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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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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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上午10时,哈军工第一次入伍宣誓大会在大操场上举行。检阅台正中高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迎来了军旗,第二期学员500余名和几十名助教面向军旗,昂首伫立,站在学员队伍最前列的则是六位老教师,他们是朱起鹤、黄明慎、罗时钧、庄逢甘、徐升祥、刘长禄。

张衍致词以后,首批参军的全体同志举起右手,庄严地朗读“入伍誓词”,并在誓词上签名。监誓人向每个宣誓人授予军徽、胸章,祝贺他们光荣参军。

陈赓是六位老教师的监誓人,他和朱起鹤等六人紧紧地握手,神情肃重地摇了摇,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和期盼。此处无声胜有声,六位老教师清澄的目光望着陈赓,满腔热血化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坚定意志。

接着陈赓走向军旗旁,向新入伍的同志们致训词,寒风中,陈赓双颊冻得发白,但他的声音依然沉稳有力,和蔼可亲。

“……必须做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优秀的革命战士。要忠诚、正直、沉着、勇敢、忠实地和善于执行自己的职责,要保持与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要严格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克服松懈散漫的作风和自由主义的现象;要团结一致,提高警惕,严守国家和军事机密,爱护武器、公物和维护国家人民的一切利益。”

“……大家必须具有终生献身军事科学工作的坚强意志和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精神,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坚决向科学堡垒进攻,并占领它。”

两个小时的入伍宣誓仪式,新入伍的每个同志都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军徽和胸章,他们知道自己的一生是注定要献给国防建设事业了,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样的险风恶浪,他们都要恪守自己在军旗面前,在陈赓院长面前所立下的誓言:“坚决

为人民服务!”

大浪淘沙,良莠难齐,革命洪流中总会有个别落荒逃遁者。1953年底,正当哈军工人意气风发地奋斗在这方热土上的时候,陈赓签发了两份通令,处分了两个助教,在全院引起很大的震动。

1953年初,中央人事部给哈军工分配来几位

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其中有个叫蔡鲁戈的,此公好逸恶劳,思想落后,个人主义极强。毕业时第一次分到地质部,他怕艰苦,要求另行分配。第二次分到哈军工,他又怕限制他的自由,抵触情绪日甚,加之其父母一再扯后腿,蔡鲁戈就多次找领导,闹着调走,公开谩骂“军工的干部都是特务”,没有达到目的后,他于9月13日开小差跑回北京。

蔡到中央人事部继续无理取闹,在北京混了三个月,又回到学院,但仍不认识错误,毫无悔改之意。12月29日,学院决定将其开除,他是哈军工处分的第一个知识分子。

另一位助教叫张兆基,天津北洋大学肄业生。1953年春由某航校调入哈军工任四系助教。其人生活极散漫,不守纪律,因无理闹

离婚,和系领导大吵大闹,拍案大叫“你们干脆开除我军籍好了!”张文峰找他谈话,进行教育,他无动于衷,并给陈赓写信说:“我的个性不容易改,我要走我的灰色的道路。”接着消极怠工,酗酒发疯,影响恶劣。1954年1月14日,徐介藩召开全系大会,宣布陈赓的命令,给予张兆基降级处分,调离四系,交营管处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是哈军工创建之初面临的重要课题,陈赓通过树立朱起鹤等先进典型,启发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对个别害群之马执行纪律,更是严格治校所必需的。

1954年初,全国进行人民代表的普选,在各系和预科等基层单位选出269名代表的基础上,1月25日哈军工举行全院军人代表大会,选出陈赓、徐立行、徐介藩、何乐士(女)、罗时钧、黄序六人为军工学院出席东北军区军人代表大会代表,李懋之和张衍为出席哈尔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赓在出席一系的选举大会时,和唐铎开了个小玩笑,他在念当选代表名单时,故意把50岁的唐铎年龄倒着读:“唐铎,15岁……”众皆大笑。

第一学期快结束了,本科的期末考试正在紧张进行中。1月28日下午,哈军工第一届教学方法研究会隆重开幕。陈赓去了北京,由张衍代表他致开幕词,徐立行作了“半年来教学方法上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第二天,张述祖和许多教授也作了专题报告。应邀参加会议的各个高等院校的代表不禁啧啧称奇,哈军工正式开学还不到半年,却基本上步入正规化的教学之路,真是不可思议呀!
 

