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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金墉城，是当时在洛阳西北角一组要塞式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在魏晋时代，它的用途接近于英国的伦敦塔，或法国的巴士底狱。那时候，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政坛大人物，很多人都享受过下榻金墉城的待遇。如晋武帝的皇后杨芷、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一度篡位称帝的赵王司马伦等人，都是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传奇皇后羊献容，更是金墉城的常客，进进出出如串门。
既然要关押这些危险性很大的高级囚犯，它的防卫设施当然是非常完善的。据今天考古实测发现，金墉城由紧紧相联的三个长方形小城组成，从高空俯看，就像叠加在一起的三个玻璃杯，或是洛阳城长出的猗角，它的南北总长有1048米，东西宽200250米，城墙厚度达12…13米，馅不大，皮却很厚，这种饺子自然是比较难啃的。所以金墉城虽小，但却是洛阳城最易防守的地段（只是不知道查良墉老先生的笔名，和这个地方有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赵玄提出的这个作战计划，会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与六年前，卢循、徐道覆大军进逼建康时，刘裕采取的对策如出一辙。当时晋军所处的情况，与此时的关东秦军相似，也是屡战屡败，士气低落，而且兵力又少，卢、徐连胜，锐气十足，又兵力众多，刘裕的方案也是放弃所有外围据点扼守石头城，终于艰难地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姚洸如果按赵玄的建议行事，虽然未必能挫败晋军，但起码可以多坚持更多的时间，给晋军造成更大的损失，延缓后秦灭亡的进度。以此时关东秦军兵微将寡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最可行的方案。
光复洛阳 下
这种关键时刻，刘裕谍报战的成果再次显现。早就被檀道济给“无间道”了司马姚禹等人，一起站出来反对赵玄的提议。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对赵玄这种不经一战，便放弃大片国土的“卖国行径”给予严厉地驳斥，认为应该寸土必争，御敌于外。姚禹还向姚洸拍马说：“殿下向来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所以才担当了坐镇洛阳，防卫关东的重任。现在如果困守孤城，不敢一战，岂不有伤威信，又怎能不受朝廷的指责？”
以姚洸的智商，根本就没法判断赵玄和姚禹的建议究竟谁更利于御敌，但有一点好像听明白了：如果按姚禹的办法，就不用丧失国土，他便是“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按赵玄的办法干，他就得和士兵们一起缩进大牢房似的金墉城，和洛阳城中的陈留公府第相比，舒适度那是没法说了，而且还有伤威信，会受朝廷的指责。
这么一比较，姚洸便做出了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分兵防守洛阳外围各要隘，阻止晋军前进。洛阳的秦军本来就不多，再这么一分自然就更少了。其中，赵玄接受的命令是，率一千余人防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市洛河南岸。《晋书》和《资治通鉴》都称其地在洛阳之南，这可能是传抄造成的笔误，对照地图，柏谷坞的位置应在洛阳正东微偏南，也就是电影《少林寺》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地方），正当晋军的东来主力。
接到这个命令后，老将赵玄悲愤不已，流着泪对姚洸说：“我侍奉了姚家三代皇帝，深受国恩，自问一生行事，堂堂正正，不曾亏欠国家，现在只差一死罢了！我死不要紧，只可惜你不听忠臣之言，却任由奸臣摆布，将来兵败城陷，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久，驻守成皋（今天河南郑州上街区西北，即著名的虎牢关所在地）的后秦兖州刺史韦华向晋军投降，晋军前锋在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下长驱直入。后秦的广武将军石无讳，原本受命防守柏谷坞更东边的巩城（今河南巩义市西南），才走到石关（今河南偃师市西），听说晋军将至，便仓皇逃回洛阳。晋军因此不战而下巩城，继续前进，抵达柏谷坞。
负责攻击柏谷坞的晋军将领，是王镇恶的部将，多谋善战的龙骧司马毛德祖，将来他也会成为刘宋王朝的名将之一。赵玄率领他那可怜的一千多人拼死抵抗，但因实力悬殊，而且对手也不是吃素的，因此没打太长时间，后秦军队便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赵玄身受十几处创伤，与他的属下司马骞鉴一起，都不愿意再逃，双双战死。这样，没过几天，姚洸部署在洛阳外围的防御力量，已或降或败，损失殆尽。
