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魏军与之对垒的兵力约10万人，魏对蜀的优势约为2：1。
除了兵力的差距之外，还有兵种上的差异。曹魏拥有三国中最强大的骑兵部队，中国主要的战马产区现在全在曹魏的掌控之中，早在曹**时期，他的“虎豹骑”就是天下驰名的王牌。而蜀地因为马种低劣，所以蜀军绝大部份都是步兵，少量骑兵的素质也无法魏军骑兵抗衡。在秦岭一带山地，骑兵对步兵并没有优势，但战场一旦进入陇右以及渭河平原，步对骑的劣势就明显了。平原交战，骑兵失利只要后撤就行了，步兵追不上，步兵如果失利，那真是无路可逃。所以在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中，往往打成一面平推，绝少纵深穿插，这固有诸葛亮性格谨慎小心的缘故，也受到蜀军机动能力不足的制约。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只是指责说诸葛亮怎么不学学霍去病，来个千里跃进，哪就和讨论魏蜀交战，如何争夺制空权一样无聊。
魏蜀之战中的地利
应该说，弱小的蜀汉能够成为三“足”中的一“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地利。魏与蜀之间，横贯着巍峨的秦岭，中间有几条小道，分别是子午谷、骆谷、褒斜谷（又称箕谷），人烟稀少，古人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木梁，做成栈道，崎岖难行，胆量小的、心脏病患者都需要谢绝通行。以至于后来李白曾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魏蜀边界的西段，沿祁山至陇右，地势稍微平坦，不过也算不上坦途。
这样的地形决定了，在魏蜀战争中，对双方而言，都是易守难攻。打过“三国志11”的朋友可能有感触：你的几万大军在那几条崎岖的小道上排成一字长蛇阵，象蜗牛一般地挪动，只要对方有一两支军队守住谷口，你的人马就只有前锋能发挥一点儿作用，后面几万大军看着前面的战势而有心无力，只能看着每回合刷刷下降的粮食数目心急如焚！虽然这只是个游戏，但很形象的表现了在这一地区作战的特点。即使攻方突破了守方在险要处设置的防御，只要不能在守方的腹地打下一块足够大的根据地，因为军粮等物资仍需穿过那些小道以极低的效率运来，将使攻方在面对守方时始终处于劣势！
曹**就亲身体验过这种无奈：219年正月，刘备败曹军于定军山，斩夏侯渊，曹**所属的汉中告急。曹**逐于当年3月，亲率大军经斜谷救援汉中。被认为不善于打仗的刘备面对“大军事家”曹**，**有成竹：“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于是率众据险而守，不与其交锋。果然，因为刘军距后方较近，补给方便，而曹方补给需翻越秦岭，输送困难。尽管曹**在兵力上并不处于劣势，对手刘备的军事水平也不及司马懿，可这位“大魏武皇帝”依然一筹莫展，相持至5月，曹军只得撤退，汉中逐被刘备攻陷。
这次汉中争夺战中，曹军所处的情况与后来诸葛亮北伐中蜀军所处的情况很有相似之处，司马懿的基本方案也据险而守，依仗本身后勤的优势，待蜀军粮尽，只是诸葛亮的劣势更大些，因为他在兵力和兵种上还有劣势。除第一次北伐因错用马谡导致溃败外，其余几次北伐，诸葛亮的指挥都比曹**在汉中之战中的表现漂亮，但曹**就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就是“无能之辈”。
魏蜀之战中的人和
