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政府出面的小人物，而法兰西就不一样了，对于此时此刻的西欧国家，尤其是像法兰西这样以金钱为经济主体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你可以瓜分他们的土地，可以剥削他们的主权，但是绝对不能轻易动他们的钱袋子。
起初，事情并没有闹到要两国政府交涉的地步，在法国人眼里，清帝国的政府向来都是有求必应，作为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的江南制造局更加不会太硬气，稍微给点压力，不怕他们不缴械，让出长江航道的市场，如果实在不行，真碰上了几根“难啃的骨头”大不了和英吉利等国的商家联合起来，对长江航运业进行垄断，从而通过商业竞争使江南制造局自动出局。
但是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上行下效这种事情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用，朝廷的态度很多情况下只能代表皇帝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一个王朝的衰落之时，皇帝能控制住中央几个机构里的京官就已经不错了，更别说左右各个地方的意念。
这些江南制造局的高层们虽然有一些是曾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与洋人有过友好合作的淮军成员，但即便是养一些人，好歹也是读着圣贤书出身，在鸦片战争中形成对西方的整体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磨练成熟，对洋人不说是恨之入骨就是他们慈悲了，他们中本来就有不少人是经历过军队磨砺的，平时一直是迫于无奈，对洋人的嚣张行径一忍再忍，这回好不容易有一个他们可以对洋人说不的机会，当然要将自己的怨愤爆发个痛快。
因此不管法兰西在交涉中是威逼也好，利诱也罢，就是咬紧牙关，滴水不让。
第一方案宣告失败后，法兰西人很快开始实施他们的B计划，在他们看来，虽然自己和英国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有摩擦，并不愉快，自己也的确做了一些不厚道的事，但是他们一同赚取远东利益的想法是没有出入的，相比较东方人而言，他们这些高加索人种怎么说也是同祖同宗的亲戚，没道理在外人面前说两家话，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不也是合作欢乐。
可这次英国人却偏偏是和江南制造局一样一反常态，不但要和法兰西说两家话，还要胳膊肘朝外拐，愣是一口咬定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法兰西本来以为自己做足两手准备必然是万无一失，没想到两边的“木桶”统统被人给戳成了“竹篮”再打水肯定是一场空，心中窝火可想而知，而且法兰西这火气酝酿了不只这一天两天，而是自打在七年战争中败给英国就一直在发展壮大。
虽然在整个近代过程中，法兰西的国际地位一直不低，不能数一，但绝对是“数二数三”的队伍，而在欧陆境内能跟法兰西相较伯仲间的沙俄和德意志，前者有“硬伤”，后者“情绪”不稳定，可以说，如果不出意外，法兰西在整个欧洲第二把交椅的位置还是能坐稳的，这个位置要是被安在了波兰或者瑞士、意大利的身上，肯定足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乐不可支，但是奈何同样的荣誉碰上法兰西给自己的心理定位，一下子就成了耻辱。
曾经的法兰西是何等风光，即便是至高无上的教权到了法兰西的境内也只能屈服在法国皇帝的权威之下。他们的路易九世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完美怪物”，他们的路易十四更是让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太阳王”的威严。
可是，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他们的地位是一降再降，在和英吉利的较量中一败再败，好不容易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了个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大有匡扶法兰西的荣耀之态，但是好景不长，这短暂的辉煌犹如南柯一梦，一场滑铁卢战役，犯法联盟将这个小个子科西嘉人的气数磨灭殆尽。
到这个时候，法兰西再不济也还是个欧陆第一强国，海外殖民地不如英国多，但绝对不少，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就大为不同，首先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地区，大有和他一争雌雄的劲头，两方的战争已是箭在弦上，既然不得不发，自然是先下手为强，但是先下手并未让法兰西抢得先机，如红日初升的普鲁士势不可挡，愣是让法兰西在凡尔赛的镜厅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的条件是当时在远东颇为流行的割地赔款。
赔款好说，以金融见长的法兰西当局并不缺钱，在自己的困难时间借给沙俄六百万法郎的贷款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自然不会欠普鲁士的债，真正伤及法兰西筋骨的是“割地”，法兰西算得上是地广物博，但这是要以欧洲的总体水平而言的，从客观角度来说，整个西欧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他国土面积再名列前茅还能大到哪儿去？偏偏这德意志政府虽然年轻但是眼不拙，一伸手就按住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这片适宜发展工业的温床不肯再撒手。
