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言行，使人们更加恭敬和严谨，但如果礼的规范过于严格，使人们无所适从，人们就会因排斥礼而产生懒惰和散漫，这就是礼的流弊。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华而不实，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切实去做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像曹公你这样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这说明，礼节繁琐到了人难以做到的程度，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乐，原本是陶冶人们性情的，是人们放松心志，修身养性的好方法。但过度行乐就会淫逸放浪。这是乐的流弊。《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之音。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之音。”严安亦云“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逸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礼仪太繁琐，就徒有其表；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就导致虚伪。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这说明，把握好乐的度对治国理民至关重要。
名位等级的设立，是为了标明身份，明确尊卑，但过分追求名位难免会生出骄慢的态度及篡夺的野心，此乃名位的流弊。不同的官位享受的待遇级别不同，所以才制定出礼制，以规范上下尊卑的关系。为表彰有德行的人，对他们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可见其对名位的看重，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也就不稀奇了。
综上观之，任何制度和行为如果不能以正德的操守去实施，不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度而行，都会使其走向反面，产生流弊，而且越是完善和完备的制度生成的反面作用越强大。所以，君者在实施政事时要警惕流弊的反作用。
（三）法制和文字的反作用
建立法制，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生活更有秩序。但法令的繁多同样也会导致违法事件的滋生。这就是法制的流弊。《道德经》中写道：法令越多，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礼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辨别了。”又说：“法令一出台，奸人就产生，号令一下达，欺诈就来了。”所以，法令一旦制定和下达，就要想到该如何避免流弊的发生。
实施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要威慑和惩治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昏君却用刑罚来实施暴政，刑罚越严格，产生的暴政也越残酷。这是刑的流弊。
奖赏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却容易产生卑鄙的竞争行为，削弱奖赏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赏的流弊。
文子说：“圣人创造文字，为的是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加强记忆，使聪明的人可以记事。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可见，文字的发展也同样会产生流弊，成为某些奸佞之人的作恶手段。
例如：庄子说：两个读书人盗墓，大儒说：‘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懦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儒说：‘《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生前不布施，死了还含着珠子干什么。快把它拿出来！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由此看出，如果存心不良，掌握的知识越多，可能其邪恶之心越重，知识反而成了盗贼的资本。
（四）忠的反作用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忠臣并不能救乱世，反而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他这样说的依据是：舜的父亲品行不好，但舜每次都原谅了父亲的恶行。结果助长了父亲的恶行。夏桀有不少忠臣，但仍然不能阻止他的暴政，反而使他更罪恶滔天。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3）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之下。为君者若懂得这个道理，就该要求部下既要尽忠，又不能过分，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越忠越促进奸的形成。
汉朝的名臣京房与石显有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势力。后来秦朝大乱，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让姚平耻笑。”
由此观之，正先的忠，反而导致天下大乱。所以，忠君不一定是爱君的表现，“忠”出了君权的限制，“忠”君的结果就是灭君。
（五）智慧的反作用
有智慧，善谋略的确可以使事半功倍，但也难免会走向反面——事倍功半。
例1：庄子说：“为了防备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人们总是把财宝放在保险柜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是世俗的小聪明。一旦大盗来了，把整个保险柜都拿走，这样看来，智者的聪慧反而为强盗保管了财富吗？”
所以孙子说：“小敌的武器是大敌的战利品。”就是这个道理，那些被称为圣人的人，智慧少人能比，但其聪慧却助使庸君坐上了宝座，说是助纣为虐也是有道理的。
例2：从前齐国城镇相连，人口众多，六畜兴旺，渔业发达，一片繁荣，方圆二千余里，国家典章制度齐备，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完善，这些都是聪慧圣人拟制的法度建立的。然而田成出来后，杀了齐简公，做了齐国的君王，但田成子所到手的，除了一个齐国，还有圣人的制定法度。所以田成子虽有盗贼之名，但他倚仗圣人制订的合理政令，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也不敢讨伐他，传了十二代之久。由此看来，是圣人之法成全了这个大强盗的事业。
（六）廉洁的反作用
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人家送了一头牛感谢他，子路告诉了孔子，孔子说；“子路做得好，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
子贡从别国赎回来一个人，却没向官府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鲁国谁还敢赎人？”子路做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是劝人为善。子贡不收人家赎金，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廉洁也要讲究度，不能什么地方都讲廉洁。对该讲廉洁的地方讲究廉洁可以正民风，而在不该廉洁的时候保持清廉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风气的好坏往往是受上层的影响，如果上层“正”风盛行，则下面的风气自然会好，如果上面的风气不正，则直接导致下层风气败坏。
