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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得挺有趣的，桓家把晋朝天下都篡夺了，还问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晋朝。不过司马德宗不知道回答，别人也不敢如此回答。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辩解说：“杀桓升，怎么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呢？”都是王康产他们干得啊！但桓振仍不依不饶，一定要杀掉傻皇帝，幸亏桓谦赶到，竭力劝阻，司马兄弟才逃得一命。在政治上，桓谦毕竟要比桓振高明一些，知道此时的司马德宗是杀不得的。
闰五月六日，桓振正式宣布桓玄已经“驾崩”，并追谥为“悼武皇帝”（是不是有点眼熟，他的谥号与冉天王相同，只是头衔更高）。七日，桓谦将玉玺还给司马德宗，并率百官朝见，承认晋朝复辟，以打击东军讨逆的口实。然后，晋朝江陵政府任命桓谦为侍中，卫将军，江、豫二州刺史，主持政务；桓振为都督八郡诸军事、荆州刺史，主持军务。面对全新事态，荆州各郡也跟着风向换旗子，数日之间，桓家又出人意料地夺回了荆州的控制权。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新上任的荆州刺史。桓振，字道全，其祖父是桓温之弟桓豁，父亲是桓家有名的猛将桓石虔。桓振颇有父风，同样骁勇过人，其果敢善战为此时桓氏宗族第一人。但他从小就凶狠暴虐，横行霸道，名声很差（大概与石虎类似），因而桓玄很看不起这个侄子，从未给予他重任。后来，桓振曾感慨说：“叔父不肯早点用我，才落得今天的结局。如果叔父尚在，以我为先锋，那么平定天下也不是难事！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随口就把辈分比他高，官比他大的桓谦华丽地无视掉了，可见其人的傲气），不知将死在何地？”
麻痹大意的刘毅等西征将领等听说桓氏重夺江陵，已经煮熟的鸭子竟然又飞了，才开始发起新的攻击。刘毅首先攻克巴陵（今湖南岳阳），将散布虚假消息的桓氏旧将王稚徽斩杀。随后，何无忌、刘道规二将在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打败桓谦，在龙泉（地处江陵之北）打败桓蔚。西征军连战连胜，何无忌不由产生了轻敌之心，决心不等刘毅到达，便直取江陵。只苦了荆州各郡的太守，早知如此，旗子不该换这么快的……
桓振不愧桓家最后一员名将，并没被前线的节节失利所吓住，仍在冷静地捕捉战机（这点正是桓玄最欠缺的，他总是一见前线不利就惊慌失措）。他估计到西征军屡胜而骄，而且本就不很多的兵力又暂时分散，知道机会来了。于是桓振出城，在江陵城西的灵溪主动出击何无忌军，同时让老将冯该设伏于附近杨树林中。一经交战，桓振诈败诱敌，何无忌因为屡胜未加防备，贸然追击，中伏大败，被斩首千余人。这样，自刘裕京口起兵以来，桓家的荆州军终于赢得了对北府军第一次像样的胜利。
桓氏败亡
毕竟是在桓家势力树大根深的荆州，桓振取胜后，荆州军声势大振，刘毅与何无忌、刘道规虽然合兵一处，也感到暂时无力继续进攻，便收兵撤回寻阳，同时上书请罪。不久，建康朝廷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因刘毅是主帅，故承担主要责任，免除刚刚担任没几天的青州刺史一职，而且没过几天，这个职位就让刘裕给兼任了。这次战败的主要责任人明明是何无忌，可最重的板子却落到刘毅头上，二刘之间隐含的矛盾继续加深。
桓振打退刘毅的西征军后，接着又打败了东进的益州军，斩益州将领柳约之，桓家在荆州的统治暂时又稳定下来，但在其它地方，桓家就没这样的好运气了。六月，毛璩攻克汉中，斩梁州刺史桓希（看来就算当初桓玄没有改变主意，真去了汉中，好日子也不会长久），梁州丧失。
更糟的是，建康方面当然不可能对桓家重据荆州无动于衷，更何况此时晋朝的两个中央中，建康政府已明显强于江陵政府，只要略假时日，刘裕所能动员的军队很快就会在实力上压倒桓家军。