另一方面；法兰西在远东的扩张也并不顺利，眼见着中英美德各方打得越来越火热，东南亚的势力又被英吉利虎视眈眈，偏偏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这次倒好，连清政府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江南制造局也可以和他们叫板，要是再不拿出点行动让他们脸往哪儿搁，着法兰西的国际地位如果下降，那法兰西商会强有力的后台就不复存在，将来想在远东扩张势力更是举步维艰。
因此，当即和法兰西驻华大使取得联系，陈述利弊，请求由法兰西驻华公使出面，直接给清政府施压，借此打压江南制造局，法兰西驻华使馆对于本国商人的利益一向是有求必应，立刻要求清政府敦促江南制造局撤出在长江流域运行的所有商船，让出航道，并扬言，如果清政府当局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法兰西驻华大使馆将及时发电报回国，请国内定夺。
所谓“定夺”，其实就是明摆着说，再打过来一次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已经熟门熟路了。
一提到打仗，对清政府当局来说就成了一件大事，而此时的乾清宫弘德殿中除了载淳之外的所有人眼里，这场大祸的责任承担人应该是沈哲，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仅凭这个在朝野中还没站稳脚跟的年轻人是难以把这个失误弥补妥当的。
因此，无论是荀同庆还是李鸿藻，甚至是恭亲王都认为沈哲看完这份奏折时的表情应该是惊恐万状，跪下请罪才对，但是，他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在这个少年的脸上看见一点惧怕之意，甚至连眉心都不曾皱一下，比看《论语》还平静淡然，唯一的反应就是在合上奏折的时候轻笑了一声然后喃喃自语了一句：“法兰西啊。”
而且这就这短短的四个字还带着些许轻蔑，好像从他最终说出来的国名不是十几年前才直入紫禁城，烧了圆明园的法兰西，而是仍对大清俯首称臣，毫无威胁的高丽、暹罗之流一般。
载淳皱了下眉头，凭载淳跟沈哲的交情和对其的了解，自然不会像在场的其他人那样天真地等着看沈哲会如何出丑，不过在他的想来，沈哲虽然会显得自然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但至少也得给他来个语出惊人，一句话点破其中奥妙，让整个问题迎刃而解才对。只有这样，才够得上当今圣上首席幕僚的身价和载淳对他的寄望。
可是，这个在载淳和他母亲西太后眼中的周公瑾在世的才子谋臣却仅仅甩出了这四个毫无分量的字眼就没了下文，着实是很调他的胃口，于是不无威严地道：“沈卿家，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哲仍是一脸玩世不恭地笑意，没有一点要收敛的趋势，淡淡道：“如果我大清还是这么要买法兰西的面子的话，英吉利那趟不就白走了吗？”
载淳眯起了眼睛作思索状，沈哲的话他是听明白了，反正大清已经跟英吉利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跟法兰西和俄罗斯翻脸也是迟早的事儿，倒不如趁此机会和法兰西做个了断，这个算不上是办法的解决方案理论上说不是不可以，但载淳总觉得心底有些悬得慌，似乎是直觉告诉他，要和法兰西一刀两断还为时过早，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却一时没想到。
好在这个房间里，持这种观点的不只载淳一个人，而这个人对此事的认识层面可比载淳要深刻得多。
只见一直面色无悲无喜，始终保持沉默的恭亲王奕䜣上前一步启奏道：“臣以为，此时言及与法兰西决裂为之尚早，贸然决断，说不定会置我大清于险境。”
载淳一听来了兴趣，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六皇叔但言无妨。”
恭亲王沉吟片刻道：“依臣愚见，我大清虽与英吉利签订同盟条约，但彼此仍缺信任，英吉利的确欲借我大清之力南向以制法兰西于缅甸，暹罗；西向以掣肘沙俄于西域各国，却也都不急于这一时之功，此时，我大清若与法兰西为仇，英吉利虽不至于倒戈而向法兰西，却也多半是处于中立，两不相干，未必会助我大清一臂之力，若是法兰西对我大清兵戎相向，北方之沙俄也必然会来与法兰西‘分甘同味’，如此，我大清之危则决不逊于十余年前之境。更何况，法兰西方面只说是请国内定夺，我大清贸然以武备境，防范法军，此理亏则在我大清。”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1
沈哲对恭亲王所谓的“以武备境”是大清理亏的说法很是反感，心想着您好歹也是个亲王而且见过大世面，这主权意识是不是也太薄弱了一点，做好国防工作是国家机器分内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不好那叫失职，管洋人怎么想干嘛，就算现在调一二十门大炮到京城来，把炮口就对着法兰西大使馆，只要这炮台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轮不到外人来干涉。
但是转念一想；虽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现在毕竟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像远古时候的侏罗纪，强者的意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容置疑的道理。
不过沈哲相信，如果法兰西真的要打过来，那一定不会为了清政府在沿海停了几艘在他们国家老早就绝版的“军舰”，而是清政府挡了他的财路，虽然现在江南制造局是抢了他们一些生意也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一些损失，但很明显，法兰西在华的最大利益肯定不在于在长江上跑航运，之所以这次要想清政府方面施压，无非是想取得清政府的重视；亦或者是在投石问路，看看自己的话究竟能在这个远东的政坛中还有多少分量罢，就算是把情况通电回国，法兰西如果没有英吉利或者其他西方强国承诺合作的话，应该不会在这个东南亚吃紧的时候轻易对华使用武力。
