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育种事业，李登海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失去了太多的亲情，但他无怨无悔。他对妻子说：“我也很想念你们，但我一走进玉米地工作起来，就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全忘了”。
2000年，儿子李旭华结婚了，公司的职工们说，李登海对孩子关心得太少了，这次儿子结婚也该正儿八经的风光一下了吧？可是，当时正赶上登海种业上市，全公司的职工都在为这事忙碌，李登海就将儿子的婚礼与公司成立同时举办了，所有的朋友一概没有发请帖。
其实，李登海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只是育种工作实在太忙，容不得他分心。2006年3月8日，张永慧在海南省南滨育种基地给玉米授粉时，由于疲劳过度，突然觉的胸口疼，她急忙给还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10届4次会议的李登海打了个电话，李登海得知情况后，劝她放下授粉工作赶快到医院诊治。在张永慧从南滨到三亚市医院的途中，李登海又打电话寻问情况。然后说，你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和你一起找找医生。
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李登海又给济南的一位朋友张医生打电话请教乘坐飞机应注意的问题，张医生说，“拿着救心丸，备用。”李登海又打电话将张医生的建议告诉妻子张永慧，同时，让职工给张永慧定了三亚到北京的飞机票，又让在莱州的儿媳妇也赶到北京来照顾婆婆。9日中午，张永慧乘坐的飞机到了北京，儿媳妇也已先期到达。中午，李登海开完会马上与妻子一起到人代会医务室作了检查，10日，接着与妻子一起去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作更详细的检查。当确诊为张永慧是因为在海南高温天气给玉米授粉身体过度疲劳所至，并没有什么大碍后，才放了心。
到了北京后，有了李登海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张永慧的病就已经好了一大半。李登海劝张永慧回莱州休息，不要到海南去了。但张永慧还是放不下海南的玉米授粉工作，乘11日的飞机赶回海南育种基地。14日，人代会结束，李登海赶回莱州，安排好莱州的工作，仅住了一天，16日就来到海南南滨育种基地，19日，张永慧才回到莱州着手准备育种材料实施春播，和往各省、市、区育种基地发送试验品种。
第二章 希望的田野
第二章希望的田野
一、掖单2号问世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玉米高产研究属美国的先锋公司起步早，美国先锋布雷公司是世界公认的开发与供应先进基因植物的大公司，早在1933年就对玉米高产进行专项研究，而李登海与其相差39年，1972年才在村农科队里土法开始玉米高产攻关，条件、技术等客观情况都不如美国的先锋公司。然而，他却奇迹般的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并最终成为在中国唯一能与美国先锋布雷公司相抗衡的种子公司。
李登海认为，差距就是动力，有差距就有潜力。只要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弃旧创新，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李登海说：“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缺鼻子少眼睛，怎么就落在了人家屁股后面呢？”他在日记本里写道：“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从莱阳农校一回到家乡，李登海就把刘教授赠送的20粒美国种子连同自己的希望一起播进了后邓村的试验田里，星移斗转，两度春秋，他先后搞了2000多个组合，观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有一天，李登海在试验田里观察时，突然发现“107”株系叶片上冲、株型理想，苦苦追寻的紧凑型出现了，他兴奋异常。第二年他继续试验，谁知，“107”出现了雌雄脱节、花期不育等问题。但他没有因此心灰意冷，又经过三年的艰苦试验，最后运用割色叶、人工授粉等办法，解决了“107”的顽症。
1979年，一个用智慧、理想、心血浇灌出来的紧凑型玉米种——“掖单2号”终于诞生了，经国家玉米专家实地观察和测量，掖单2号新品种比平展型玉米每亩可密植1000——2000株，叶面积系数增大1。5——2倍，提高了光合效率，当年在全国首次突破了750公斤大关。
中国几代玉米专家和技术人员从未实现的高产指标，被农民李登海攻克了！
消息传出，中国人振奋了，外国人震惊了。美国农学专家逻伯逊博士慕名前来考察，啧啧称赞道：“了不起，真正了不起！”逻伯逊真诚地邀请李登海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为其提供全部奖学金。李登海婉言谢绝了。他说，他的玉米育种事业还刚刚开始，离不开中国这片热土地。
掖单2号以其紧凑型、穗粒重、高抗病和广泛的适应性，很快风靡全国。对此，中国育种界、栽培界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掖单2号开创了中国玉米育种界的新篇章，展示了中国玉米高产的潜力，对促进作物栽培研究、改革耕作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次新的绿色革命。
掖单2号玉米品种从问世以来，在全国推广了20多年，至今仍保持每年100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这在世界种业发展史上也是个伟大的奇迹。
