从新安军和五坑军这两个主力军调人。

　　　　新招募的八旗军不但不可靠，反而是隐患，还得重点防备，因此手头兵力就有些捉襟见肘。将真正能打仗的五坑军和新安军两个军任何一个军派出去，广州城所剩能战斗的兵力就不足一万，广州兵力就太空虚了。

　　　　可是手里权衡利弊，朱敬伦还是决定要发兵，而且要发大兵。

　　　　一次派出一万人，派出侯进和方山，一文一武两位要员，要用雷霆万钧之势，彻底解决鹤山境内的械斗，不然纠缠下去，引发新宁等地的大规模械斗就更不好收拾了。

　　　　之前朱敬伦已经多次听到这几个县出现小规模械斗的消息，没有军队震慑，一旦有权力真空，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土人团勇就难以遏制侵吞客家人田地的渴望，一旦任由这股势头满眼，鹤山等县会再次大乱。

　　　　朱敬伦则坐镇广州，抓紧时间练兵。

　　　　他必须抢在北京朝廷动荡技术之后，开始对广东地方动手之前，掌握足够自卫的兵力，为此他不惜一直搅乱广东的局面，让广东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想必北京就更摸不清楚情况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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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八节　兵员基地

　　　　广州新兵们，包括新招募的一万八旗兵训练热情极高，由于旗人两百多年来不事生产，除了当兵，根本就没有生存的能力，有一点好的是他们对当兵没有汉人百姓那么强的抵触，好男不当兵不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就是干这个的。

　　　　因此当穆克德讷确认朱敬伦没有造反后，他们给朱敬伦当兵的热情很高，不管是过去有兵额的八旗正兵，还是没有兵额的养育兵甚至余丁，适龄青年几乎都当兵了，现在每天被留在广州训练士兵的黑狗等军官操练的觎仙觎死，但一个个却毫无怨言，毕竟每天走一天路（训练步伐），或者站着不动（站军姿），甚至排排队（队列训练），每个月就有五两银子，这可比去码头扛活多五倍，谁也不想丢了饭碗。

　　　　至于那些新安乡勇，就跟更不用说了，这些新安新兵，是陈曲直从新安招募来的，当时朱敬伦担心广州兵力不足，震慑不住旗人，就让陈曲直回去招兵，只招到了一万人。不过这一万人早就羡慕新安军的同伴拿的高薪了，而且他们跟新安军中的老兵，基本上都有亲戚关系，这批新兵中大多数都是跟其中某个人，甚至某些人都是同一个村子或者同一个宗族，因为陈曲直回去招兵的时候，乡绅和宗族族长们当时听说朱敬伦造反了，严禁家族子弟加入，只有那些已经有家族子弟加入，已经撇不开关系的宗族，才不得不破釜沉舟继续派人来。

　　　　这些新安新兵是有一些底子的，在反割地运动期间，他们足足训练了有一年时间，很多都是朱敬伦派人去帮助他们训练的，现在一个个已经走的很整齐，那些八旗兵有些不服气，大概也是他们这群老爷兵肯认真训练的原因。

　　　　只是新安新兵一直嚷嚷着要步枪，朱敬伦却一时无法提供给他们，兵工厂已经开足马力生产了，但是技术工人们还不够成熟，次品率抬高，每个月也只能生产300只左右，现在是优先供应作战部队，只能给他们发一些老枪，让他们凑合着用来练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训练好了，才能有真正能打仗的新枪。

　　　　黑狗对不能让他去打仗非常不满，但是朱敬伦有自己的考虑，第一黑狗是五坑军统领，五坑军是由客家人组成的，尤其是鹤山客家人，现在就是回军鹤山，这些人跟当地土人团勇仇深似海，让他们去打，确实更容易打赢，但是造成的伤亡也肯定更大，这些人绝对不会留手不说，他们打起来也更加玩命，不但是他们的对手还是他们自己，都肯定会死伤更多，这是朱敬伦不想看到的。

　　　　另外，朱敬伦很顾忌这些人一旦杀红了眼，就根本不可能听话了，憋了几年的仇恨，一旦他们打败了土人团勇，会怎么办，朱敬伦肯定会有人不顾军规，屠杀俘虏，之后甚至会反攻土人的地盘，制造更大规模的械斗。

　　　　所以尽管张宝铭坚持要求五坑军回去帮忙，但朱敬伦以五坑军分散到了肇庆、潮州等地兵力不足为由，坚持派新安军去作战，不让派自己的子弟兵回去，不但让张宝铭不满意，就是这些士兵也不满意，而现在训练新兵的，就是他们，他们怎能不下死手。

