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恩典。
关卓凡将手中的书放回书架，在一张梳化椅上坐了下去，然后，“惠甫，坐吧！”
本来，以赵烈文的位份，回辅政王的话，是一定要“立回”的，不过，既然王爷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再拿站啊、坐啊什么的客气，就未免太矫情了，于是，赵烈文说了句“谢王爷赐坐”，便在一旁的椅子上斜签着身子坐了下来。
“对了，惠甫，”关卓凡微笑说道，“我想起个事儿来，方才，我有句话，可是说错了——‘已经有日子没人给我做新衣裳了’，云云。”
微微一顿，“哎，这句话，你可千万别给我漏了出去啊？”
关卓凡的语气，是半开玩笑的，不过，赵烈文可不敢当成是玩笑话，立即俯一俯首，说道，“烈文万万不敢！”
“不然的话，”关卓凡继续用玩笑的语气说道，“朝内北小街这儿，小苏州胡同那儿，还有颐和园的谐趣园那儿——唉，只怕都得有人胡思乱想了！这几处，不论哪一处，我都是得罪不起的呀！”
微微一顿，“我也难——惠甫，你懂的！”
“啊？啊，是，是！”
赵烈文想不到第一次“独对”，辅政王就把玩笑开到了这个份儿上，可是，辅政王可以和他说笑话儿，他可不敢自认有跟辅政王说笑话儿的资格，于是，既不能不庄容以对，又不能不露出一点儿“会心”的笑意以示附和，这个表情，不免就做的很辛苦了：
“呃……是，是！”
“涤翁的身子骨儿，还好吧？”
赵烈文不由暗松一口气：总算可以从容对答了！
“回王爷，极好的！”赵烈文说道，“中堂的眼疾，一日好过一日！目下，照菲尔普斯医生的说法，除了老花、近视无可如何之外，余者，只要坚持保证‘用眼卫生’，就不虞复发了！”
顿一顿，“中堂身上，其他如头晕、目眩、胸闷、气促的毛病，其实也是打眼疾而来，眼疾渐愈，这些病症，也随之减轻了很多！”
再一顿，“王爷宽恩厚典，中堂受惠至深！我们做下属的，也是感戴不尽！”
“唉！什么恩典不恩典？”关卓凡微微摇了摇头，“我做的，不过一个‘逼’字罢了！——逼涤翁去看西洋医生！他老先生，什么都好，就是这上头，未免太谨饬了！谨饬到了自苦甚至自误的地步——真是何苦来哉？”
“这……是！”
说过这个“是”字，赵烈文打开护书，取出曾国藩的亲笔信，说道：“回王爷，这是两年以来，中堂第一次搦管吮毫，他自己说，手都有些发抖，若有不成章法之处，请王爷不要见笑。”
说罢，站起身来，双手持信，微微俯身，恭恭敬敬的递了过来。
关卓凡一边儿伸手，一边儿笑道：“我的法书，给涤翁做徒孙，大约也未必有师傅肯收，怎么敢倒转了过来，轻薄于大家？”
接过，拆开，一眼看了过去，便用十分欣慰的语气说道：“好！好！法书我是外行，可是，无论如何，看的出来，涤翁的眼疾，确实已经大愈了！”
*
第七章 曾国藩的终极选择（）
曾国藩的这封亲笔信，前半段，是向关卓凡报告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
曾国藩去江就直，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犹如野马没了笼头，囊中金尽之后，不事生产、无以生业的，就开始骚扰地方，作奸犯科，成为江宁乃至两江的心腹大患。
关卓凡谋之于曾国藩，威逼利诱，反复折冲，终于迫使曾国藩接受了以下方案：
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九品十八级，朝廷以最低一级三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五千两银子的价格，“赎回”他们头上、身上的一切顶戴、功名，然后，发送回湖南老家。
而曾国藩“客气”，主动“降价”，“赎官”的最终的价格，定在最低一级二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三千两银子。
其中曲折详细，本书前文已有长篇大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迄今为止，这件庞大而棘手的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说，湘系在江宁的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换一种说法，江宁这个湘系的大本营，已经回到了朝廷的掌控——或者说，进入了关卓凡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即便曾国藩不写这封信，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关卓凡也是清清楚楚的。
两江、湖南都有详尽的报告，而“赎官”的资金，又来自于“江淮盐业公司”的利润，因此，关卓凡手上的数据，不论人数还是花费，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
曾国藩自然晓得关卓凡啥都晓得，但还是在眼疾初愈、目力孱弱的情形下，亲笔写了这封信。
而且，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一切数据，也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并同关卓凡掌握的数据，严丝合缝。
当然，曾国藩做这份报告，即便在台面上，也没有任何毛病——并没有任何越两江之俎、代湖南之庖的嫌疑，他本来就是奉了明旨，同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一起，“实心协力”，办理此事的。
