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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主席台上的黎玉忙站起来报告：“坚决落实1号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一民示意黎玉坐下，继续说道：“商业上，要严格执行民族工商业保护条例，统一税率，鼓励和保护商业发展，让根据地的经济活起来。鼓励商人们到敌占区去做生意，以根据地出产的非战略物资，到敌占区去销售，换回我们急需的战略物资。凡是能够弄回来战略物资的，要给予奖励。不过有一点，那就是不得把联合券等伪票带入根据地。要扩大人民币的覆盖范围，提高人民币的信誉度。让整个华北的老百姓都知道，人民币保险、可靠，用人民币可以买到想要买的一切。工业上，这个问题我最近有点新感受，是从西安得到的感受。大家知道，西安是日军的轰炸重点，曾经遭受日军的集中轰炸。但是市民们在轰炸中学到了对付轰炸的办法，防空洞挖起来了，防空哨设起来了，而且也知道伪装掩蔽重要目标了。我到西安后，看到市民们大部分都回到了市区，开始了正常生活。我请主席他们吃火锅和烤羊肉串，原料都是从市场上买的。这说明，西安人已经适应了日机空袭，没有被空袭吓倒。这一点，防空司令部要认真研究，组织根据地各城市学习。过去啊，我认识上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呢，就是在建设钢铁厂、电厂、兵工厂时，强调了先进性，用的都是美国进口的机器。这当然好，生产出的武器弹药都是最好的。但现在不行了，只要建大规模的工厂，无论隐蔽再好，都有可能被日军飞机侦察发现，进而被日机摧毁。可是，我们不建工厂、不搞军工生产又不行。怎么办呢？我想啊，只能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攻关。举个简单例子，大型的炼铁厂、炼钢厂不能建，那民间的炼铁炉子不是照常开着的么？小鬼子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浪费宝贵的航空炸弹去轰炸这些小作坊。这就给我们了机会，只要能想法把这些炼铁炉子利用起来，就能产铁炼钢，再加上我们从天津、青岛缴获和从美国弄回来的机器设备，就可以多建小规模、适合隐蔽的小工厂。将生铁、粗钢精练，适合切削，就能大批量生产炮弹、子弹。特别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从天津、青岛缴获的好钢，从美国也带回来了一些好钢，这就能保证我们生产火箭筒、八一自动步枪。虽然数量不可能太多，但有总比没有强。特别是火箭铜，只要再改进设计和工艺，就可以将射程提高。一个火箭筒组，隐蔽的好的话，干掉几辆坦克一点问题都没有。吴征同志和至诚同志都来了，会议结束后你们就回去，把我的想法给技术人员讲讲。随后，我要抽出专门时间到后勤司令部蹲点，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解决疑难问题。”
后勤司令部政委杨至诚是山东局委员，司令员吴征不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政委坐在主席台上司令员坐在主席台下。刘一民话音刚落，主席台上的杨至诚和台下的吴征同时站了起来，同时喊报告，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刹那间，刘一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吴征也应该坐在主席台上。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过去了。使用干部还是要讲资历的，战争年代资历老就象征着对敌斗争经验更丰富，对**贡献更大。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刘一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大声说道：“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扩军。具体的我不讲了，等山东局专题研究后再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次我们要大扩军。大家都认识到了保证山东根据地完整的重要性，要知道，前几年韩复渠统治山东的时候，仅仅盐税一项，每年就有3000万元的收入。同志们，这可都是打仗的资本啊要想与日军大打，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怎么行？要是象同志们说的那样，与日军硬碰硬地打，一场大战下来，我们现有的二十万部队，能不能保存十万都很难说。那还有必要打大仗么？我们能打得起么？主席明确地告诉我，我军从来不限制各部队的编制，指示我迅速壮大山东我军力量。山东有3700万人口，为我们扩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告诉同志们，我的决心是，快扩军、大扩军。初期目标不低于五十万，长期目标要超过一百万而且，要在全山东建设一百万到二百万的民兵队伍，开展大规模的支前工作，部队打到哪里，支前跟到哪里。就是用肩膀扛、毛驴驮、小车推，也要把我们的补给送到前线，支援出一个抗战胜利的大局面来”
这一下完了，台上台下的干部从本质上讲都是军人，扩军谁不想？谁不高兴？听1号首长这一说，台上的，台下的，全部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把屋顶冲破的可能
短期扩军五十万，长期扩军一百万，这个目标不是刘一民随口胡说的。历史上山东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就一下拉起了八个主力师，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十万八路进东北，主力就是山东部队。**也是以此为基础，在东北发展成了百万大军，把东北野战军变成了当时最强大的战略决战力量。
115师进军山东时，主力仅仅是两个团，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才开始东进的。当时，经过一年多的抗战，山东不仅有山东省委组织起来的八路军，大量的是国民党组织的敌后武装，还有大量的伪军，加上那些既不属于八路军、**，也不属于伪军的地方民团、自卫队和帮派组织，等于是山东各地处处有武装，一边抗日一边抢地盘、拉队伍，把力量都分散了。加上那个时候山东老百姓大部分都认为**是正统，八路军是杂牌游击武装，影响了我军的发展。参加八路军的，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人。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强大的教导师进军山东，连战连捷，打出了我军的威风。**在山东的力量和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兵源是非常充足的。加上教导师主力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扩大到五十万，也仅仅是扩大了一倍半，相对于其它八路军部队来说，扩军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刘一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征召到这么多兵员，也不是粮食问题。山东毕竟地域宽广，今年夏秋两季都是好收成，军粮暂时间没有问题。他担心的只是武器弹药问题，总不能让新编部队扛着大刀长矛上战场吧？好在这个问题现在有了解决的办法，刘一民既然想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大规模生产武器弹药，马上就设想要用后世我军的制式装备来取代日式装备。不说别的，步枪是一定要换的。
等干部们的掌声好不容易平息，刘一民才说道：“今天晚上的讲话都是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和同志们交流。会后，请同志们都认真琢磨一下，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可以上会研究，也可以提出来，供师部决策参考。谢谢大家”
第一一一九 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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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冬天一片破败。
