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大获全胜。
这次会议，实在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其意义，不仅仅是关卓凡在修建铁路上面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依靠背后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的改革派首次获得了对保守派的心理和舆论优势。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但在舆论场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对比，走过了第一个最重要的节点。
在这场斗争中，为京官恢复原俸，是一个很有效的“软铺垫”，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难以下定坚决抵抗的决心。关卓凡对保守舆论势力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会上，关卓凡对徐应祥的讽刺、挖苦、斥责，刻毒入骨，无所不用其极，是要警告潜在的敌人：攻讦洋务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睁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讦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个再“凭空臆想”，哪个再“对洋务一无所知，却偏要来指手画脚”，哪个就是徐应祥的下场！
保守派反对洋务，既有观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这两个因素常常是纠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观念，对利益的认知是不同的。铁路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一个人，既可以认为铁路“害我田庐，防我风水”，也可以欢呼：铁路开通，沿线商贾辐聚，地价大涨，我可以坐地生财啦！
保守派被逼着去实实在在地了解“洋务”，其中，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能够对“洋务”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意识到“洋务”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着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先的反对者，就有转化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着这次会议，关卓凡开始对中国历史上迁延数千年的两个政治恶习下手了。
一个是“不言利”。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恶心、最虚伪的一个花样，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历朝历代的改革，起因几乎都是财政困乏，则改革的措施无不为生利而行。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摆到台面上的反对改革的理由，则无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与民争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这个“利”字时，总是心虚气短，顺着反对者的思路说话，辩解“俺这不叫言利”，“俺这不是在与民争利”。关卓凡的对策，是彻底打翻这个套路：老子就是要赚钱，老子就该赚钱，怎么着吧？你不言利？好啊，我不拦着，哦，你就别拿工资了——那是“利”呀！喝西北风去吧！
第二个，就是地脉、风水、龙王、河伯这套东西。
这个要比第一个麻烦得多，这是观念甚至是信仰层面的东西，根深蒂固，连两宫皇太后都笃信的，绝非一两次会议扣扣大帽子就能解决，甚至，永远也解决不了。事实上，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依然是现下例牌的“政府工作”之一。但关卓凡至少要保证，政府对神灵们，只是一种“虚祭”，和具体政策、事务，不发生任何直接牵连。
所以，在论政之时，政府官员不可以把这些东东拿到台面上来，不可以拿这些怪力乱神，干扰国家大政的制定和实施。
这个问题上，关卓凡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优势的。早期的儒家学说，确实不讲究这些神神怪怪。“天人感应”这一套，是到了汉朝才真正兴起来的。不过，那个时候，还玩的比较“虚”，像徐应祥这样，直接扯什么“龙王”“河伯”，实在是等而下之了。
会上，关卓凡抛出的最大一顶“帽子”，是“报君父之仇”。
“报君父之仇”就要“师夷长技”，洋务就是“夷之长技”，谁反对俺办洋务，谁就是反对“报君父之仇”——请问这顶“大帽子”，谁戴得起呢？
还有，这个口号，就像岳飞的“迎还二圣”，有很强的政治感染力。一方面，宗室和八旗听在耳朵里，固然像吃了兴奋剂；汉员和普通老百姓，出于当时的基本政治观念，也很容易接受。
这个说法，如果传到英吉利、法兰西那儿，可能多少引起一点紧张，但人家不见得会多么在意，最多解释一下：这只是为了游说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支持“洋务”的权宜之计，咳咳，国内政治嘛，你们懂的——这正是为了咱们两国更好更顺畅地合作啊。
关卓凡在会议上的慷慨激昂，传到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母后皇太后，像当初听到查塔努加大捷的消息一样，潸然泪下；圣母皇太后的眼睛，也湿润了。
*（未完待续。）
第二十三章 家祭无忘告乃翁（）
关卓凡“报君父之仇”这几个字，静夜钟磬，金石作声，两位年轻的太后心弦震荡，不能自已。
庚申、辛酉之痛，整个宗室，甚至整个朝廷，大约没有人比她们两个更加刻骨铭心了。