孔子曾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哪里有呢？朝廷，是天下的中枢。如果中央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上面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上面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者，都不是靠威严而是靠感化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上面争吵不休，下面就争斗；上层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上层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互相伤害了；上层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所以，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上层，上层风气的流弊导致下层风气恶化。
（七）选贤任能与严刑峻法的流弊
国家要强大，人民要乐业需要君王能选贤任能，通过人才的适当运用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
选用贤能之人处理国事，能教化百姓，公正司法。只有贤者有其位，能者有其职，其恩泽施于天下，百姓方能安居乐业。但是，如果过分的崇尚政治，官员之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趋炎附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政治就走上了流弊，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被冤杀，或被遣退隐。国家因此而变的混乱，民心浮摇。
所以，君王选择贤臣首先就不能完全听取世俗的舆论，不能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评价就否定或肯定一个人。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舆论的推荐，就可能把坏人当成好人，把蠢人当成聪明人。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诋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于是又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找到真正的贤人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按职务的需要提拔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结党营私则蒙蔽君王，争名夺利则伤害朋友，急功近利反而得不到。过于推崇政治的人，其目的就是利用政治谋求私欲私利。
《韩诗外传》写到，士有如下五种可能走向反面的品行：
（1）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不去爱护别人，通情达理，反而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流弊。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4）
（2）家道富裕以后，不去周济贫困，扶危济难，反而骄侈淫逸，挥霍无度。这是财富的流弊。
（3）仗着自己勇猛剽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这是勇的流弊。
（4）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这是智慧的流弊。
（5）容貌娇美本来是件好事，如果不去树立形象、讲究礼仪却去乱搞男女关系，行淫纵欲，这是美的流弊。
以上五点是士人的反面品行。用这些德行上有流弊士人去处理国事，国民怎能安居乐业呢？士人因为过于追求自己某方面的完美和完善而产生了反面品行，这就是物极必反。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人就畏惧，人一畏惧，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刑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不安，感到不安，人家就要走，这样容易发生变故。”这就是明察的流弊。怎样才能避免各种流弊的发生呢，姜太公如是说：“有贡献就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不满足就滋长怨恨。贤明的国王治理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关心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关心为什么要离开。使人各安其生，天下就太平了。”
所以说，产生流弊都是因为太注重事情的正面作用，而忽视反面的结果，有些不伤大雅的细节方面，尽可以不予考虑，给予一定的宽松处理，收到的效果反而比“精打细算”更好。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为什么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不应当将这类过错统统绳之以法，否则，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混乱。”
为君者，任何时候都能以宽宏的心态理事国，以宽容的态度待臣爱民，不独宠一臣，不独信一言，做到兼和天下，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流弊的产生，使国家和谐融通。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不遗一隅。一国之君，兼爱天下，不能专宠一人。”
申不害说：“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擅君宠，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独断专权的大臣很容易破国。因此，一个高明的君王，对于臣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只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
韩非子说：“儒者用文辞扰乱国家的法令；侠客以武勇违抗禁令。”这就是文武的流弊，是导致国亡家破的诱因。
所以曹操说：“单纯依靠武力者灭，单纯依靠文化者亦灭。”
吴起说：“上古时候承桑氏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了。高明的君王会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训。”
由此可见：“文臣熟知武略，武将精通文化，才可以匡扶君王。”单指一能一技，单靠一人之才，单施一种政策，不可能不产生流弊。减少流弊的发生，只有靠君者能广恩天下，广纳贤臣，广推仁政。
例8：强盗之道
在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百姓，百姓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挨饿受冻的地步。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价钱高得吓人。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陈家便抚慰穷苦百姓，老百姓爱戴陈家像爱父母一样，像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陈家想不被百姓拥戴都难。”
盗跖是这样阐述强盗之道的：“推测某处有多少财宝，圣也；动手的时候，冲在前面，勇也；得手之后，自己最后走，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平均分配，仁也。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还没有。”盗道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出了君道，能深刻理会盗道之君也能图业兴邦。
后汉末年，董卓入朝。他图谋篡位的时候，用了不少名士。范晔说：“董卓这个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像董卓这样剖人胸膛、剁人手足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对于名流学者，他礼贤下士，以便慢慢地篡夺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也很懂盗窃之道。”
二、恰如其分的方法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5）
齐宣王、楚灵王为了避免流弊的发生，恰如其分地行事，采取了有效的方法，为君者可以从中借鉴一二。
例1：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却以为很小，就问孟子是怎么回事。孟子说：“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