数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通过报告和数据表达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之后的一段话里，有着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表达。
曾国藩说，发送回湘的退役兵勇之中，“惫懒之辈甚伙”，因此，不能不对如下一种可能性“预为之备”，即，一班散兵游勇，发送回乡之后，依旧不事生产，“金尽之后”，掉头返江宁，“故态复萌”。
如是，一定要“不问情节轻重”，“立予捕拿”，“明正典刑”，“以儆后来”，断不可“恩不忍诲，义不忍割”！
这个，“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不然，“小隙易弭，大忿难敉”，等到重蹈覆辙才亡羊补牢，必事倍而功半，“此朝廷、地方皆不可不慎者也！”
看到这儿，关卓凡不由微微动容，感叹着说道：
“‘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切中肯綮！‘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可圈可点！‘小隙易弭，大忿难敉’——更是警句！”
顿一顿，“涤翁苦心孤诣，老成谋国，以忠、以公、以正，我受教了！”
“王爷金奖，”赵烈文说道，“中堂荣于华衮！”
“惠甫，”关卓凡摇了摇头，“不敢这么说——我是视涤翁如师的。”
赵烈文微微俯一俯身，不再说话。
关卓凡继续看了下去。
很快，赵烈文就留意到，辅政王的眸子中，隐有光芒跃动。
这是意料之中的——较之前半段，信的后半段的内容，更加重要。
“小隙易弭，大忿难敉”云云之后，曾国藩笔锋一转，几乎没有做任何的过渡和铺陈，便说道：
我拜读辅政王的祭“江阴阎忠烈神将军”的雄文之后，“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乃嘱小犬端楷大字恭录之，悬于内室南壁”。
“清夜梦萦，不能安枕，揽衣而起，举烛照壁，低吟慢咏，每至‘既不论周、殷，又何分旗、汉？今时今日，其惟知华夏矣！’——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
“扼腕抵掌，绕室徘徊，长以太息，不知东方之既白。”
关卓凡太意外了！
他祭阎应元的那篇文章，早已传遍全国，其中满、汉之关节，真正才智之士，皆有所动、有所感，不过，这个事情太敏感了，再怎么“动”、再怎么“感”，也只能“默喻”，或者，只能在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之间，私下底讨论，今日之前，还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士，就此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
另一方面，关卓凡对于相关进程的推动，也是十分谨慎的——一步都错不得的！因此，他并不亟亟于“有分量的人士”的桴鼓相应，若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说话的时机不合适，帮倒忙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关卓凡曾经反复盘算过，第一个站出来“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的“有分量的人士”，会是谁呢？
或者说，该是谁呢？——我应该挑谁来做这个“第一个”呢？
他想过很多人，满人不计，汉人中，左宗棠、李鸿章都在候选之列，但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从未有过曾国藩的名字。
原因呢？
很简单，第一，曾涤生是天底下第一个忧谗畏讥之人；第二，敉平洪杨之后，其心气已衰，不再有什么进取之心，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持盈保泰”——这是通天下都晓得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秘密。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本朝第一敏感之事上，做出头鸟呢？
还有，你看看这些文字，“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扼腕抵掌”——
这像是一个最讲究“持志养气”的道学大家说的话吗？
还有——短短一段话，居然出现了两次“扼腕”、两次“击案”？
嘿！
另外，做文章最讲究起承转合，而如前所述，曾国藩的这封信，前后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铺陈，这——
这固然是因为曾国藩目力尚弱，没有多余的精力写废话，但是，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心绪激荡”、“无以自已”而“直抒胸臆”、“不藏不私”？
“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关系的；而曾某人经已拜相封侯，且“相”是首辅，“侯”是世袭罔替，人臣的极峰功名，都已有了，再加上表里如一的清廉，若说他在功名富贵上头还有所求，天底下大约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那么，这封信，这番话，所为何来？
往下看。