英法内犯，仓皇出狩，颠沛流离，旦夕数惊。内外交困之下，痛愁忧苦之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一个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壮，一天天形销骨立，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妇，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无以自存。
而圆明园，虽然她们没有亲眼见过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回銮后也再未重履伤心地，亲眼看见残垣断瓦、烟荒草漫的惨景，但，那都是想象得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圆明园本是她们的家啊。殿阁无言，草木有情，日升月落，寒来暑去，起居呼吸，笑言泪泣，尽在其中。那儿，留下了她们关于青春的最美好的记忆。
这一切，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无情火中了。
因此，比起普通的宗室、朝臣，她们的痛，实在更深。关卓凡说“时至今日，两宫皇太后每一思之，尤锥心泣血”，不算言过其词。
也因此，她们的报仇雪耻之念，更加执着。
尤其是慈禧。她性格刚强而敏感，一口闷气郁结在胸膈间焚灼心肺，始终咽不下去。这口气不出，百年之后，何以对列祖列宗？
原时空，慈禧的对外政策，经过各种舆论的反复涂抹，到了后世，已经基本变成了“卖国求荣”四字。
不论在原时空还是本时空，关卓凡都不得不说：这真是“厚诬古人”。
慈禧主政的后期，确实昏招迭出，国家欲振乏力，江河日下，外侮愈甚。典守者不能辞其咎，慈禧是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但是，“卖国”二字，却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头上。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打了败仗的必然结果，换了谁可以不签？从二十一世纪传送一个愤青过来，就可以不签吗？
打输了还不认账？那就继续打！如是，只会输得更惨，丢掉的东西更多。
追责，是要追“为什么打输了仗”？而不是追“为什么签不平等条约”——倒末为本，莫此为甚。
事实上，慈禧是晚清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辛酉垂帘到戊申薨逝，这一点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不然，也不会闹出庚子拳乱对万国宣战这种荒唐事情。
慈禧的问题，在于昧于形势，不能客观分析判断敌我力量对比，不晓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总以为“民气可用”，只要“切实整顿”，就能给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实整顿”固然做不来，“民气”也并不真的可用。于是，只好打一仗，输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时间，具体的政务，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地方的关键则是李鸿章，偏偏这两个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鸿章，比之慈禧，见识更广，也更加开通。他们主和，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但另一半，这两个人，也各有各的问题。
如果没有庚申、辛酉的变乱，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肯定，对英法犯境、明园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复出以后，恭王锐气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纪愈大，这个情形愈严重，到了后来，颓唐萎靡，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办理。当然，所谓“办理”，亦不过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胡乱塞责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怎么可能？！
原时空，光绪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时值中法战争，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慈禧主战，恭王主和，对“上头”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阴奉阳违——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诿，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慈禧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
而李鸿章，是地道的功名利禄之士。这并不是说，李少荃做官做事，就不为国家谋；但摆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前文说过，原时空，李鸿章打完捻子，便再也不愿意领军作战了。他对办海防、办水师很有兴趣，但对把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实战，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
在李鸿章的眼中，一旦开战，打烂的，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
李鸿章最关心的，还是借办海防、办水师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在其中上下其手，为个人获取最多的利益。