因为掖单2号等紧凑型玉米的推广，“六五”期间，中国玉米总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198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平均亩产150——250公斤范围，还有的亩产仅80——100公斤，而大量种植掖单2号的的吉林、辽宁、山东和江苏玉米平均亩产达到300公斤以上，很多地区出现大面积亩产500——600公斤的丰产方，辽宁省沈阳市的春玉米高产纪录亩产1119公斤，莱州市（李登海处）夏玉米高产纪录亩产1009公斤。
掖单2号声名大震，李登海手中一批新的育种材料也初露端倪。恰在这时，两个意外情况降到他头上。一是1984年，李登海被录用为市科委的国家干部，端上了“铁饭碗”，并且全家“农转非”；二是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他痴迷了10多年的后邓村农科队解散了。
往昔的伙伴有的进了工厂，有的跑起了运输。
李登海到市科委报到上班才几天，心里就闷得慌，感到六神无主，他在玉米地里习惯了，一坐在办公室里，看不见玉米就像掉了魂似的难受。他找到有关领导，恳切的说：“我这一辈子只和种子有缘，我还想再回到我的玉米地去。”
领导见他铁了心，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登海回到后邓村后，由于村里的土地分到了户经营，集体再没有专门的玉米育种地供他使用。李登海说服母亲，将母亲刚刚转过的城市户口又转成农业户口，在村里争取到了几亩口粮地，李登海就在母亲的几亩口粮地里搞起了玉米育种。
继续登攀的路是这样难，然而，另一条路也在向他招手。由于掖单2号增产效果显著，当地玉米种已经卖到了五六元一公斤，李登海手中的“原原种”更如同一粒粒金豆子。
按照李登海的成就和贡献，他本可以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然而，他领取的只是市里发给他的每月200元工资。
钱对李登海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他倾心的是玉米种子。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金子更宝贵的吗：有，那就是我的自交系玉米种子。我只需带上两粒种子出国，就会变成亿万富翁。但是不能这样做，因为我那颗还在跳动的爱国心，高过金子、种子几百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却不发达，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然而，我们却要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21％的人口。靠的是什么？
早在共和国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把发展农业生产当成关系共和国稳定的大事来抓，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提倡科学种田，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科学种田运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莱州市就开展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从1954年，这个市第一个农民技术队诞生以来，各种群众性的农村科学技术试验队相继而生，经久不衰。中间尽管有起伏，但到1972年，全市农科队总数达到了921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和能独立进行科研活动的农科队达到了212个，试验项目达到624个。1958年，全国第一次农村科技工作会议在这个市的西由镇（现在的三山岛街道办事处）王贾村召开。1978年，这个市的西由镇又作为农村基层科研活动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1982年底，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相当一批“四级农科网”解体了，不少科研人员转从他业，一时间，莱州的农村科研事业陷入于了低谷时期。
农业科研的道路究竟怎样走下去？
在许多人都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1984年，李登海给当时的烟台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向集体要钱，自负盈亏搞科研”。李登海的建议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如同强劲的春风，吹遍了莱州大地，莱州市的科技“藏龙”、“卧虎”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又有了重整河山的机会。
在物质基础十分贫乏的条件下，1985年，李登海自掏腰包，在后邓村陆续盖起了10间瓦房，建起了6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办起了改革开放后的全市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掖县后邓农业试验站”。
试验站是建起来了，但最初只有一万元科研经费，钱少，大家只好自己琢磨着干，能省的钱尽量都节省下来；科研人员也只有李登海、毛丽华、张永慧、李登亭、王元仲这么几个人，后来又增加了李宏升、姜伟娟等几个人。开始，大家对玉米育种都还不太明白，也不知道怎么干好，白天，李登海就手把手的教，晚上，他又不顾一天的劳累，坚持给大家讲课，十几年来从未间断，每晚两个小时。直到现在，公司的新职工多了，刚到来时，大部分人都不懂育种技术，李登海仍然亲自给职工上课。除此以外，公司有了经济势力后，他还选送人才到大专院样培训，或者到国外参观学习。着力改变职工的知识结构。