曾国藩说，“拜读”了辅政王的祭文后，回过头，再去“恭读”对法宣战诏书，更有所悟，真正能明白了，何以“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何以“此役为我华夏淬火之役”？何以“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
这三句话里头，都有一个“华夏”。
很明显，曾国藩“所悟”之重点——譬如，“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重点不在“坚忍果敢”，而在于“华夏”。
另外两句，情形仿佛。
曾国藩的话里，有一个小小的BUG，“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是关卓凡祭阎应元文中的话，对法宣战诏书相应的原话是，“我华夏赤子、志士仁人，恒河沙数”。
这个BUG，不晓得曾国藩只是搞混了，还是刻意为之？
不过，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
态度！态度！
关卓凡亦不由“心绪激荡”了：
不论原时空还是本时空，曾国藩都是那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目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第一个站了出来，对我的改天换日，桴鼓相应的，又是他！
*
第八章 浮一大白！浮一大白！（）
这个人。
这个人、这封信，之所以令关卓凡如此意外，“忧谗畏讥”、“持盈保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对于曾国藩本人，关卓凡虽一力尊崇，但是，这份尊崇，“及身而止”，对于曾所代表的“湘系”，却是大加裁抑的。
关卓凡破格提拔信用其子纪泽，除了曾纪泽本人确实能干之外，其实也是“及身而止”的一部分。
对于关卓凡来说，曾纪泽属于曾国藩本人利益的一部分，并不涉“湘系”的利益，不然的话，即便是曾国藩的至亲，也一样在裁抑之列——譬如曾国荃，他是“湘系”第一等的要角，绝不能仅仅视为曾国藩的九弟，因此，一旦被劾去职，便再无复起之望。
前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之流，就更加不必说了。
事实上，整顿两淮盐政、裁撤长江水师、发送退役湘军……一系列“裁抑”湘系的举动，都是以轩军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胁之以威之余，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曾国藩、彭玉麟等，虽然最终都接受了关卓凡的“开价”，并在实施、执行中，尽力予以配合，并没有言行不一致之处，但是，关卓凡很清楚，曾、彭等再怎么“顾全大局”，也是被迫的，“湘系”的反弹风险，始终存在。
这个风险，可说是关卓凡唯一的重大的心病。
“唯一”，意思是，关卓凡认为，除了“湘系”，国内并不存在有能力对其地位和统治做出实质性挑战的势力，包括“淮系”。
原时空，湘、淮并称，但在本时空，“淮系”的势力，远不能同“湘系”相提并论。
不论在原时空还是在本时空，“淮系”都是兴于平洪杨，但在原时空，“淮系”真正成了大气候，还是靠剿捻。
而本时空，淮军平洪杨的功劳，被轩军抢走了一半；剿捻，淮军的角色，更加只是负责清扫外围——只不过是给轩军打了一个下手，功劳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李鸿章本来是没有入阁拜相的资格的，他之能够做到大学士，完全出于关卓凡的力保，因此，李鸿章才会在感激涕零之余，对关卓凡心结尽去，并随着关卓凡的地位的不断的提升，慢慢生出以轩王私人自居的心态。
如是，才有后来首倡“禁缠足”等惊世骇俗的举措。
如何消弭“湘系”可能的反弹，是这几年来，关卓凡一直念兹在兹的事情。
他当然不能走回授“湘系”以地方的老路，非但如此，还得继续向代表地方势力的“湘系”收权，这个过程，尽量做到“温水煮青蛙”，不激化矛盾，但是，大方向绝不改变。
因此，也就没有哪个人可以保证，“青蛙”不会耐不住，突然之间，一跃而起，打翻水盆，溅你一头一脸的热水。
现在，这块“唯一的重大的心病”，霍然而愈了！
曾国藩的这封信，不但是对关卓凡的相关政策的支持，甚至可以视为对关本人的“输诚”！
而且，因为某些话到底不好明言——至少不好形诸文字，而又要将这种支持和“输诚”明白无误的表达出来，很可能，曾国藩还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即，以他道学大家“持志养气”的修为，纵然“心绪激荡”，也未必会如信中说的那样形诸于色——“太息”可能有之，但是，“扼腕”、“抵掌”、“击案”乃至“无以自已”，很可能是曾国藩的“修辞手法”。
言下之意，反反复复三个字：
我撑你！我撑你！我撑你！
则曾国藩何以会有如此关键而重大的转变？
说“转变”也许不是十分准确，换一个说法——是什么促使曾国藩迈出了如此关键而重大的一步？
向地方收权，是关卓凡的既定方针，而“湘系”系“地方”之重，这些，曾国藩都是心知肚明的；“华夏”云云，无关中央、地方的授权、收权，曾国藩绝不会因而有了朝廷改弦更张、中止收权、甚至反过来向湘系“授权”的错觉。
那么，曾国藩之所以迈出了如此关键而重大的一步，其原因，只能是在他心中，“大我”压倒“小我”，“小我”让位于“大我”了。
“小我”——湘系；“大我”——华夏。
关卓凡想起原时空左宗棠吊曾国藩的那副著名的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