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 地 震
不要感叹人间的不公平。“文革”十年，毕竟公平过一次，那就是闹地震。地震风声一紧，本镇全民皆闹。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8月6日闻说成都已经闹得如沸如羹，我们这里岂能不闹。官员和百姓，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红五类”和“黑五类”，造反派和保守派，所谓“左派”和所谓“右派”，从这天起，全部心慌意乱，坐不住了。这不是挺公平吗？
迄至8月6日这夭，我已失业半月（七月份我的工资只有二十二元五角），日日在家为鲲鲲编英语课本。黄昏时候，总是带着鲲鲲和堂妹余勋绵的两个儿子——旭旭和阳阳，去西门外罗家碾河边水浅处，教他们游泳。就是8月6日这天黄昏，我都还带他们去游了。看来我好像还能稳得起。可是到了晚上，想起这天黄昏在河边看见的一具死尸，便从水淹死联想到房屋震塌压死，从别人的死联想到自己的死，就再也稳不起了。这天晚上写日记，我埋怨“洁也不回来看看”我和儿子。“如果一旦不幸来临，也算彼此见了最后一面。”这时候才想起我家尚未采取防震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对鲲鲲说：“睡觉警醒些！一有响动，赶快往床底下滚！”他说：“房子垮下来打坏我们的家具，那才可惜哟！”儿童的想法确实可笑，他以为房屋震塌只打家具不打人。难怪他这几天一说起闹地震就很兴奋，惊险有趣嘛。
第二天看见余柏奎老侄率其子女和段老师从住房内搬床到大院坝中间来了。余家大院内还有几家人也在往大院坝中间搬。我总觉得睡在院坝中间就像在办展览，有些不雅，所以不愿意往这里搬。这天晚上，我在床底下放一张塑料布，以便在必要时滚进去。捏着鼻子哄眼睛，也算采取了防震措施。
又过几天，在连续失业二十日之后，又有包装木箱做了，我赶快去上班。这天是8月11日。我在木器家具社后院从前拉大锯架马处，挥动钉锤，乒啉乓咙，在我的工作台上钉起箱来。埋头做了许久，才注意到后院的几间木工房的人都逃走了，只有旁院做棺材的彭师傅还在。他衔着叶子烟袋走来，笑嘻嘻地说：“嗨！你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原来地震风声这几天更紧了，镇革委早已通知所有居民（这又是平等的）：12日、17日、21日这三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我何尝不知道有危险，可是人要吃饭呀。我问：“彭师傅，你为啥不去躲？”他稀开牙巴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活着有个×意思。打死算×。”六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过是病死而不是打死。
第二天就是12日，我仍然去上班，但把鲲鲲留在家中。父子俩分开，总能活一个出来，不会死在一起，这天深夜，写日记如下。
整日钉箱。
晚上到处空气紧张。许多人在逃了。隔墙楼上的工人宿舍似已逃空，家家窗口墨黑。他们都在坝子里搭棚睡。他们的命比我们的命值价些。钢锉厂的上海人已有逃回上海去了的。
对面住的恶邻造反派夫妇平时盛气凌人，此时全家惊惶失措，大喊大叫，跑进跑出。
更可笑者同院某胖婆竟将锅碗之类全搬到院坝中间地上放着。又抬方桌到院坝中间，全家五口钻入桌子下面，挤在一起端坐，如儿童扮姑姑筵然。
大凡此类怕死之辈都甚愚昧，平日心肠不好，整人害人，所以现在怕老天爷惩罚他们。他们迷信因果报应，所以万分惊惶，如恶邻夫妇之所表现者。
风声紧急，我本也该惊惶一下。可是看见他们如此惊惶，便决意不要惊惶了。
传说唐山死去百分之八十。我们这里将来不知怎样。但愿少一些。最好大难化小，小难化无，平安无事，一场虚惊。一想到一片瓦砾场，满街倒房塌屋，到处闻到尸臭，便今人心悸。何况人愈穷，死亡的可能性愈大。所以还是不震为好。
13日我照旧整日钉箱。这天空气仍然紧张。同院邻居几乎每家都捆好了被盖卷，备好了干粮，只等本镇西街瞭望台上的警报器一拉响，便要出门逃命去也。据堂弟余勋钺回家来说，此次震级可能很高。又说，凡预报了的后来都震了。可见情况严重，不可小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倒希望快些震了，免得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得难受。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3）
14日钉箱。青白江区四川化工厂某车间的一个阀门爆炸，引起惊恐。人们误以为地震发生了，纷纷往城厢镇逃命。青白江区立即发了警报，于是更多的人逃命，造成跌伤踏伤。
15日钉箱。空气稍缓和。后院木工房又有人干活了。16日钉箱。白天也在平静中度过。晚上我在堂妹厨房背后小天井闲坐纳凉，听她谈北京有一位地震学女专家姓梅的到成都来监测地震……刚刚谈到这里，一句话尚未完，忽然听见天井三面的木结构老式房屋嘎嘎咋咋响
声大作，似乎房屋有生命了，活了，一瞬间剧烈咳嗽了。我当时躺在马架椅上，感到身体微微一荡，同时听见房屋剧烈咳嗽，但尚未想到这是地震。几秒钟后，又听见隔墙的邻院传来一片混乱的呼喊声，才想到这是地震。想到这是地震，地震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地震都属回忆，谁也不可能当面告诉我：“你看地正在震！”当我双脚探入塑料拖鞋，从马架椅上撑起来，叫一声“地震了”的时候，地已经不震了。地不震了，我才感到情况危急，开始恐惧，开始逃命。坐在我对面的堂妹也从竹椅上站起来，和我同逃。可笑的是我们都往厨房内逃，进而逃入房间，好像地震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躲入屋内，我们便安全了。其实我们当时应该留在天井，坐着不动。如果接连再震，露天处总比屋盖下安全。逃入房间，乃是自寻死路！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防震措施也是往床底下滚。床底下早已垫好被褥准备着，收拾得很精致。大婶爬入床下。外面圆门旁的陈婆婆也来寄居，提着包袱，爬入床下，同大婶分享安全。阳阳也爬进去，还在笑呢。向大哥叫阳阳缩头入内，不要伸出。因为，向大哥指着前床枋说：“这里容易断。断了压下来，正好压在你脑壳上！”