为了扶持全市民办科研机构的发展，1985年以后，莱州市委、市政府也专门制定了《莱州市关于民办科研机构优惠政策的暂行规定》。对各类民办科研机构，金融部门予以优先贷款，科技部门在课题招标、成果奖励、计划列项等方面优先考虑，对民办科研所需的各种紧俏物资优先供应，并从减免税、建立科技发展基金、吸引本地和外地人才、转干、职称评定、家属农转非等10个方面制定了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在科技人员中产生了强烈的感召力，对促进民莱州市民办科研机构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9年10月，为了表彰李登海在民办科研事业上的突出贡献，莱州市委、市政府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为李登海披红戴花，发给奖金1万元，并两次发出了向李登海同志学习的号召，为民办科研人员树立了榜样，促进了民办科研机构的发展。
但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困难总是与成绩同时存在的。
玉米试验站创办不久，便惹起了一些人的“红眼病”：他们说：“李登海发财了，家里趁个几百万”，“咱这的风水都叫他挖走了”。
1985年6月，后邓村土地叫行会正在进行，李登海的光临引起了一阵骚动：“怎么，他也还叫地？”“是不是李登海烧糊涂了，他都是县里的国家干部了，还回村瞎折腾！”
李登海做梦都想有块育种地，好从事他的育种事业，他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第一个站到台前叫行租地。
一位愣头愣脑的汉子猛地站出来。李登海每长1元，那汉子就加1分，每叫一次，人群里就响起一阵哄笑声。
这哪里是在叫行，分明是在戏弄他。
5秒、4秒、3秒……
主持人报告着时间、一声声，象重棰击打在李登海心上。他只觉得万般委屈，悲从中来，父老乡亲们哪，我李登海真想把心掏给你们看，登海想要地，图个什么？还不是为着搞育种，为咱农民在外国人面前争口气。
叫行的风波，还在李登海的恶梦里萦绕，又一场风暴卷地而起。在莱州市准备推荐李登海为烟台市劳动模范的人选时，一封匿名信告了上去：“……李登海以办实验站为名，假公济私，个人发家致富……”
善良的老母亲为儿子遭受这般不白之冤不知偷偷流了多少泪水。妻子张永慧受不了这些刺激，患病住了院，连续高烧11天。
时逢夏播，偏偏还有一部分育种地没着落。李登海两头熬心，白天在村里忙，晚上乘车赶50里路去医院照顾妻子，清早爬起身又往回赶。等妻子出院，李登海的瘘痔病又复发，每走一步，钻心的痛。
育种急等倒地，偏在这时，有些怕惹嫌疑的人又远远躲开。
所有这些，李登海都埋在了心底，当成耳旁风。太受冤枉了，捂起被子偷着哭一场，从不花时间去争辩。他就是这种矛盾性格。最容易动情流泪，又最有种韧劲。压力越大，爆发力越烈。
没有实验田，他到处跑着游说，把亲戚家的地租来种；没有办公设施，实验站里人人成了泥瓦匠，打地基、砸石头、垒墙扣瓦，全是自己干。李登海咬紧牙关，到所租土地的户主家帮助拔麦子，拔啊、拔啊，直拔得眼冒金星，身上淌汗水，眼里流泪水，裤子后面渗出片片血水。
这段时间，是李登海育种阶段最困难的时期。
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然而与人斗我真是一点也乐不起来。”
值得庆幸的是，政府一直全力支持李登海的行动，市委的负责人多次到后邓试验站慰问看望，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上门为他治疗瘘痔。这些都给了李登海巨大的信心和支持。使李登海能够全力以赴的投入到他热爱的育种事业中去。各地群众也纷纷发来贺信、贺电，对李登海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1988年1月，经市里批准，后邓试验站升为莱州市玉米研究所，李登海被正式任命为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一手操办下，莱州市玉米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集科研、生产、经营、推广一休化的民营农业科技研究机构。
二、不断超越
掖单2号在玉米王国里独领风骚20多年，在苏北、鲁南、胶东、关中、西双版纳……先后累计推广6千万亩，增产粮食80亿公斤。
然而，不管人们怎么夸奖、赞美，李登海却非常清楚，掖单2号在高密度栽培下的抗倒伏性能并不理想，它所达到的产量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他勇敢地否定着自己，谋划着培育出优良性状更加集中、适宜国内外主要栽培地区的品种，使中国玉米良种尽快走向世界。
培育一个玉米种很难，成千上万个育种材料，可以产生几万、几十万个组合，而经过“自交分离”、“杂交组合”后的种子内部，又会产生千奇百怪的变化。要选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种子，成功的概率仅为十二万分之一。
从1978年起，李登海就坚持到海南省最南端的三亚市进行玉米加代繁育，将一年种植一季玉米变成一年播种三到四季。从而大大缩短了玉米育种的年限，提高了育种速度。
在这种候鸟式的育种方式下，李登海的高产玉米研究屡传佳音。他自己创造的全国最高单产纪录，一再被刷新。1979年，766。8公斤；1980年，903。6公斤（春玉米）；1982年，824。6斤；1986年，962。3公斤；1988年，首次突破1000公斤大关，达到1508。8公斤。捷报频传，国人为之喝彩。1988年，李登海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艺师。同在这一年他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中国“紧凑型玉米研究会”，并召开第一届年会。全国12个省市玉米主要产区的科技工作者被吸收为会员，李登海被推举为理事长。
金色的玉米似乎特别垂青于这位农民育种家。
继掖单2号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