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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内阁所展示的形象比皇帝还坚固，且不论内阁里面那些铁骨铮铮，口若悬河，以进言被贬为荣，以劝谏被斩为无憾的士大夫们常常让君主哑口无言，备受掣肘，前朝把嘉靖折磨得神神叨叨，成天就指望着得道升天脱离苦海，万历更是心灰意冷就知道鼓弄他那几个木板用繁重的体力劳动逃避现实，掰指头算算，这内阁制实行了四百来年，别说龙椅上的“朱颜”变了十好几张，就是皇姓也已经换了一茬儿，唯有这内阁毅然不倒，当真可谓是“流水的天子，铁打的内阁。”
下层的老百姓乃至于朝中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所思考的充其量只是内阁中的大臣们得势或者不得势，从来没人考虑过甚至是不会想到要考虑“内阁”这个机构本身的升值或是贬值。
但雍正七年对于内阁而言，无异于1929年之于美国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内阁大学士们先是发现自己的同事里那些”谨密之士”居然集体旷班，无故缺席，更奇怪的是一向对官员考勤很是重视的雍正竟然对此视若无睹，表现出漠不关心之态，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一众大学士们经过多方打听后方才知道，这些人竟都被调到了皇帝新设立的一处名为“军机房”的官署，于是乎整个内阁都在琢磨这个在养心殿旁边那个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地方设立的新官衙到底是干什么使的，直到发现自己手头的工作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有挑战性，关于军机房的解释文件才秘密地在全国范围内有选择性地公布，说是朝廷用兵西北恐有紧急战况难以及时相告圣上，再者则是用兵西北实乃机密，而内阁至于太和门外，给皇帝呈奏折业手续繁复，难保其间会不会出什么岔子，泄露了朝廷的机密，故日后关于西北战事的军务都交由军机房，直接与皇帝交涉解决，无需再经过内阁。
其实要说战况多紧急倒也不见得，至少这也算是去有计划地打别人，而不是毫无准备地被人先打上一闷棍才回击，说啥那也肯定紧急不过康熙时候的三藩之乱。要说怕泄露机密，这大清朝建立百余年，更机密的事内阁也不是没有参合过，但是，毕竟战场上的事儿都是瞬息万变，皇上说是十万火急，那就只能当十万火急，谁也不敢说这军情早报晚报都无伤大雅。
起初，内阁大学士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内阁已经开始沦落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在他们看来这个“军机房”不过是针对西北战事的临时性产物，就像编修明史要找一些专业性人才聚在一起一样，事情办完自然就要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但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明显是告诉了他们如意算盘打错了时候，居安思危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雍正这厢用军机房这个临时部门用得十分顺手，眼看着帝国西北从愁云惨淡变成霞光万丈，一片祥和，也丝毫没有给军机房张罗散伙饭的意思，到了雍正十年，干脆大手一挥把“军机房”的牌坊改成了“办理军机处”，正式把这个“临时工”提拔为政府常设的正规部门，使之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委以机密重任。
至此，差不多算得上是彻底宣告“内阁”这位“两朝元老”在持续四百余年如20世纪头二三十年的纽约股市一样一路看涨后，已经彻底崩盘，余下的“旧山河”只能处理些例行事务，再无缘国家核心机密，未能蝉联桂冠，沦为朝中的“第二小提琴手”。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2）
要说这军机处，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封建政治皇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但和设立它的雍正皇帝也不能说是就没有关系。
雍正皇帝的父亲康熙和载淳他爹咸丰正好相反，子孙颇丰的他从来不用愁自己没儿子，反而在晚年大概会郁闷自己儿子太多，对于康熙而言，这头一两个儿子，初为人父，新奇；最后三四个是晚年得子，乐和；因此，虽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但从客观上讲卡在中间的那几个皇子总体来说不靠自己的努力很难受到皇帝老爸的待见。而雍正作为康熙的第四儿排行虽然看似很靠前，但正在致力于解决边疆危机以及收复台湾大业等一系列为后人圈点之重大历史事件的年轻康熙彼时也是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壮志待酬的热血青年，极具“舍小家而顾社稷”的高尚情操，作为一个已经有明确继承人的皇帝来说，听说自己多了一个皇子不会比听闻前线又传来捷报更高兴，况且像雍正此种不属于千古一帝范畴的皇帝，老天也很不配合，没搞出点儿什么霞光红云之类的祥瑞充充场面，让人侧目。
因此康熙对于这个将在大清帝国最辉煌的康乾盛世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老四也没给什么特殊待遇和对待他后面几个生的不太是时候的儿子一样，匆匆瞅一眼，给个名儿，这事就算拉倒了。