古人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面的分析，只有在各国内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才是有意义的。人心相背，尤其是集团内部的人心相背，对一个集团的存亡有决定性影响。一个上边离心离德，下边丧尽人心的政权，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再强大，也很可能是不堪一击的。而一个团结一致，上下一心的小国，其力量也会显得比其纸面上的数字强大得多。这也就是历史上会出现这么多小国挑翻庞大帝国的原因。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所谓的“三国乱世”实际上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三国都有了，却不怎么“乱”了，彼此进入一个相对的稳定期，人心思定，在早先很有号召力的“兴复汉室”的口号，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用处了。不管是曹魏政权还是蜀汉政权，内部都比较稳定和团结，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蜀汉的政治更清明一点，但在魏国的土地上打仗，就不存在优势，更不能指望中原的百姓会愿意帮蜀汉打仗，来接受蜀汉的统治。总的来说，人和方面，双方差不多，虽然它很重要，但因为基本对等，所以真正对战局有重大影响的，还是上面所说的天时与地利。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并不是因为在乱世具有英雄潜质的人特别多，而是因为在乱世，具有英雄潜质的人有特别多的表现机会。一个人再有多大的材干，如果没发挥的机会，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比方说吧，假如朱重八要是早生五十年，他也就只是凤阳乡下的贫苦农夫，顶多也就干到个村长，绝不会是大明的太祖高皇帝。乱世就不同了，乱世中人心思变，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各路诸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强弱存亡很容易逆转。一旦一个势力进入了稳定期，当地的百姓也养成了忠于它的惯性，它就不是这么容易被打败和消灭的了。比如说吧，从春秋到战国，列国打了几百年仗，最强大的秦才实现统一，因为那不是真正的乱世。而空前强大的秦帝国治理无方，把天下带入乱世，几百人揭杆而起，力量比不上七雄中最小一国，但仅仅三年后，秦帝国就灭亡了。
所以，乱世和非乱世的战争，差别是很大的。以弱胜强的神话，一般是属于乱世的，在相对平稳的时代，大国吞小国才是惯例。对于孔明先生而言，有点不幸的不但是他身处小国，更重要的是乱世已逐渐结束。
终结慕容 上
韩范使团的一名官员尚书张俊，见势已至此，无可挽回，便偷偷溜走投降了刘裕，并献策说：“燕国之所以到现在还坚持不降，就是寄希望于韩范能够带着秦国的援军回来，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韩范，让城里的守军看见，使他们知道援军已经无望，必然投降。”刘裕认为有理，便一面写亲笔信给韩范，劝其归降，一面上奏朝廷，推荐他担任散骑长侍。这时后秦的长水校尉王蒲也劝韩范留在后秦为官，但韩范拒绝了王蒲的挽留，叹息说：“刘裕出身不过一介小民，竟能从平地崛起，消灭桓玄，兴复晋国。如今伐燕，旌旗所至，无不瓦解！这大概就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燕国灭亡之后，下一个必然是秦国，我受一次投降的屈辱就够了，不能一辱再辱！”随后，韩范降晋（不过从事后来看，韩范的这次选择也算不上明智）。
刘裕得到韩范之后，立即带着这位新任的散骑常侍一同乘车出游，大摇大摆地在广固城外绕了一圈，还不时摆摆造型，好让城上的人看清楚一点。城中守军参观完真人秀，知道后秦来援的希望破灭，无不沮丧失望。有几个臣下建议慕容超立即诛杀韩范满门，以敬效优，但慕容超认为韩范的弟弟韩（讠卓）是难得的忠臣，故不予采纳，韩范的亲属全部赦免不问。但对另一位使臣张纲，慕容超就没这么宽大了。