“好心”的刘寄奴没让桓振等太久。几个月后，建康新政府对桓家的第二次讨伐开始了。鉴于桓振的确有两把刷子，并不太好对付，刘裕采用了类似于当年高祖破项羽的战略，兵分两路。主攻的方向仍以刘毅为主帅，在得到刘敬宣的增援后，沿长江西上，连克鲁山城（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偃月垒（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西南）、巴陵，打败桓家老将冯该；助攻方向由南阳太守鲁宗之指挥，南下进攻襄阳，还没怎么打，桓家的雍州刺史桓蔚便仓皇弃城逃回江陵。如此，刘毅与鲁宗之两军，南北呼应，夹击荆州。
桓振在江陵一琢磨，两相比较，当然是刘毅的威胁更大。于是他于元兴四年（公元405年）正月七日从江陵出发，挟持着安帝司马德宗，出江津（今湖北沙市东南），进攻刘毅。刘毅一见桓振出来了，便命全军扼守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坚壁以待，就是不与他交战。这个战略的妙处就在此：反正现在桓家就桓振一个人能打，但你总不会分身法，要对付南边就顾不了北边，反之同样。所以，桓振，你认栽吧，就不和你打，玩死你！
果然，北面的鲁宗之乘桓振南出的机会，大败桓家军将领温楷，推近到纪南（地处江陵西北，即古楚国的都城郢），而桓振面对刘毅，却求战不得。无奈之下，桓振派人去见刘毅，提出和谈条件：桓家可以把皇帝送回建康，但要求停战，同时让桓家保有荆、江二州的地盘。怎么，想求和？我们可很愿意打下去。刘毅二话没说，一口回绝。桓振气得跳脚，可又拿刘毅没有办法，而鲁宗之在桓家后院放得火已到非救不可的时候了。桓振只好收兵，然后命桓谦、冯该防守江陵，自率大军北上进攻鲁宗之。
刘毅等得就是这个机会，桓振一走远，刘毅立即挥军出击，大败冯该于豫章口（江陵东南），守城的桓谦已经吓破了胆，慌忙和桓蔚、桓怡等桓家兄弟，以及何澹之、温楷等败将一起弃城出逃，桓家大本营江陵被攻克。皇帝司马德宗和琅琊王司马德文兄弟，也总算摆脱了桓家的控制，被西征军解救出来（只是司马德文等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狼窝的代价，是进虎口）。
再说桓振到底厉害，他挥军北击，大败猝不及防的鲁宗之。但他知道强敌在后，不敢穷追，得胜后连忙收兵回江陵，谁知还是晚了一步。到达江陵城北不远处时，桓振的士兵看到城头火光冲天，知道江陵已经沦陷，各自的妻儿老小多在城中，刹时斗志尽泄。而且这次江陵失守与上一回不同，上次江陵城几乎就没什么守兵，而此时城中都是很难对付的北府兵了！桓振军军心开始瓦解，先是出现一两个逃兵，溃逃马上像急性传染病，越来越多，迅速扩散到全军，桓振纵然声嘶力竭地喝斥，但也无法制止，桓家军终于抛下兵器旗帜，一哄而散！
这次战败之后，桓家军主力尽失，残存的几个主要人物此后天南地北，生死茫茫：
桓玄的老臣卞范之，在江陵被攻陷时，不知是因为出逃不及时，还是他对现实感到绝望，已经不愿意再逃，被克城的刘毅军俘虏，立即被斩首；
老将冯该，在石城（今湖北钟祥）被刘怀肃逮捕，就地处决；
曾是前秦太子的苻宏，带着少数残兵在各地流蹿，五个月后被刘毅、刘道规等消灭；
不服输的桓振，在湖北打了两个月的游击，竟然乘着晋军防备松懈的机会，奇袭南郡，赶走新上任的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再次夺回江陵！但他手下已经没几个兵了，很快，刘怀肃和刘毅的军队先后杀到，与桓振战于江陵之北的沙桥。
注定了必败的沙桥战场上，桓家这员最后的猛将与部下痛饮绝命酒后，拼死一战。桓振瞪着眼睛，奋力突击，几乎无人能挡！然而大势已去，他身边的人很快死光，桓振毕竟达不达刘裕的本事，也没有刘裕的运气，他在身中数箭之后，被刘毅的部将唐兴斩杀。桓振曾叹息自己不知身死何处，现在，知道答案了……
此后，未逃走的桓家族人基本上被杀光，只有桓胤一人因是桓冲的长孙，朝廷特别加恩赦免。不过好景不长，两年后，桓胤被卷入子虚乌有的谋反案，被杀；