就雍正的个人能力而言，把中国的历代皇子排个名，他算是优等生，如果在前朝大明随便挑一个除朱元璋之外的皇帝当爹，能不能当上皇太子不好说（毕竟这在很多情况下要看当皇帝的人靠不靠谱），但他文韬武略肯定是值得他的父皇为之自豪一番，可他这株“佳木”又没长在农家小院或是普通的小树林，偏偏扎根在了满园皆是奇花异草的御花园，这就是一件让人扼腕的事，虽然小伙儿长得精神，脑子灵光，六艺皆通，博古识今，还兼有一点儿小文采，综合颇为实力强大，是个全才，不过在他术业有专攻的众兄弟中，他的这种全面发展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看成是全面平庸，长相，智商，武功乃至于母亲的背景哪样单个挑出来都是比下皆有余，但上面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出类拔萃的弟兄压着，因此也更难在与康熙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中显山露水。
虽然后来被康熙的表妹——无皇后之名，却履皇后之职的惠妃佟佳氏领去抚养，也算是子以“母”贵，沾了点儿光，能跟自己爹混个脸熟，但总体而言他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没怎么受过康熙的特别关注。
当然，这并不值得他心里不平衡，因为在那个天下未定的年代，康熙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还要抽时间关心一下自己天文，算数等广泛的业余爱好，能时不时在嘴边儿提一下的大概只有雍正他们打小就知道与其身份有别的皇太子胤礽，但是宫里其他的阿哥虽然缺了父爱，但母爱还是十分充足的，胤禛当然也有母爱，但是着母爱不是他的亲娘乌雅氏给的，而是自己没有子嗣而“收养”了他的佟佳氏，不管对他再怎么好两人之间仍然属于没有血缘纽带的不稳定关系，亲不亲完全得看心情，更不可能像跟自己的亲妈一样什么顾忌都没有爱干嘛干嘛，而他的亲妈在干什么呢？
历史事实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乌雅氏到底有没有把送出去一个儿子当一回事儿，但明显胤禛不是她的独苗因此她也并不至于就此消沉，胤禛与佟佳氏“共享天伦”的时候她正忙着疼六阿哥，六阿哥夭折后他把母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十四阿哥的身上。
客观来看，雍正即位后之所以跟他的母亲闹得很不愉快，童年的阴影不可忽视，更何况他母亲给他添的十四弟不但没在后来的夺位斗争中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还被他横竖都看不顺眼的廉亲王给策反了，处处跟他使绊子。特殊的经历没能给胤禛一个无忧的童年，却过早地让他适应了缄默谨慎的宫闱生存法则，从不敢相信任何人到认定任何人都不值得他相信，为他日后在激烈的夺储斗争中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待到成年后他二哥的太子位被废，当了二三十年的“二等公民”的众皇子们一下子看见了自己出头的机会，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盯着皇太子的宝座，底气足的自己挑大梁，不足的就跟着哥哥弟弟干，发展到最后就是自己不乐意也总得挑个阵营站，就算是咬紧牙关保持中立，那也没人信，只能落个两边都不讨好，兄弟们都各显神通，本来就不甘心碌碌无为的胤禛也不会坐以待毙，破釜沉舟地投入到这场以储君之位为战利品的斗争。于是乎，风起云涌的九龙夺嫡更加把本身就属于阴暗系的雍正给打造成了厚黑之典范。
雍正的确算是心怀高远的人，但立志夺取皇位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什么千秋功业更还没到对权力难以抑制的渴望，反而，据史料记载，胤禛早年与禅僧接近，精于禅学，他即皇帝位之后在圆明园新增的建筑也多以唐诗宋词中的田园意境为蓝本，时常装扮成农人樵夫逗留其中，大有寄情山水之意。而康熙晚年的那场兄弟之间剑拔弩张、互相公然为敌的情况下，可以说夺取皇位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某人野心的问题，而是关乎到自己在康熙百年之后是不是还能保住这可项上人头的问题。总体而言，康熙的儿子们在在康熙执政的最后二十年内因该都是属于极度缺乏安全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似乎对因童年阴影及青少年时期经历所造成的皇室典型性安全感极度缺乏的病例基本上是无药可医，甚至是连缓解的药物都没有固定的，其反应出来的症状一般就是多疑，尤其疑人，而且怀疑谁就得杀谁，留着自己寝食难安，衣带渐宽，所以不杀不行。有个别病情严重的，甚至是杀了也不行，比如说雍正虽然把自己的兄弟几个能杀的都杀了，不杀的也折腾半死，就算咸鱼翻身仍然是咸鱼，本来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但没想到仍然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甚至还没有自己当皇子的时候来的安稳，因为那个时候他至少还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满打满算就他们这哥儿几个，心里有底，当了皇帝就不一样了，天下眼巴巴地盯着那个位子，想去他性命的人多了去了，还都是他在明，敌人潜伏在暗处，而且这些敌人的目的动机都不尽相同，有为皇位的，有为报仇的还有为出名的，当真是防不胜防。