  

  

21 笔墨官司 陈院长上书中央文委(1)
 
笔墨官司 陈院长上书中央文委

调配教师 周总理深夜巧作安排

话分两头。自1953年7月军委例会以后,陈赓最感急迫的抽调专业课教员的问题,仍没有大的进展,那次在居仁堂会议上,高教部刘副部长的态度也让陈赓感到不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白好意为军工提个建议,为什么高教部领导如此耿耿于怀呢?据说那次会后,刘副部长表示要处罚陈康白,无怪乎在“九一”开学典礼上,来军工祝贺的陈康白校长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细心的徐立行私下里了解到,陈康白有可能被撤换,因为他在帮助军工调研究生的事情上捅了娄子。虽然陈赓以前没有与陈康白共过事,但自从陈赓来到哈尔滨,就经常得到陈康白的热情帮助,陈赓自然也对陈康白的过去有所了解。

陈康白早年就读于

浙江大学,20世纪30年代赴德国

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抗战开始,陈康白回到祖国,寻找报效国家的道路,在董必武的引导下,他不去重庆,却直奔延安。这位留洋博士深受党中央的重视,被任命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1952年6月,哈工大首任校长冯仲云因森林火灾而引咎自责,被免去校长职务后,在北京中央机关任职的陈康白奉调接替冯仲云,任哈工大校长兼党委书记。

陈康白到任后,大刀阔斧地建设哈工大,他的雄心壮志和办学思想都令陈赓钦佩。哈军工初创之时,在教师的培训上,得到哈工大的鼎力相助,哈工大和哈军工这两所哈尔滨市最大的工科大学,由于陈康白和陈赓之间的亲密合作和真挚友谊,成为大直街上关系密切的姐妹学校。

现在陈康白为了哈军工而受到责难,这位才华出众、热心教育事业的党内专家壮志未酬,就要被调离哈工大,这实在让陈赓感到不安和不平,他对徐立行说:“岂有此理,我们应该为陈校长说说公道话。”

9月3日,陈赓收到高教部副部长杨秀峰发自北京的亲笔信,信笺上那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说明写信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杨秀峰在信中写道:“……你院需要调的人数亦当尽量保证调出,唯各校需要研究生回校工作的情况亦相当迫切。为了慎重而适当地处理这个问题,照顾各方面的困难,经我们研究后对你提出的名单,除戴声琳等14名同意外,余下六名拟作以下调整(名单附后)……”

陈赓仔细把信看了两遍,放在桌子上,站起来在办公室中踱步。很显然,在调哈工大研究生的问题上,军工已经和高教部顶上牛了。对杨秀峰这位党内著名的老教育家和革命家,陈赓是非常熟悉和敬重的,杨秀峰在党内口碑极好,他为人正派,处事谨慎,谈吐清雅,和蔼可亲。

陈赓在心里想,杨秀峰刚到高教部不久,他对我们的情况未必了解,准是下面那几位冷脸司长们给他谎报军情,我必须把军工的实情告诉他才行。

陈赓双眉紧蹙,重又坐回办公桌前,取出信笺和毛笔,略略想了一想,便展笺挥毫,给杨秀峰写了一封长长的复函。

“秀峰副部长:

八月二十八日来示敬悉。高教部关于调配给军事工程学院研究生一事似均与上次会议所决定的人数及原则指示精神大有出入……

军事工程学院,创办伊始,毫无基础,而任务繁重,系科复杂(空军、海军、炮兵、工兵、装甲兵五个大系,一百余个教授会,相等于苏联五个独立的兵种技术学院),这些,恐高教部某些司里工作的同志们不甚了解。

如果不从国防建设的政治意义上着眼,不从新院毫无基础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就容易把开始创办、毫无基础的这样一个综合性军事学院,来与素有基础的其他高等学校等量齐观。此次调配人数及规定原则之改变,似乎只照顾几个靠得近、叫得凶而又基础较好的大学。如果有此情形,我们恳请你说服某些司里工作的同志,改变他们上述的看法,仍照会议上的决定,分开轻重缓急,重点照顾。

高教部的困难,我们一向看作是我们共同的困难,在去年九月,学院筹办时,经呈准政务院,先调一般课程之大学教师六十二名,至今一年,只调来孙本旺等三十九名教师,其余缺额,今春高教部人事司原允如数补齐,但我们已主动将二十三名教授缺额放弃了,而且连根据专科教育最低需要分三年调四十名教授的申请也全部放弃了……务恳高教部仍本大力支援国防建设,大力扶持军事工程学院之初衷,维持原议,不予更改,至为感祷!

此外去年军委决定选择以哈尔滨为学院之址时,亦因为哈尔滨有哈工大,该校集中很多苏联专家,又系示范工业大学,必能对我院教学建设方面大有帮助。过去我们与哈工大不断联系,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及师资培养方面经常得到他们的帮助,希望今后仍能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初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新型的军事专门技术学院,毫无经验,而国防需要又如此迫切,任重力薄,深感惶恐!亟待各方大力支持,尤以高教部的大力支持,关系学院的成败,因此,恳切要求高教部将我院当作全国高等院校之一部分,当作直属院校一个组成部分,经常给予指导与扶持, 使犹在襁褓中之军事工程学院逐渐成长,适应任务要求。不胜感盼之至!
 