只有从江陵出逃的桓谦等人，几经辗转，后投奔后秦，被好客的后秦主姚兴收留，得到暂时的安全。谯国桓氏，这个曾在东晋影响力极大的名门，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卢循入粤
公元404和405两年，是南方政治版图大洗牌的日子，除了大楚王朝的旋起旋灭，刘寄奴的异军突起外，在岭南和巴蜀两个南朝外围区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变乱，后来都与刘裕产生了联系，也有必要提一下。
引爆岭南变局的，是刘裕的老相识，五斗米道军的大当家卢循。自从卢大当家让刘裕从浙江赶到福建，又从福建赶着下了海，他就带着那帮子道友们在今天福建、广东一带沿海游荡了近一年。因为没有了刘裕的打击，卢循的处境大为好转，再次显示出他在拉帮结伙方面的过人才干，原本看上去已奄奄一息的卢循军，竟又像失去监管的传销组织一样，再次膨胀起来。
大约在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的六、七月份，重新恢复了元气的卢循，乘着晋朝的建康政府与江陵政府激战正酣，谁都无力顾及周边的机会，挥师攻入广州（可不要理解为今天的广东省会广州，而是约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份地盘），直逼番禺（广州的治所，属南海郡，这个才是今天的广州）。
别看两晋时代的广州比今天的广州市面积大出近百倍，但那时的岭南基本上还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远不能与今天的广东相提并论。比如人口数量，偌大的广州没有今天广州市一个区的人口多，人口密度还比不上今天的西藏，即使放在当时也算人烟稀少，因此它是晋朝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晋书？地理志》载：广州共辖十郡，六十八县，共四万三千一百二十户，按每户五人这个最常见标准计算，有二十一万五千余人；到了刘宋时代，按《宋书？地理志》载：辖十七郡，一百三十六个县，郡县数目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郡县变小了，并不是广州变大了。这一点从户口就可以看出，共四万九千七百二十六户，人口总数二十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与东晋时代相差不大。当然，这两个数字多半统计不全，但即使放大一倍，也不过四十万人而已。今天的广州市，仅市区人口就高达九百三十五万，是当时整个广州的四十多倍！）
由于人口少，实力弱，广州一向在南朝政局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且这里气候炎热，多生瘴气（这玩意儿好像人口一多自然就没了，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易生疾病，所以广州常常被晋朝用来流放失足干部，东晋政坛的广大上进官员们一向对广州刺史一职不屑一顾，例如桓玄就曾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可在他看来这个刺史的职位还不如义兴太守那个“五湖长”，宁可呆在荆州老家待业，也不去上任。
不过，再小的嫩叶，也会放出氧气，当时的广州也不可能没有强项。由于它“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像合浦的珍珠、南海的珊瑚，还有从南方林邑、扶南等国进口来的象牙、玳瑁等奇珍异宝，都是当时奢侈品市场上的抢手货，虽然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但大大的值钱！因此，广州便成了东晋部份爱钱不怕死的官员们，前腐后继的主战场之一，贪官污吏的伊甸园。
