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都是“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无法容纳”，居然没有编辑愿意看它！
就在这时候，有天我出门回家，发现庆筠正在全神贯注的翻阅《窗外》原稿。我心中怦
然一跳，心想战争又要开始！谁知，庆筠放下了稿子，抬头看著我，严肃的说：
“这是一部好小说！你让我嫉妒如果我再不奋起直追，你会遥遥领先的！”我松了好大
的一口气，真感激庆筠，没有因我写《窗外》而和我吵架，我小心翼翼的看著他问：“这里
面写的是我自己，虽然十四章以后，都是杜撰，里面还是有你的影子，你不会生气吗？”
他郑重的看著我，诚挚的说：
“让我告诉你，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多半都是自传！你千万不要让这点来困惑你，
只要问，你有没有写好它！至于我……”他微笑起来：“我如果连这点胸襟和器度都没有，
我还配当你的丈夫吗？我还配谈写作吗？”
我好感动。庆筠就是这样的，当他理智的时候，当他不自卑的时候，当他想发愤图强的
时候，他真是个可爱的人。那一瞬间，我想，我们还是会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只要我们彼此
都能迁就一点，都能牺牲一点！我们还是有“百年相守”的美景！报社都不愿过目我的《窗
外》，我想来想去，惟一的可能是《皇冠》杂志。当时，皇冠正在扩版，增加了一个专栏叫
“每月一书”，可以一次刊完十万或二十万字。所以，我就把《窗外》付邮，寄到《皇冠》
去了。
人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有命定呢？我这样一寄，真是万万也想不到，我以后的生命，就
全部改写了。
《窗外》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平鑫涛”寄来的一封长信，他的字如天马行空，一
手好草书，却“草”得太厉害，三个字里我有两个不认识，连看带猜，看出这样几行：
“收到《窗外》，连续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终于一
口气读完。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猜作者本人，必
在书中。写得如此真实，令人深深感动。《皇冠》获得此
书，十分荣耀，已决定在七月份《皇冠》上，一次刊出
……”我捧著信，雀跃不已。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平鑫涛”，颇有知遇之感。我收到
的第一封“邀稿信”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又是他接受的！他真是个有慧眼的人呢！我还
没从兴奋中恢复，他又来了第二封信，热心的和我讨论书中的几个细节是否需要修正？我来
不及回信，他又来了第三封，建议我改写“第一章”，让主角先跳出来。（我的初稿中，第
一章是许多女学生一齐出场。）我接受了每一项建议，重改我的《窗外》。一九六三年七
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发表在《皇冠》杂志上了。两个月后，这本书发行了单
行本。我首次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自己的书陈列著。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我悄悄的
在书摊前逛来逛去，偷偷看著那本书。看到居然有人去买书，我兴奋得心脏怦怦乱跳。晚上
回家，做梦都会笑。平鑫涛的信，如雪片般飞来：
“第一版‘窗外’，已被抢购一空，现正再版中
……”“第二版《窗外》，又已售完，现在赶印第三版，已
决定一次印五千本……”
“第三版《窗外》，又快卖完了。你在忙些什么？难
道没有新作问世，不准备‘乘胜追击’吗？……”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
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
不休的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揉著
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著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
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
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
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
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
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
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
的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
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
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
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
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
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著父母
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
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
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
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
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份了！”他伸出手
给我，慷慨的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筠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著疲倦的脚步，睁著布满红丝的眼睛，狼
狈而踉跄的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的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
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
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的说：“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
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
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的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天之后，我在报
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
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的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的注视著他，我沉痛的说：
“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著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
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
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的看著我，试著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
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的用手
抱著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
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
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著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
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
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
折磨中。我看著他，悲哀而无助，我说：“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
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的问。
“离婚！”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的盯著我，一
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
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
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
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筠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
“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你预备让小庆
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
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我的故事40/49
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的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
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
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著去完成了《六个梦》。
我会这样拚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
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著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
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
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
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
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
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的发现鑫
涛站在那儿，很肯定的注视著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
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
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
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怎么会认出我来？”“从《窗外》里认识的，从
《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著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
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
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什么电光？”今日的
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
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
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一个把
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
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
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
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著我。我称呼他“平先
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
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著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
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
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需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
情形，读者反应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的所。那时，我有些著急，因为，这在
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
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
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
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门
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
《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
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
著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
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
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著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
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
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
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的看著他们，等著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著我，轮流的叹气，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
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
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