  

  

21 笔墨官司 陈院长上书中央文委(2)
 
颛此,奉覆,并致

敬礼

陈赓谨上

九月三日于哈尔滨 ”

从这封长信中,我们不难看出陈赓当时的情绪变化曲线,开始,一股无名火在他心头升起, 故而写出“靠得近,叫得凶”那样的带刺的话;但很快他冷静下来,口气也缓和许多,前后竟用了三个“恳”字;最后一段话,几乎是用一个做父亲的凄婉慈爱之心,为“襁褓中的儿子”的生存而大声疾呼,苦苦恳求。此时,他已心如止水,陷入悲凉和理性的沉思之中。世人怎么会想到,一位叱咤风云雷电,决胜千里疆场的大将军竟会写下如此令人荡气回肠的动情文字。

50年后再读到这封信,哈军工弟子岂能不为我们的老院长那颗慈父之心而感怀涕零吗?

没想到过了几天,从哈工大传来一条消息,真让陈赓发了脾气。

前不久,高教部工业教育司司长到哈工大检查工作,在公开场合批评哈军工“囤积教授”,哈军工组织全部教授到哈工大学习,少数教授参与哈工大教研室讲课以便进一步领会苏联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活动竟被该司长说成“军工学院的教授用不了,才给工大上课”,司长大人不负责任的讲话在哈工大到处流传,后来又传到其他高校,有的高校就用该司长的话责难哈军工,有的则以此为借口,拒不调人。

在党委常委会上,大家都为此而忿忿然。陈赓声色俱厉地说:“我们的教员十分缺乏,教授就更缺了,所以才去找毛主席。中央有明确指示嘛,这位司长大人如此胡说八道,简直是放肆!”

李懋之说:“估计这位司长是带着刘副部长的令箭下来的,陈康白校长现在的压力很大呢!”

张衍建议道:“我们是不是向军委反映一下情况?”

“我赞成!”徐立行跟着说,“现在的流言蜚语给我们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反映意见,以正视听!”

综合大家的意见后,陈赓说:“既向军委反映,也向军委文委反映,我们不能背着黑锅不讲话,这个报告由我来写,以我的名义上报,我负责,有问题我来承担!”

陈赓把给中央军委文委的信先送给张宗逊副总长,请他审阅后再分别转呈军委和文委。

在肯定哈工大校长陈康白对军工的积极支持和说明高教部司长对军工的无端指责之后,陈赓写道:“……此次请调哈工大本届毕业之二十名研究生问题之提出,一因我院派有助教参加该校教研室见学,熟悉研究生情况,知道有一批研究生要毕业;二因该校首席顾问克雷洛夫亦有此意见,这和我院顾问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如果军事工程学院没有一批通晓专业又通俄文的青年教师做骨干,单靠几个老教授和翻译员,不可能解决‘桥梁’问题,因此,当陈康白同志向我提议:军事工程学院应向中央申请调配一批哈工大本届毕业的研究生,以解决我院当前最感困难的师资和桥梁问题时,我认为是完全对的,因而向中央提出了申请并得到批准。但高教部副部长不是从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感出发,反而认为是陈康白出的‘主意’增加了高教部的困难,在居仁堂会议上表示要处罚陈康白。近闻高教部召陈当面追问调军工研究生事,批评陈在这一问题上为‘组织上无权答应,政治上没有立场’,撤陈校长职务另调李昌为校长,又一说降陈为副校长。

我不了解陈康白同志全部工作情形,也不知道对陈问题是否早有决定。但我认为,如果陈康白在工作上有重大的原则性错误,高教部给他应得的批评和处分都是应该的;如果为了调研究生问题,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这样的处分也是失当的,因为这样对他没有教育意义,对军队影响不好,对苏联顾问影响亦坏。事实上陈康白并没有越权调人,过去支援我院和此次提议都是从支援国防建设的立场出发,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党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什么支持它就‘没有政治立场’呢?高教部管辖两百多个高等学校,上万个大学教师,为什么只强调其他大学师资困难,而对这样一所毫无基础,师资没有来源但又为国防迫切需要的初创的学院却又缺乏应有的照顾呢?迄今为止,高教部对哈工大研究生问题的处理是有问题的,该部八月二十九日为哈工大研究生问题通知全国各院校,不是从国防建设需要和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来说服有关大学,而是埋怨中央的批准增加了复杂性(原文:‘最近军事工程学院向中央请求调拨哈工大本届毕业研究生二十名,业经中央批准,这样就使哈工大外校研究生的处理,更为复杂’),甚至表示,‘以上情况的形成,中央高等教育部应负完全责任,这样处理办法是不得已的,希望各校谅解’,这种说法,至少是损害高教部领导威信,自己制造困难,陷于被动,我认为都是不应该的。

最后有一点请求:军事工程学院草创伊始,任重力薄,尤其在师资方面困难重重,如果没有高教部大力支持,时加扶持,这样一个学校就很难办起来,希望中央文委转知高教部时常予我们以指导与扶持。目前二十名研究生希望依照高教部原先指示的原则,即与哈工大共同商订的方案调给,不要变更原案,将系科不合的人调来。对已经决定调配的助教,不要再打折扣。同时,仍使哈工大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目前他们顾虑很大),在教学建设方面就近帮助,至为盼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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