**裸的贪污如同王致和的臭豆腐，虽然自己吃起来很可口，可旁人闻起来就不那么心旷神怡了，贪官也是要脸的，总得想办法掩饰一下，因为有了需求，专用的空气清新剂便应运而生。不知从何时起，广州当地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传说：在番禺城外二十里，有一个地方叫“石门”，这里有一口泉水名叫“贪泉”，只要喝了这贪泉的水，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无法扼制的贪念。所以，没办法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领导也是人嘛，我们本来都是挺廉洁的，但既然饮过贪泉之水，贪非得已也！
广州官员们这种安定团结的捞钱体系，一直持续到一位规则破坏者——新任广州刺史吴隐之到来之前。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曹魏侍中吴质的六世孙，可算中等士族的出身。他是一位风度儒雅，仪表出众的美男子，而且博览文史，善于谈论，为人孝悌仁爱，极重**守。当年豫州刺史袁真造桓温的反，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正在袁真手下任功曹，袁真失败后，吴坦之也受牵连当死。值此生死关头，吴隐之前往求见桓温，表示愿代兄长受死，桓温接见了他，对这个年轻人的表现大为赏识，便赦免了吴坦之，并提拔吴隐之为尚书郎，转晋陵太守，在任上以清廉闻名，连太守夫人都得像普通民妇一样去背柴火。等到桓玄在荆州执政，为搏取名誉，任用提拔了一批名士为官，原先就与桓家有些交情的吴隐之，便被桓玄推荐任命为龙骧将军兼广州刺史，接替素有贪名的刁逵。
吴刺史走马上任，当他到达著名的石门贪泉时，对同来的家人说：“这里并看不到能诱惑人心的欲望，怎会让人心绪不宁？关于越过五岭，就会丧失清廉的说法，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走到泉边，特意饮用了泉水，并题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究竟是贪婪的风气胜过自己的节**，还是自己的节**胜过贪婪的世风，就来比比看吧！
吴隐之赢了，他在这个人人腐败的岗位上，硬是做到了廉洁自律，扯下了诸位前任的遮羞布，破坏了广州地方长期形成贪腐潜规则，使地方风气大变。直到今天，在广州城北越秀公园的望海楼旁，还立着“贪泉”二字的石碑及吴隐之的题诗，以纪念这位清正梗直的古代省长。按说这种破坏传统的不和谐干部，理应遭到既得利益的同僚们联合抵制，但此时毕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非太平岁月可比。有道是银子诚可贵，脑袋价更高，新上台的刘裕正想实现清廉政治，吴隐之正好成为他大力提倡的表率，没有人愿意故意向枪口上撞，故而吴刺史也得到上下的交口称赞，不管出自真心还是假意。
虽没有官场**来的暗箭，但五斗米道的明枪就不好躲了。吴隐之虽然是一个好官，毕竟不懂军事，而且手下兵微将寡，面对卢循军队突入其来的进攻，只好召集军民，固守待援。卢循虽然不是刘裕对手，可也算身经百战，非寻常将领可比，手下将官也多是百战余生，一经交手，便处上风。广州争夺战打了整整一百多天，吴隐之的长子吴旷之战死，但因吴隐之深得人心，军民愿为效力，番禺一时仍然攻不下来。十月九日深夜，卢循发动突袭，助以火攻，大火漫延到三千多家，有近万人被烧死，番禺终被攻陷。吴隐之突围未成，被卢循军俘虏。
打下广州之后，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主持广州事务。做了一个巨大的万人墓安葬死者，据说里面有人头三万多个（这个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当时整个广州才多少人？）！又命徐道覆进攻始兴（今广东韶关东南），生擒太守阮腆之，堵塞了北方军队南下五岭的入口。岭南之地完全落入卢循之手。
为了证明自己进攻广州乃正义之举，卢循派人向建康政府进贡，同时上书：坚决拥护中央政府铲除桓氏的正义之举！因此他卢循也积极投身到打击桓氏集团的斗争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