鲁迅先生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一个美好的东西破坏给人看。而“英明神武”的光辉形象自然也属于美好事物之列，所以，当姚洸得知虎牢、巩县相继失守，赵玄又在柏谷坞战败阵亡的消息后，发现自己杯具了！看来姚禹出的主意也不像计划中那么完美，姚洸忙派人去叫自己这位心腹，好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收拾现在的烂摊子？谁知找来找去，那几位平日总缠在自己身边，马屁精湛的属下们，此时全不见了踪影，原来这几位任务完成，早已悄悄潜出洛阳城，投奔檀道济去了。
十月二十日，檀道济所率的晋军抵达洛阳城外，两天后，走投无路的姚洸开城投降，晋朝的故都在被后秦占领十七年之后，再次为南方政权所收复！
与洛阳一同落入晋军手中的，还有四千多秦军俘虏。此时，有人向檀道济提出一条很对当今不少愤青胃口的建议：把这四千秦军全部坑杀，然后将尸体堆积在一起，外面再盖上浅浅一层土，筑成小山。这种用尸体堆成的人工小山当时称之为“京观”，用于夸耀武功，意义和西方的凯旋门差不多，只是多了点儿野蛮，少了点儿美观。此时的赫连勃勃，未来的成吉思汗等人，都很喜欢这种“纪念碑”，时时修建。
但毕竟善战者不一定是好战者，更不见得就是杀人狂。檀道济认为洛阳已下，这种多余的杀戮有害无益，便堂堂正正的回答说：“所谓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正要在今天体现！”随后将这些被俘的秦军士兵全部释放，遣送他们回家。河南一带的民众，不论胡人还是汉人，对晋军的这一举动都心悦诚服，纷纷归附。
而姚泓派来的援军，阎生部进至新安、姚益男部前进到湖城，听说洛阳已被晋军攻克，都不敢再前进。
刘裕制定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已基本达成。
一位“皇帝”的诞生与覆灭 上
洛阳失守，关东沦陷，这对已处在四面楚歌中的后秦帝国来说，自然是不能再坏的坏消息，不过，在后秦的高层领导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悲痛。比如说，坐镇蒲阪，掌控河东的后秦并州牧姚懿就很有些辩证唯物的理论水平，很快便从“塞翁失马”中，发现了“焉知非福”：
大哥即位才不到一年，已经把父皇留下的疆土丢失了尽一半，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当今皇上的不称职，虽然皇帝这个职业极少有引疚辞职的例子，但这样重大的失败毫无疑问会极大打击国家主要领导的威信，降低他的统治基础，从而为新领导的出台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由于这些道理有点复杂，也是不姚懿一时就能想清楚弄明白的，他的理论水平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进步，还多亏了一位精神与行动上的导师——他的属下司马孙暢。
这位孙军师给他出的行动计划是要分两步走的：
第一步，在大哥丧失威信的时候，要尽全力收买人心，以期造成和当今国家领导的鲜明对比，取得民意基础。
第二步，以“众望所归”之势，发兵突袭关中，诛杀姚绍，废黜姚泓，正大位于长安！
听到如此“精密”的计划，展望如此“美好”的前景，姚懿激动地猪血沸腾！于是，这位几年前曾在众士卒前流泪演忠贞，誓死捍卫大哥继承权的姚家亲王彻底原形毕露。他闻之大悦，决定予以采纳，至于能不能成功，以及就算成功又能在宝座上呆几天，就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如何能够最快地收买人心呢？姚懿想到了一条捷径：开仓放粮！怎么看，这也是一条“好主意”。当年的冉闵等诸多前辈在夺权前都用过这一招，效果挺好的，后世的包拯在陈州放了一次粮，更是名垂千古。当然，与那些例子相比，也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此时的后秦河东地区并未遭遇饥荒。
后秦并州地方政府这次过份慷慨的社会福利活动，很快引起姚懿两位属下的劝阻。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对姚懿说：“论亲，殿下是当今皇上的同母弟，论职，您身居方面大员，分陕之重，与国家可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当年汉朝能够平定七国之乱，多亏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而今，吴寇（指晋军）大举入侵，已经有四个州的土地沦陷（四个州即后秦的徐州，首府项城，向檀道济投降；兖州，首府仓垣，向沈林子投降；豫州，首府洛阳，为王镇恶、檀道济军攻占；荆州，首府上洛，为沈田子军攻占），西边的戎虏（指赫连勃勃等）又时时扰边，国家在秦、凉二州都遭遇了挫败，朝廷面临的危险，如同高高累在一起的鸡蛋！这正是需要诸侯勤王效死的时候，殿下您不但不学学刘武，为国分忧，反而无故放粮，虚耗国库！要知道，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您这么做，究竟想要干什么？又怎么向朝廷交待？”
姚懿听了自然大怒，但二人的质问又让他无可辩驳，于是便搬出的历代暴君能够无理走遍天下的最强必杀技：将二人绑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
在中国古代公认的一个军事战术原则就是，伐国之战，一定要多路进军。因为伐国之战大家出动兵力规模都比较大，通常进攻方是有很大优势，这种情况下为了发挥兵力优势，一定要多路进攻才能迫使兵力少的防御方被迫分散兵力而加速崩溃。如果集中于一路，反而导致防御方可以依靠险要固守减少兵力劣势。
