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夹击之中，且数战不利，局势已岌岌可危，要想摆脱危机，除非发生奇迹！
现在让我们先让目光离开战场，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司马元显的部署，可发现它并不是很合理的。西线主将司马尚之，是道子党的铁杆，比较可靠，这个倒也罢了；东线的主将王珣，却属于昌明党的人物，去年正是他与车胤一唱一和，忽悠掉了王国宝的脑袋，这样一位主将，能指望与王恭作战时不生二心吗？但司马元显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真正下注的地方，并不在王珣，而在刘牢之。
司马元显此生中最聪明的时刻，就是看穿了此刻王恭大军强大表象背后的致命内伤：道子党控制的中央政府为何害怕王恭和殷仲堪，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什么雄才大略。比如说王恭吧，若他手下没有北府军这样的劲旅和刘牢之这样的猛将，那他还有何可惧？因此时的刘牢之就是北府军的灵魂，策反了刘牢之也就等于策反了北府军。而王恭与刘牢之会是铁板一块吗？
就象王恭看不起刘牢之一样，刘牢之对自己这位顶头上司，也是颇不服气的。刘牢之的官位，是靠为国家立下百战功勋得来的，其间的每一步升迁，都对应着一段流血流汗、搏命厮杀的历史。放眼咱们大晋，现在还有谁论战功兵略比得了我刘牢之？不象某些人的高高在上，只是因为他的老爸，或者老爸的老爸是中央领导；只是因为虚有其表，形象有如包了草的绣花枕头；只是因为口中雌黄，善于夸夸其谈！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听良言，一再生事，且只把自己当作小小部将，因而刘牢之的内心，对此极为不平。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曾为北府旧将现任庐江太守的高素悄悄来见他。高素带来了司马元显的秘信，劝他背叛王恭，倒向朝廷，只要事成，就将王恭现在的职位授予刘牢之。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须知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非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过王恭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属于大大超过了东晋帝国高层人事制度的行为，大大的破例。刘牢之不由得怦然心动，便与儿子刘敬宣商议此事，刘敬宣也表示赞同，而且听命于中央总比听命于王恭更名正言顺。
不料此事被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听到风声，连忙来向王恭报告。王恭虽然看不起刘牢之，但那是他身上自高自大的贵族习气使然，他并不讨厌刘牢之。过于自信的王恭认为何澹之与刘牢之平日有矛盾，并不相信这位何参军说的话。而且现在正要打仗呢，如果除掉刘牢之，难道你何澹之有本事指挥北府军？
于是王恭并不防备刘牢之，反而决定以诚相待。为了抚慰刘牢之，王恭特地设宴招待他。席间，王恭当着众人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对于士族观念极强的王恭来说，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许下了和司马元显相同的重诺：“等这件事办成，我一入朝，就让卿接掌北府！”不知道如果王恭早这样做，能否让刘牢之为他尽死力，但现在显然已经晚了，不管刘牢之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他倒向司马元显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
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噢，他比你先到！
数日后，刘牢之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县北）发动兵变，杀掉王恭的心腹将领顔延，率前方大军投降朝廷，同时派儿子刘敬宣与女婿高雅之回师京口，进攻王恭。此时一无所知的王恭正在城外阅兵，刘敬宣率领的骑兵突然杀到，王恭的部下立即崩溃！王恭想退回京口，但城池已经被高雅之抢占了，只好独自一人骑马逃生。
因为当初上帝造马的时候，马背可能没有参考过人体工程学的设计，长时间骑乘的舒适度比乘坐卡迪拉克差远了，再加上王恭平日里养尊处优，很少骑马，因此等他逃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县）时，**都被马背磨得皮破血流，痛得实在不能再骑。于是改乘小船，准备投奔桓玄，结果在长塘湖被抓获，随后被送往建康斩首。王恭虽然没多大本事，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还是有的，临刑前他仍很镇定，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须发，把帅坚持到死。并对监斩官说：“都怪我自己湖涂，轻信了不该信的人，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但追究我的本心，仍是忠于国家的，但愿百世之后的人们，知道有过我王恭这样一个人，我便知足了！”事后，抄没王恭的家产，并无余财，只有一些书籍而已。
总的来说，王恭的人品不能算坏，他起兵的本意也许真的出于公心，但他的能力太平庸不说，还眼高手低，刚愎自用。王恭如果真的成功掌权，恐怕也不会比司马道子强到哪儿去。
三头同盟
刘牢之反正，王恭被杀，使战局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原本昌明党的西路军已经打到了建康城下，志在必得，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原本强大的东路友军变成敌军。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主帅殷仲堪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不用说了，就连杨佺期和桓玄这两个自命豪雄的人物也给吓住了：刘牢之！北府军！这是好对付的么？两人不敢再进逼，回师蔡洲（长江中的沙洲）。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殷仲堪的这两位副手：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幼子。传说他的母亲马氏有一次和闺中密友们在夜里纳凉赏月，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陨石来，落在旁边装水的铜盆里。凑近一看，是一枚直径两寸大的珠子，晶莹剔透，十分漂亮。马氏见了十分喜欢，就把它一口吞了下去（瞧这记录编的水平，你会没事把枚大钻戒吞下肚吗？就算马氏活得不耐烦了，她又有多大的喉咙，能吞下直径两寸的珠子？），然后按既定程序：怀孕、生贵子、生之时有光照室，故又得小名灵宝，总之是一则老套的政治神话。据说桓温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故临终立他为嗣子，承袭南郡公。桓玄七岁时，一次荆州的文武官员来拜别桓冲，桓冲摸着桓玄的头对他说：“这些人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因为桓温的丧期刚刚结束，桓玄触景生情，失声痛哭，涕泪满面，场面感人，也给桓温的旧部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桓冲对这个侄儿也很宠爱，超过了自已的儿子，常指着自己的座位对众人说：“等到灵宝长大，我要把这个座位还给他。”