李鸿章办实业，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
李鸿章对“报仇雪耻”神马的，一定是没有兴趣的。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仇，不是他自己的耻。
原时空，有这两位做领袖，“洋务运动”终究不能成功，其实并不稀奇。
真要和外国见仗了，这两位，一个是见困难就让，一个则根本不想打仗，怎么可能不“主和”？
特别是在敌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
原时空，晚清的对外战争，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滑稽的局面：主战最力的，都是保守派，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只擅空谈；真正的聪明人，见识广的，脑子开通的，有本事的，都往后躲，都一味主和。
到了不能不开战的时候，两派之间，不但不能精诚合作，还互相拆台，彼此掣肘。先不说军队的战斗力了，单是主事者如此一副德性，这仗，如何才能打得赢？
了解了原时空的这些情形，我们便更能了解，本时空，领袖中枢的关卓凡，既锐意改革进取，又执念于雪国耻、报家仇，其对国家，对深宫之中的两位太后，意义何在了。
关卓凡在会议上的表现，本已足够慷慨激昂；传入宫中之后，经过李莲英等人的添油加醋，关贝勒的伟光正形象，几乎已变成了神祇下凡，做怒目金刚状，只手擎天了。
姐俩独对的时候，慈安尤不住拭泪，说道：“难得他有这个志气！”
慈禧目光炯炯，说道：“他有这个志气，咱们姐俩，自然要成全他！”
慈安说道：“唉，真要有那么一天，大仇得报，我就算第二天去见先帝，心里也是妥帖的！”
慈禧少见地没有责备姐姐“死啊活啊”不吉利，而是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努力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
慈禧转过身来，轻声说道：“姐姐，实话实说，我也是这个心思。”
她拿起十锦槅子上的一本《治平宝鉴》，说道：“前儿翁同龢‘进讲’，讲了宋朝一个叫陆游的写的一首诗，嗯，名字好像是……《示儿》，你还记得么？”
慈安歉然一笑，摇了摇头。这些诗啊词啊什么的，母后皇太后实在是记不住的。
慈禧自失地一笑，说道：“和宋打仗的，是金国，是女真人，说起来，还是咱们的……不过，抛开这一层，这首诗中有两句，我觉得，特别契合眼下的局面和……心境。”
慈安问道：“是哪两句啊？”
慈禧缓缓说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姐姐，这个国家，咱们就交给他了，盼着他能够不辜负咱们的心意，有朝一日，报得国家君父之大仇。到时候，咱们告祭列祖列宗，这辈子，真就再没有什么缺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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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第二十四章 各种封赏（）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铁路会议”的第二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最长的一天”。经过了漫长而焦灼的一天一夜，第三天一大早，装在黄匣里面的朱谕，送到了军机处，由军机处而内阁，明发天下。
靴子落下来了。
这是好大一篇文章——除了那句“卓凡向天立誓：不雪此耻，誓不为人”没有收录之外，基本上就是关卓凡在“铁路会议”上的发言的文言文版。为免书友们看得气闷，狮子就不尽录了。
虽然会议的内容当天就几乎全部“流”了出去，但亲眼看到这道上谕，未曾与会的朝臣们依然目眩神摇。这道“明发上谕”，在朝野上下，犹如洪钟大吕，震撼心魄，回响绕梁，良久不绝。
不少人在心里生出这么一个念头：要“变天”了！
上谕中没有给徐应祥任何处分，可批驳之狠，声气之毒，过于任何处分。徐应祥当天便上了折子，以“老病侵寻”，请求致仕。
徐应祥本来写得一笔匀圆丰满的馆阁小楷，但这份折子上的字体歪歪斜斜，到了最后，几不成文。
大伙儿都说，徐节庵写这份奏折的时候，“大汗淋漓，面无血色，已近虚脱”。想来徐侍讲是在自己家中写的折子，这些情形如何宣之于外，不得而知了。
朝廷立刻批准。
关卓凡想：是你自己辞职的，可别说俺打压言论自由啊。
很有几个人去给徐应祥送行，包括徐应祥的同年和翰林院的同僚。据他们说，“一夜之间，徐节庵老了十岁，步履蹒跚，几乎不良于行。”
有人私下底悄悄感叹，“前面有一个德兴阿，现在又出了一个徐应祥，这一武一文，都是废了！”
“寒蝉效应”开始生出。
这道上谕“明发”的次日，又一道“明发上谕”由内阁颁出，是关于这次征日有功将士的封赏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
张勇，松江军团副军团长兼骑兵师师长，晋三等伯爵。
张勇原是一等子爵，“五等封”中，子爵而伯爵，是一道重要的坎儿，因为伯爵以上，即为超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显贵”了。
伊克桑，松江军团第三师师长，晋一等子爵。
伊克桑原是二等子爵，朝廷和宗室里面，颇有人想借着这次机会，将伊克桑“抬进”伯爵。但关卓凡表示，朝廷赏黜，自有制度，不可轻逾，晋一等子已经很好了。
郑国魁，松江军团第三师副师长，晋骑都尉，加提督衔，赏头品顶戴、黄马褂。
姜德，松江军团第四师师长，晋一等男爵。
姜德原是一等轻车都尉，这次进入“五等封”，且连升三级，是因为他的第四师是这次征日事实上的主力，出力最多，伤亡也相对较大。
刘玉林，松江军团第四师副师长，封云骑尉，记名副将。
轩军赴美，刘玉林“留守”国内，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游击。后来因“练兵有成”，被保到了参将。可这个参将不是直接从军功得来，谁都知道并不值钱。这一次，总算是勉强赶了上来。
丁汝昌，松江军团海军提督，晋一等轻车都尉。
丁汝昌去英国之前，职位是水师总兵，爵位是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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