张纲降晋之后，很有干一行爱一行的“镙丝钉精神”，兢兢业业地在新单位上班，表现出一位模范员工的优秀素质。在他的精心设计和督促施工下，一件件精良的攻城器械被高效率地制造出来。慕容超望着城外一辆辆崭新的冲车、飞楼、悬梯、木幔，心中极为恼火：你小子也太敬业了吧！在我大燕领工资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努力？简直是吃里扒外，罪大恶极！便极为残忍地下令，将张纲的老母亲抓来，倒吊在城墙上，先砍断四肢再砍头！
至此，守军大多已经没什么士气了，只有他们的皇帝慕容超还在顽强或者说顽固地抵死不降，也不许任何人提“投降”二字，将建议他投降的灵台令张光处死。秋去冬来，广固城仍在坚守，新的一年又渐渐到来。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正月初一，慕容超登上天门，接受文武百官的新年朝贺。去年的今天，慕容超关心的头号大事是宫廷乐队不完备，不知道经过他这一年的努力，乐队完备了没有？不过即使南燕有了世界一流的乐队，估计也营造不出喜庆气氛了。稍后，他与宠妃魏夫人一起登上城楼，望着城外不见边际的围城晋军，知道末日临近，一时痛心不已，无法抑制的悲伤让两人手握着手，相对痛哭！
许多年之后，这一幕被一首诗歌纪录了下来：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
（注：这一诗歌可确知的最早出处是北宋学者郭茂倩收集编著《乐府诗集》，距离十六国已过去数百年，诗歌的原始来源已不是很清楚，诗歌的标题为《慕容垂歌辞》，它究对应哪一段历史背景，历来存在争议，至今也没有定论。但歌辞内容并未明确这位“慕容”是何人，而且在慕容垂一生中，从未有过被南方军队围困于某城的事，与歌辞描写最吻合的历史事件正是刘裕攻广固之战，故它的标题可能是后世的误传。）
为挽回败局，慕容超作了最后的挣扎，二月初，他命公孙五楼与贺赖卢二将挖掘地道，乘夜出城偷袭晋军，虽然乘晋军久围松懈，一度击破檀韶负责的一段围墙，但随后就被闻讯赶来的晋军打败。而广固城被围太久，城中人大多患上了软脚病，悄悄出城投降的人前后相继，已经无法制止。乘着慕容超再次登上城楼巡视的机会，尚书悦寿劝告他说：“如今天助盗匪，我军残存的将士疲惫不堪，困守孤城，外援又已无望，天意如何，已经非常清楚了。自古以来，如果气数已尽，就是尧、舜那样的贤君也只能禅位，陛下难道不考虑一下变通的方法，拯救城中生灵？”
当年慕容超初到南燕，第一个负责接待他的大臣正是悦寿，并在慕容法面大赞慕容超了不起，因此他一向是慕容超的心腹之一，此时听到他的这番委婉劝降之言，慕容超没有再大发雷霆，只是长叹一声，回答说：“兴、亡皆是天命，但我宁可奋剑战死，也决不能衔璧求生！”
终结慕容 下
从义熙五年的六月，到义熙六年的二月，晋军围城已达八个月之久，而广固城还未攻下，主要原因是刘裕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虽然制造了不少攻城器械，但主要目的也吓唬吓唬城上守军，让他们早日投降。他的想法和当年攻广固的慕容恪差不多：反正大军衣食无忧，补给充足，一座无援少粮的孤城，迟早会投降，何必为了早几天破城，去死伤士卒呢？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
但到二月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刘裕接到秘报：他的两位老相识卢循和徐道覆计划乘他不在建康，从广州北上，大举进犯朝廷！虽然因为当时的通讯技术落后，刘裕对具体情况并不明了，但他已预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广固之战不能再无限期拖下去了！（注：按《晋书•；安帝纪》的记载，卢、徐起兵北伐的时间在义熙六年正月，但称刘裕克广固也在同月，《资治通鉴》与《宋书•；武帝纪》均称晋军克广固在二月五日，但未指明卢、徐起兵北上的准确时间。在下从情理推测，卢、徐起兵应稍早于刘裕攻克广固。）