雍正皇帝恐有不安却无任何解决之法，只能自己憋屈着，越憋屈，就越觉得周围的人心怀鬼胎，疑心越重心里就越憋屈，由此终于形成了难以缓解的恶性循环，看谁举荐下属都觉得是结党营私，看谁弹劾同僚就觉得是党派纷争，发展到最后是看个奏疏都觉得被人改动过，很不得把整个中央机构乃至地方机关都搬到自己眼皮底下来办公他才安心，因此雍正七年这个不在清廷计划内诞生的官署——军机处很适时地迎合了雍正这一心理，首先，军机处与雍正寝宫养心殿比邻，不仅方便圣上不定时查岗，军机处的官员们也能将国家大事及时向雍正报告；其次，人数少，容易管理；再次则是官员都是从各部借过来的，可以随时替换，人口流动性加大也就不好缔结过分深厚的个人感情，一切人等皆以皇帝之利益为利益，皇帝之危难为危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老实实地当政治顾问。
军机处在紫禁城里有了正式户口，雍正皇帝心满意足充分发挥自己的劳模精神，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对于办理军机处这个秘书机构甚为满意，办理军机处职权日涨，从策划军事行动发展到国防，税收，政务，刑狱官员考察任免无所不包，总之只要是大臣上的折子先交给军机处再说。雍正驾崩后，他的儿子——同样对一切都充满控制欲望，喜欢国家大事一把抓的乾隆皇帝更是十分珍惜其父留下的这份遗产，将办理军机处更名为军机处，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军机大臣是无日不被召见，无时准备着领命办事，就连皇帝出游，也有军机大臣不离左右，其人员配置也随之增多，仅军机大臣而言，最初是三个，后来发展成了八个，九个，最多的时候有十一人。嘉庆年间始定军机处满汉章京人数共三十二人，军机大臣数量仍无定制。乾隆过后的几代皇帝虽然都没有其祖辈和父辈的干劲儿，但也都是乖儿子，不敢违背祖制，军机处的人员只增不减，地位只升不降，一副江山永固之姿态。
沈哲初赴军机处就职的时候还颇有些神圣和自豪，毕竟这个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全大清士子的终极梦想，他固然不属于这些士子之列，但这份正式进入国家中枢的优越感也不难让他为之忘乎所以的骄傲片刻。
的确，沈大公子飘飘然的心情也仅仅只持续了片刻，不是他宠辱不惊而是现实实在太震撼——
军机处狭小的空间内满满登登地挤了将近二十几号人，没有人的空地堆着小山一样的奏折，提案充斥着，基本上没什么下脚的地方，这个全国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样想唐代的修史馆那么惬意曼妙，能让人气定神闲，工作享受同时进行。
满清政府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觉得哪儿都是天大地大，丝毫没有空间有限的观念，因此，虽然军机处百年来生命力旺盛，人口进入率远远超过输出率，可办公地点却未见加赠，。517z。整个军机房在沈哲看到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比拟农村里过年过节去赶集的牛车——一个车板上恨不得要四世同堂。
沈哲几乎又听到了年初，在从保定来京城的路上，张树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的那句：“京官不好当呀。”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3）
沈哲前一天和章云平见面出了些意外状况，本来打算仅耗时两个小时的短暂会晤变成了直到“东方之既白”的促膝长谈才算是把这位基本上丢失自我的章老板给打发过去，沈哲整个晚上都在后悔两件事——其一，自己在法国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那么多话干嘛；其二，自己下午的时候何必在确定章云平已经一如那个不知道到打哪来的老头预言的那样失去“前世”的记忆，何必还没事找事儿的再问上这么一嘴。
不过好在，他还有值得庆幸的两件事，就是章云平没有想起来所有的对话内容，其中就包括他有一百个嘴也解释不清楚的，清华学校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二则是章云平在对自己记忆空白部分的判断上，表现出了难得的以及出奇的单纯，沈哲说什么他都信了，到后来竟然让一贯不管对谁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已经基本不会有愧疚之感的沈哲都有些不好意思。
要说这章云平失忆虽然看似失得挺邪乎，但沈哲回过头来仔细想想似乎也不是一瞬之间的事，严格论起来，年初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细微反常但并不显著，再加之沈哲与章云平是属于一见如故型的，彼此有情虽深厚，但是毕竟当时没讲过几次面，对于对方的底细性情都不是十分了解，以至于沈哲也太没在意，只当章云平是文人情怀，眼看春景降至，总得来一阵感伤才对得起他那么些个春来了悲伤春天在美好也会逝去，秋来了担心寒冬马上就来，一年到头就没有个愁眉舒展时候的祖师爷，而那个时候他也的确仅仅只跟两宫太后见过面而已，可能还并没有对未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表象真正明显起来应该是二月份之后，也就是他和同治皇帝开始正式合作以后的事，最大的特点就是章云平的口音变了，现在回想起来，章云平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原来的京片子变成了广东腔的官话，但沈哲当时又刚刚供职军机处，同治皇帝和太后又一天四五次地找他畅谈天下，根本没什么时间跟章云平酗酒，这小半年的时间，也就是去万国公馆视察进度的时候见过一两次，当时的确也发现了他的口音似乎与以往不太相同，但是也没放在心上，毕竟人的口音挺容易改变的，比方说他沈哲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个南方人，只在京城呆了两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