苻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典型案例，空有70…80万军队，但是因为军队临时动员，在淝水30万大军集中在淮河狭窄地域内，一旦崩溃就会自相践踏，没有调整的空间。刘裕很清楚后秦在关东兵力空虚，这样把大军多路进攻，充分发挥兵力优势，使防御方无法判断对方主攻方向集中兵力防御。这种情况下谈各个击破是根本不现实的，各个击破需要足够的兵力来打垮一路晋军，而且兵力强大到可以在消灭一路晋军后损失不大，而且时间和空间充裕来得及转移兵力打击另一路晋军。而当时关东后秦军根本不具备这个足够的时间空间和兵力。
中天兄举的例子不够好，苻坚是兵分多路进军的，只是他的总兵力太多，所以在其主攻方向集中了约三十万人，但也只是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刘裕的北伐兵力远没有苻坚这么多，分成多路之后，每路的兵力估计只有两、三万人，这个数量如果遇上较强的敌人，是有点危险的。历史上因为分兵而失败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因为刘裕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他知道后秦在关东的实力非常微弱，所以敢于分兵，但这一原因在下已经分析过了。假如他不知关东秦军的虚实，肯定不会如此做，例如他伐南燕之役，也是伐国之役，就没有分兵。
一位“皇帝”的诞生与覆灭 下
又放粮，又杀人，姚懿把本该小心保密的造反准备事业干得过份轰轰烈烈，他的大哥姚泓想不知道都不可能了。无可奈何之下，姚泓只得将叔父姚绍召来，密商对策。
和这些侄儿比起来，姚绍的智商要高得多了，他一眼便看穿了那位并州牧的底牌：“姚懿一向愚味无知，见识浅陋，自己没什么主见。现在给他出这些坏主意的人，一定是孙暢。朝廷可以马上下旨，征召孙暢入京，断其奸谋，同时再派抚军将军姚赞进驻陕城（今河南陕县），威胁其侧背，老臣我则赶往潼关节制诸军。孙暢如果接受征召最好，我就集合姚懿的河东部队共同东进，抵御晋军；如果他们拒不从命，则我立即公开他们的罪行，就近出兵讨伐！”
姚泓听罢，欣慰地说：“叔父的话，真是挽救国家社稷的最好办法了！”于是便派遣姚赞和冠军将军司马国А⒔ㄒ褰F玄率军进驻陕津，武卫将军姚驴率军防守潼关。
很快，姚懿便接到了关于将孙暢同志调往中央工作的人事命令，也得知中央军正向陕津、潼关一带集结，叔父姚绍也正在赶来的消息。显然，突袭关中的计划已经变得更不现实，姚懿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野心，老老实实效忠于大哥；要么铤而走险，立即开始成功率已极低的叛乱。
在七十八年前，刚刚靠政变上台的成汉之主李寿想过一把皇帝瘾，让巫师一占卜，算得有数年天子命。他的属下大臣解思明反问他：“作数年天子难道比得上作百世诸侯？”谁知李寿竟然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能作一天皇帝也值了。”如今的姚懿也是这么想的。历史证明：哪怕是在国家高级领导之中，这种利令智昏的傻瓜，也是前赴后继，代代有传人。
因此姚懿没有一点儿犹豫，立即发动叛乱，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当时是后秦并州的首府）称帝，并向自己管辖的河东各郡县发布文告，征兵调粮。
后秦在河东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两支：一支由姚懿亲自统辖，驻扎于蒲阪；另一支由宁东将军姚成都指挥，驻防于匈奴堡（可能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姚成都是后秦军中的一员猛将，在正常情况下，他是姚懿的下属，要服从姚懿的指挥，不过，对于造反这种非正常指令，那就另当别论了。
实际上，姚成都非常果断地拒绝了自己这位前顶头上司的命令。姚懿知道姚成都的向背对他造反的成败有多大份量，于是便摆出最礼贤下士的笑脸，想引诱姚成都上自己的贼船，并送去一把“姚懿皇帝常所用佩刀”作为盟誓的凭证。
姚成都肯定不缺那把刀，不收，也不理睬。姚懿见来软的不行，又命将军王国率数百敢死队袭击匈奴堡，结果大败，王国被姚成都生擒。姚成都得胜后，遣使责问原领导姚懿：“殿下你以皇家至亲的身份担当一方诸侯的重任，国家有难你不思拯救，反而想谋求非份之福！三位先祖（即姚弋仲、姚苌、姚兴）的在天之灵可能保佑你吗？我将马上集结义兵，讨伐叛逆，你就等着在黄河上（蒲阪城紧靠黄河）相见吧！”
结果原先姚懿所管辖的各郡县大多响应姚成都，没有一个郡政府服从姚懿的调遣，只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有数千户人家呼应起事，但马上就让姚成都打败。
稍后，姚绍和姚成都的平叛军队开赴蒲阪城下。还没等开战，蒲阪城中的镇户郭纯、王奴等人率居民暴动，把“皇帝”姚懿围在他的官邸之中，这位“皇帝”才“惊喜”地发现，他果然已经变成“寡人”了！
接下来的事就没什么悬念了，姚绍进入蒲阪，不废吹灰之力便平定了此次叛乱。狗头军师孙暢被诛杀，姚懿被囚禁。
之后，各种史书上都没再提到这位短命“皇帝”的最后结局，不过按常理推断，他不可能幸免。
不知在姚懿受死的前一刻，是为自己终于当了一回皇帝而高兴，还是为这次自寻死路的举动而后悔？
“九锡”事件 上
自从北伐开始以来，前方的各种捷报就像发现了蜜源的工蜂，接连不断地造访彭城的晋军大本营。
当晋军的旗帜插上洛阳城头时，晋军大本营更是一片欢腾。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之前东晋也曾两次收复洛阳，但用的时间如此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