二月五日，刘裕下达了对广固城发动总攻的命令。命令发布前，有位皇历专家提醒刘裕：二月五日是“往亡日”，大不吉利，不宜攻城。刘裕大笑说：“我往他亡，还有比这更吉利的吗？”此时，正好又有一只苍鹅（大概是灰色的天鹅或大雁）不知是不犯了心脏病，竟一头从天上扑下来，扎进刘裕的帅帐，众将都很吃惊，不知是凶是吉。正好参军胡籓也是个反应敏捷的精明人，立即大声道贺：“苍，是胡人的颜色，苍鹅入我军帐，证明胡虏即将为我军所擒！”
好么，既然两个预兆都那么吉利，那还等什么？随后，晋军从广固的四面八方同时发起猛攻！檀韶为弥补前几天松懈失利的过错，率所部奋勇当先，未经激战，南燕的尚书悦寿便私自打开城门，迎接晋军入城，慕容超得知广固已破，率数十名骑兵想突围逃走，结果被晋军擒获。果然是“我往他亡”，广固之战结束。
片刻之后，这位皇帝俘虏被带到了刘裕面前，刘裕当面斥责他：为何拒不投降！慕容超虽为一代昏君，但几根硬骨头还是有的，他面色不改，拒不回答，事已至此，有死而已！直到他看见刘敬宣，才开口请求这位曾在南燕同朝为臣的旧相识，看在当年同事的情份上，帮忙照顾他的母亲段氏。稍后，他被押往南方，在建康的集市上公开处斩，结束了从乞丐到皇帝，又从皇帝到死囚的奇异一生。
虽然取得了全胜，但因为南方传来的消息让人心焦，刘裕的心情也不太好，深恨广固城久不投降，打算杀尽城中残余的男子，把女子全部赏给从征将士。刚归晋不久的散骑常侍韩范忙劝阻他说：“当初朝廷迁往江南，中原混乱无主，人们遇到强有力的武装集团首领，只能依附于他们，求得保护。既然确立了君臣关系，作臣民的自然要对君主效忠。王师出征，本为铲奸除恶，救民于水火，怎么能反过来屠杀民众？我只怕此事一行，将来北方的民众，都会失去对朝廷的期望！”
刘裕听罢，很严肃地向韩范道歉，因此缩小了屠杀的规模：只将南燕的王公贵族共三千多人处死（这些人中肯定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属于慕容家族，但也肯定不全是慕容氏的人，如广宁王贺赖卢，真名应该是贺兰赖卢，本是北魏主拓跋珪的舅舅，另外公孙五楼等一干人等，也不可能榜上无名。甚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三千人都是胡人，因为南燕的汉人高官，为数也颇为众多。故而现今不少网上文章所写，刘裕克广固后杀掉三千多名慕容宗室的说法并不准确），将他们的家属女眷约一万多人降为奴婢，赏给有功人员！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早年治军严明，爱民如子的形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大概随着实力的壮大，仅靠理想教育，以身作则，已不足以约束属下和激励他们的战斗热情，必须以实实在在的重利诱之。这样做既让刘裕招揽到大批精兵猛将为己所用，但士兵军纪的逐步败坏和众将对权势利益的争夺失和，也为后来关中的失利埋下了伏笔。
随着南燕——鲜卑慕容氏本家建立的最后一个国家灭亡，曾在十六国历史扮演过极重要角色的慕容家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这个家族的某些后人在后世仍零星出现，但所承担的戏份，都已经只是配角了。还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后再未发生过慕容氏试图复国的事，复国是十六国时代特有的普遍现象，非慕容氏专利，过了这个时代，就基本上不可能再发生了，《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博与慕容复那对父子神经病，只是金老先生的杜撰而已。
大开杀戒之后，刘裕可能是考虑到大军必须迅速南归，刚刚打下的齐地可能不稳，广固城很可能又成为某位野心家据地自雄的本钱，因此又下了一道命令：将广固城拆毁，夷为平地！刘裕不但拿下了广固城，而且成为它的最后一位征服者，因为此后的广固城，只留下了少许断壁残垣，供人凭吊。
六百多年后，大史学家司马光游经广固遗址，回想刘裕的功业与成败，有感而发，题诗记之：
苍鹅集宋幕，游鹿上燕台。霸气山河尽，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