但没等桓玄成年，桓冲就病逝了，没能兑现承诺，桓家在东晋朝中的地位大降。因为桓温在晚年把朝廷欺负得够呛，所以司马道子掌权后，把桓玄也当作重点防范打压的对象，尽管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总之，风度不凡，多才多艺，而且又门第高贵，但一直未得任用，直到二十三岁，才当了个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并不是太子马厩的清洁工，“洗”是“先”的通假字，表示在太子的马前驱驰，即太子的侍从，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小官。后来又拜他为义兴太守，相较于桓玄的出身名望来说，这仍是个太小的官。因此桓玄觉得很掉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心里极为不满，干脆就炒了公家的鱿鱼，弃官回荆州。因为桓温的威名业绩，桓家在荆州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所以桓玄尽管没什么官方职务，但在荆州的实际影响力，还在刺史殷仲堪之上。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开始连续七代都有名德，是牌子很老的古典大士族。如果按照杨佺期自制的《全国士族排行榜》算，那么杨家的门第尚在江南两大顶级豪门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之上！可惜杨家因为过江太晚，又曾出仕伪朝，东晋各大士族都不买杨家的帐：肥差美缺就这么多，我们都还不够分哩，你这个新来的还想插前边吗？到后边老实排队去！因此出版社的人也就说了：你的这个东西嘛，太不河蟹了，不利于宏扬主旋律啊，也有损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呢，不能出版！结果“杨家第一”这个观念就只能存在于杨家人的脑海中，上不了政府的红头文件。象桓玄这样的人，甚至就认为杨家属于寒门！
对此杨佺期感到极为愤慨，他沉勇果敢，素以善战闻名，与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都是强犷粗暴之辈。当他每一次感到受其他豪门的白眼时，都慷慨切齿，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为了找机会光大门楣，他参与了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北伐，在其中屡建战功，虽然没能让别人认可杨家的门第，但也让很多人认为：杨佺期同志，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也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之所以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着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中央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今天广东比湖北富多了，但在东晋时恰恰相反。而且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却没有说殷仲堪如到任，刁逵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其实压根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并不是什么昌明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了。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也只好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给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接着，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的吴三桂，就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这回该没事了吧？谁知等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享受了凌迟这种高规格死刑，其余子孙部下皆斩！
这个典故，殷仲堪等三人虽然不知道，但这个道理，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寻阳联合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份接受中央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而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内战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并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主的有利条件，聚集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教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
元显扩军上
成功战胜了昌明党的东西夹攻之后，十七岁的司马元显洋洋自得，身边很快聚起了一帮马屁高手，对着他一个劲地摇尾巴，把他捧成古今少有的超天才少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明统帅。司马元显也自认为舍我其谁，干脆乘老爹司马道子在府内醉生梦死的机会，让晋安帝下诏，免去他的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由自己接替，正式取代了老爹，成为道子党的第二代党首。司马道子好容易酒醒，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用去上班了（虽然他早就没上班了），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
从某些角度来说，司马元显与朱由检颇有几分相似：两个人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突然骤掌大权，而且在掌权之后不久都成功地做成了一件大事（司马元显摆平了王恭，朱由检摆平了魏忠贤），这使得两个人的自信心都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为天下大事，不过尔尔，开始雄心勃勃、雷厉风行地胡来。
作为道子党的后起之秀，司马元显认为：这次危机虽然借刘牢之之手杀掉王恭而得以化解，但他也不相信刘牢之对朝廷会有什么忠心，藩镇强过中央的危机根源并没有改变，要摆脱地方武力对中央的威胁，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的建设，如果拿不到别人的枪杆子，就得自己打造一把枪杆子。这个想法并不算错，但为了实现这个重大的战略目标，他采取的具体对策是让三吴一带的“免奴为客”者“自愿”到建康充当军户，增加中央政府控制的军户数量。因为是“自愿”，所以号称“乐属”。所谓免奴为客者，是指曾为奴隶，得到部份解放，上升为半自耕农的人，他们虽然已有一定人身自由，但仍依附于原主。之所以选择三吴，是因为此时东晋虽然不小，但强藩林立，中央号令真正有效的地方，除掉国都建康，也就剩下三吴之地了。
这道命令一下，司马元显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遭到三吴民众上下一致的反对，他这么做得不旦没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反而引发了东南的大乱，也使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童”光茫丧失贻尽，露出了镀金的本色。
当地地主的反对很正常，夺走他们的依附民，就如同直接割他们的肉。那免奴为客者为何也不愿意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自由？要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好先回顾一下古代的士兵究竟是用怎样的方法从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
中国古代的兵制，经历了非常复杂和漫长的演变过程，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征兵、世兵、募兵三大基本制度之间，做着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
西汉实行的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