骋恢富印！�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太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场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钦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徒众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装神弄鬼的主要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上帝”到广西（12）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纪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闻讯，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得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几乎所有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为之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乘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14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率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驭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摊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啦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上帝”到广西（13）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日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将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辨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待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古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上帝”到广西（14）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自然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并怀着“水落石出”的心态深究此事，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中，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账，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上帝”到广西（15）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