　　　　广州城练兵进展很顺利，朱敬伦觉得在清廷结束政治洗牌，然后腾出手来处理广东事务之前，这些人就能形成战斗力，至于到时候这些旗人会站在那一边，就让他们自己选择吧，在他们站队之前，朱敬伦是不会给他们发枪的。

　　　　如果他们能表现出忠诚，那对朱静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将来跟清廷开战的时候，会有一只八旗军队给自己效力，他就异常的期待，当年满洲人入关，前面为他们冲锋陷阵大多数都是明朝的降兵，比如吴三桂这样的，他们多数时候只需要跟在后面接收城池，每每读到这段历史，就让朱敬伦觉得羞耻，如果他也能如法炮制，倒不失为一个雪耻的办法。

　　　　另一边侯进和方山已经带人到了鹤山。

　　　　一万久经战阵，早就能够熟练使用西方主流的线膛步枪和开花大炮作战的军队，不是一些仅仅买了一些洋枪，根本不会正确使用的土勇能够抵挡的，这些土勇刚刚将客家人再次封锁在山里，就被人从背后痛击，山上的客家乡勇趁机下山冲击，不到一天时间，他们就打通了客家人对外的联系，解除了封锁。

　　　　之前鹤山客家人一直躲在深山中，生活条件相当的困苦，也快到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是在那种绝望之下，他们才会义无反顾的加入朱敬伦的麾下，都不顾朱敬伦是不是造反，而且还迫不得已接受朱敬伦苛刻的要求，先帮朱敬伦消灭了肇庆的耆龄，然后朱敬伦才帮他们夺回失地。

　　　　客家人履行了承诺，现在该朱敬伦履行承诺了。

　　　　侯进打开山口，客家人的武装依次下山，跟新安军配合，向着他们的故土进发。

　　　　当地土勇不断的失败，他们怎么勇敢也无法抵抗数万复仇心切的客家练勇，加上有大炮、步枪和正规训练的新安军，从黄茅壁下山后十天内，客家人就收复了整个云乡的失地，接着向双桥进发。

　　　　云乡和双桥是鹤山县客家人按照乡约保留的两个聚居地，其他地方的土地都放弃了，当时签订契约的时候，客家人是出于不利状态，高三带着几个乡绅亲自找上朱敬伦，在朱敬伦的主持下，在水口立的约定，现在他们的土地都收回来了，但是人已经不是过去的人了，有许许多多的老面孔已经看不到了。

　　　　土勇也不乐观，他们这些土勇，是新安县勇撤走之后，他们看到占据优势，在潭三等投机地主武装的忽悠下，又拿起武器，越过乡约规定的边界，将客家人仅存的两个据点吞并，将所有的客家人都赶进了黄茅壁的大山之中，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像恩平县那样，将所有的客家人土地都收归己有，但他们发现，他们错了，新安县勇又回来了，他们依然打不过，他们依然吐出了吞并的土地，又一次返回约定规定的地界，他们中老面孔也有很多不见了，那些人都白死了吗。

　　　　最终居于劣势的鹤山乡绅，再次被方山请到了约碑跟前，跟一个个横眉冷对的客家乡绅一起重申了约定，发誓互不侵犯，但是他们双方谁还会相信谁，这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打了败仗的乡勇也好，终于收回了土地的客勇也罢，虽然不是士兵，但是械斗的久了，战斗经验比老兵还丰富，最重要的是他们上了战场不会出现怯阵情况，只要进行正规训练，就都是好兵。

　　　　重申约定之后，方山带人驻扎在鹤山各地，尤其是在土客势力犬牙交错的云乡和双桥，就在他们边界处，这个村子扎一个营，那个村子扎一个营，接着就开始招募士兵。

　　　　无论土客乡勇，方山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但是方山告诉这些投降的士兵，得让他们的宗族或者乡绅给他们具保，否则是不收的，如果是流民的话，则可以找自家亲戚具保，如果连亲戚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这样的无组织分子，新安军一向是不收的。

　　　　还好，广东的宗族组织一向都很强大，即便偶尔有外地流浪来的流民，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组织，人是社会动物，不可能单独生存下去，至少都有一个组织，哪怕是给人当佃户，也该有个地主不是。

　　　　事实上这些土客乡勇，大多数也是在土客械斗中，才离开土地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因为土客械斗让他们失去了土地，或者让他们宗族，或者让他们的地主失去了土地，他们失业后被组织起来，训练成乡勇，然后加入了异常惨烈的械斗之中。

　　　　这样的人有多少，数不胜数，根据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