我带着鲲鲲往家中跑去。我们穿了衣裳，换了鞋子，提着几天前已装好了的帆布包，锁了门，往外逃。此时已是夜深10点半了。
跑过大院坝，见这里好热闹。整个余家大院数十户人家都麇聚在此了。叫声唤声，一片嘈杂。大院坝中间肯定是安全的，哪怕四面房屋合围塌下，也打不着。非中间地带就很难说了。我带着鲲鲲跑出大院，穿过槐树街，往西街跑。槐树街其实是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洞，门额石刻“槐树街”三个字。门洞左右两边，承受重量的砖柱，原已被人拆去不少砖块，显得摇摇欲坠。我怕门洞顶部因再震而坍塌，便牵鲲鲲试着试着一下冲出门洞。结果没事。说来好笑，到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将近十年又过去了，那危险的门洞依旧健在。
冲出门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门城。所谓西门城早已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头上罢了。这一段西街两旁的居民都逃到开阔处躲地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想：“等我回来时，这两旁的房屋还在吗？”
跑到城外水沟边的开阔地带，我和鲲鲲临水而坐，坐以观变。黑暗中一些居民还在不停地跑出城来，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见青白江区的方向正在发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还隐隐听见零星的枪声四起，这是乡间的警报信号。本镇的警报器在地震发生时就已拉响，现在还呜呜的缭绕在夜空中，如泣如诉，鲲鲲坐不住，跑来跑去看热闹，觉得新鲜有趣。我却回忆起小时候，也像鲲鲲这样大吧，夜间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空袭，那情景和现在差不多。
临水坐到半夜过了，提包内的馒头也吃了，不见再震。这时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纷纷回去了，我们也回家去，进了余家大院，大院坝挤满了。我们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鲲鲲在一张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时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坝来住。我懒，未搬。夜晚鲲鲲在这里同老侄的小女挤一床睡。我在这里坐到半夜，估计不会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后一连四日大雨。大院坝积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岛。大婶和陈婆婆都住在床岛上。向大哥背负她们来回渡水。这般怪异景象为我平生所未见。
我这五天照旧去做木箱。街上几乎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色。地震前的所谓阶级斗争——追查各地曾经响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终于被闹地震闹散场了。从此以后，松松垮垮，人心涣散，谁要想搞运动整人，再也不那么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点，我被地球妈妈猛烈摇醒，听见房屋又是一阵嘎嘎咋咋大响。我拖起鲲鲲滚入床底下，吓得发呆。随即听见大院那边一片惊诧的喊妈喊爸的童声。惊魂甫定，才想起这次比16日夜间那次厉害得多。天大亮后，看见再无动静，我们便爬出来，转移到堂妹那边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虽然同在一乘屋盖之下，但是我家这边山墙孤绝，没有别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边牢固。大婶和陈婆婆前两日已从大院坝床岛上迁回室内床底下了。陈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贯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随身带着选民证和户口簿和购粮册以及摘帽证明书。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纳入一口大提包内，放在床下。此外，她为人细心，电筒、火柴、手纸、牙刷、牙膏、针线、糕饼等等，也都随身带着。
流沙河：天灾人祸两当头（4）
此后还小震一次，发警报两次。直到8月29日，本镇仍处在警戒状态。那天是星期日，本镇赶场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乱，四门都有民兵守卫，阻止农民入城赶场。
闹地震闹完了整个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业十日，躲地震两日。领工资二十七元，偿债十二元。尚余十五元，将用这点钱支撑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闹地震。本镇全民皆闹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结束。看来又该搞运动了。
1985年写于成都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1）