想来现在的清政府是有点被洋人打怕了，洋人稍微给点儿脸色就觉得人家会立刻打过来，所以处处揣着小心，不敢对这些白皮肤，黄头发的人有半分的忤逆，这虽然是这个政府的病态，但现在对于沈哲的整个计划而言，他们把后果想象得越严重，对他越是有利。
好在恭亲王的话虽不符合沈哲的整体价值观，却是帮了沈哲的忙，在沈哲眼里，恭亲王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如果此时清政府和法兰西真的掐起来了，英吉利的态度并不能保证。
中英两国的“秘密同盟条约”粗略算算签订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政府和英吉利当局已经日久生情，双方难舍难分，不管对方有什么事都会两肋插刀，肝胆相照，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清政府方面不但不能指望英吉利能真正给予自己多少支持，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这张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年的协议实际上还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原因很简单，正如恭亲王所说的那样——双方都还没有给予对方多少好处和关照，或者更明确一些应该是说大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是因为双方的同盟协定给予英吉利多少特殊优待，这就相当于订了货没付定钱，而且对方还不急于要这份定钱，那协定的生效就更加是遥遥无期。
这层关系沈哲想得明白，自然不需要恭亲王来提醒，只不过，这话不能由他来说，本来最开始的主意就是他沈哲出的，现在再在朝廷上说这些西方国家得罪不起，必然会让其他人怀疑他居心不良，别说他心里本来就有鬼，就是真的心中坦坦荡荡，忠比比干，这瓜田李下的，他也总得避这个嫌。
本来他还想着怎么样诱导载淳自己去想到这层，现在好了，被恭亲王说穿，他也不用费那个心思，等着看事态怎么按照他所预计的发展下去就可以了。
荀同庆听完恭亲王的话立刻紧张起来，他虽是清流派的中流砥柱，却也不是不知道洋人有多厉害，不承认洋务的价值固然，但也绝不会天真的以为凭清政府此时的心态和军队的素质可以在与洋人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儒学的孔孟之言教导过他“士可杀不可辱。”，而数十年的官场磨砺更是用荣誉和教训教会了他“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小忿而就大谋者”方能成大事。
荀同庆很清楚，这仗，此时的大清肯定是不能打的，既然不能打就只有言和，在这方面清政府的经验可是比打仗要丰富得多。
更何况，在他看来这次与法兰西言和的代价比起当年的《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过就是让江南制造局别再揽长江航运这个生意而已，而且江南制造局再怎么都是朝廷的下属单位，本来就不应该掺和经商这种不上档次的事务，自降身份。
李鸿藻更是深谙自己这位老上司的心意，没等荀同庆开口，就抢先一步道：“臣以为六王爷所言句句在理，我大清如今稍有兴旺之态，万不得在此时惹上战乱之祸，上上之策当勒令江南制造局停止长江之载客航行，以平法兰西之怨气，还望皇上忍一时之忿而顾全大局。”
李鸿藻是载淳自六岁开始就朝夕相处的教书先生，十几年的斗智斗勇，载淳对李鸿藻的声音老早就产生了由“审美疲劳”导致的强烈的厌烦感。
此时再听李鸿藻强调大清“稍有兴旺之态”，更是大为不屑——心说这些人跟朕要钱的时候一个个都说大清今时今日是如何的如日中天，堪比是堪比康乾的中兴盛世，那意思好像是说如今就是没有和洋人一决雌雄的机会，若是有机会，大清肯定能一雪前耻，如今这真有洋人来找麻烦，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稍有兴旺之态。”了？
要说江南制造局在长江航运业上站住脚也就只有个把月的功夫，但就是这区区个把月却已经让朝廷尝足了甜头，因此在载淳的心里，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民族情感还是朝廷收益的考虑，他都不想轻易放掉这棵他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的一颗摇钱树，而且他坚信，他此时正在颐和园凉快的亲娘也不愿意。但是他的六皇叔所说的又的确在情在理——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不是他载淳所代表的这个清帝国能得罪得起的。
载淳没有说话，只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又锁定在了他最重要的幕僚身上，他绝对不相信，沈哲两个月前敢跟他提这个建议，现在不过是出了个小岔子，这个人就拿不出一点解决办法；更加不相信恭亲王方才所说的，他沈哲一点苗头都不曾看出来过。
沈哲也感觉到了来自载淳目光的威逼，心想看来是到了开门见山的时候，于是道：“诚如六王爷所言，如今的确不是我大清与法兰西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之时，不让江南制造局做出些许退让恐怕是难以平息事态。”
载淳是越听越糊涂，心道你这说了等于没说，不过是将李鸿藻的话在转述了一遍而已，到头来还是得把这个还没捂热的聚宝盆给送出去，心道自己这个生力军不会这么没用吧。
却见沈哲稍稍顿了一下，立刻话锋一转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2
“但是微臣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