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10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这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市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即：
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山5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政治邻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
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3万新兵和3万俘虏，请求全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
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方向，为时已晚。敌60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徐州集结。11月8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80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战役发起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的兵力逐步增加，徐州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离原来驻地，向徐州集结，两淮和海州、连云港等地区已为我军解放，我军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范围就自然地向西扩展。而这时，中野部队由徐州以西东进至津浦线以西，并攻占了宿县等城镇，截断了津浦铁路，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结起来。这样，原来中野为配合华野的战役而准备发动的徐蚌作战，自然地成为发展了的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这时，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在地域范围、兵力使用、指挥关系上，都已扩大到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60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卫作。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11月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2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20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年3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
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