莫言，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一个中农家庭。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12岁时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18岁时到县棉油厂干临时工。1976年8月参军，站岗之余依旧喂猪、种菜。1979年秋调至解放军总参谋部，历任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1981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秋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著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
卷。其中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大家文学奖”。
本文曾收入莫言多种作品集，此处选自《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一、小引：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譬如邓小平去世后，我就看到了文坛上几个一辈子以整人为业、写了许多没有人味的文章的“革命”作家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乍一看这题目，着实是唬人，还以为他跟邓小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很像二野的师长旅长的口气，最不济也是邓小平的炊事员、马夫什么的。但读了文章，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其实是被刘邓大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参加了革命，然后就一直在革命队伍里混事。别说他没见过邓政委，只怕连肖永银、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层干部都没见过。现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虏兵们信口雌黄了。反正他们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他们算账。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邓政委下了一个命令，给全中国的右派摘掉了帽子，在“右”派里，有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锋，玩弄权术的小阴谋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的小可怜虫，他们当中有的人如果当了权，只怕比“四人帮”还要厉害，把他们划成“右”派的确是个错误。
我的天，原来邓政委就是这样救了他。
二、小引：中南海好像是他家的责任田
油然想起，我在军队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志愿兵，具体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饭。他说跟我是老乡，我也就认了这个老乡。
这个小老乡有一个爱好，喜欢对人说中南海里的事情，好像中南海是他的责任田似的。这伙计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譬如提到江泽民，我们总是习惯称做“江总书记”或是“江主席”，我这小老乡却一口一个“泽民同志”，还有“李鹏同志”、“瑞环同志”、“乔石同志”等等，我问他，你们这些在“海”里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够常见到“泽民同志”他们？
他肯定地回答：当然了，经常见。然后就说某某同志喜欢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们围在旁边听；某某同志经常到食堂来排队买馒头，我总是选个大的给他。
不敢说我这小老乡是在造谣，因为现在的事情真假难辨，某部机关食堂里一个志愿兵就能替人办大地方的出入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
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不是我的捏造。
三、小引：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
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逝世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现在我想，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
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所谓的“作家”，更不用说人民公社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的牛。
四、正文：毛主席怎么能死呢？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
这棵大毒草故事梗概是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优他爹葛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马尾巴的功能”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子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
莫言：毛主席逝世那一天（2）
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马尾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