**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戴着一顶礼帽，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时不时地掠一下路上的残雪、泥污和倒毙的饿殍，心里不由一阵悲哀：***小鬼子算是把美丽的古都糟蹋惨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先后担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1935年初赴许昌任**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王定南被重新派回北平，担任**北平特委委员、书记，负责北平联络局工作，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联系，组织成立了“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
“北方救国会”是一个秘密情侦机构，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核心是三个常务理事，何其巩代表国民党，张东荪代表代表民盟，王定南代表**，秘书长是长期以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为掩护的**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气焰极其嚣张，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近卫声明，结果在日军自以为统治稳固的北平却传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声音，那效果可想而知。
彭老总收听广播后，当时就给出面组织“北方救国会”的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写信，赞扬有加。
《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一文是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的。这个林迈可经常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从北平购买八路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军用物资送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据说，后世有个作者根据八路军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名字叫《潜伏》，拍摄后竟然热播大卖。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日伪也在争取这些名流学者，威逼利诱，花样百出，而这些名流学者大多年龄较大，拖家带口，在日伪占领下生活艰难，不与日伪合作的话，不光自己没饭吃，一家老小都没饭吃。王定南和何其巩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笔会，买米买面买油资助这些名流学者。也正是因为有“北方救国会”的强有力的工作，遏制住了日伪劝诱北平名流学者投敌当文化汉奸的势头。相反，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内部许多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反法西斯主义。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三件事是组织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到北平后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等到王定南到了北平，抓住日伪建立各种政权机构的机会，派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大青山根据地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包括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等，都在“北方救国会”的情侦范围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情报。
这年，王定南30岁。
坐在公共车上的王定南，眼睛似闭微闭，继续向窗外瞭去，只见大街上不停地有日伪军的巡逻队走过，小鬼子的军靴偶尔踏在残雪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鬼子宪兵牵着狼狗，耀武扬威地从街道上走过，吓得行人们纷纷躲避。间或有一些脸色青黑霉暗的白面鬼、大烟鬼在寒风中抖索着身子、在日军宪兵、巡逻队的注视下，从街上蹿过。
王定南心里忍不住一声叹息！
腊八都过了，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北平街头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小孩子一遇大雪就在胡同口、门前、院子里堆雪人；东安市场、王府街、大栅栏、前门一带的商家都是大开店面，老板、伙计满脸笑容，迎接一拨拨顾客上门；天桥市场上的小商贩们可着嗓子吆喝，恨不得一天就把存货卖完；那些耍把式的更是拉开架势、躺开场子，敲着锣，吆喝着，吸引人们注意，想赶在年前多赚点，好多割几斤猪肉、多置办几样年货，好让老婆孩子过个喜庆一些的大年；女人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成衣铺子、布料行扎堆似的闲逛，看完成衣样式再去看布料的花色、质地，心里默算着是买成衣合算还是买布料自己做合算，还得算清一家老小几口人，共需多少布料、折合多少钱。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回忆，只怕要等八路军把小鬼子消灭完后才能重现了！
王定南今天就是去和老家来人接头的，老家说的清楚，接头地点在城南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接头暗号、接头暗语都说的清清楚楚。
王定南下了公共车后，又叫了辆黄包车，三拐两拐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
清中期以后，北京城的茶馆很是兴盛，那些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再无嗜好，堕落的八旗子弟把北京城的茶馆业捧的十分发达。茶客们一见面，高的称高三哥，矮的喊矮三哥，不高不矮的唤横三哥。还有什么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等等等等，反正是“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
袁世凯死之前，北京的茶馆还行。那个时候，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南货北产，商业繁荣，茶馆业自然沾光。大茶馆分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三种，加二荤铺为四种，除了卖茶，还卖吃食。红炉馆卖满汉饽饽，窝窝馆卖江米艾窝窝、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黄白蜂糕、盆糕、喇叭糕等小点心，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焖炉烧饼、炸排叉、肉丁馒头等，二荤铺既卖清茶又卖酒饭，除了铺子准备的原料算作一荤外，茶客们也可以自带原料交给灶上去做，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有的大茶馆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甚至于举办赛鸟儿、斗蛐蛐、摆围棋、象棋“擂台”。老北京的茶馆已不单单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老北京人喝茶吃饭谈生意娱乐休闲的综合性场所。
老北京茶馆都用盖碗沏茶。原因是老北京是帝都，不同于其它地方，冬日茶客有养油葫芦、蟋蟀、咂嘴、蝈蝈以至蝴蝶、螳螂的，需要暖气嘘拂。尤其是蝴蝶，没有盖碗暖气不能起飞。
在大茶馆喝茶价廉方便，如喝到早饭之时需要回家吃饭，或有事外出的，可以将茶碗扣于桌上，吩咐堂倌一声，回来便可继续品用。因用盖碗，一包茶叶可分两次用，茶钱一天只付一次，且极低廉。
抗战爆发前，北平的茶馆业因为竞争不过西式饭店，已经十分萧条了，大部分都关门歇业了。现在是日军占领北平时期，虽然华北方面军竭力粉饰太平，但北平城却一天比一天破败，市面一天比一天萧条。除了日伪军开设的大烟馆、妓院生意兴隆外，其它各业都是百业凋敝。
此时正是下午，茶馆里坐着三三两两的茶客。
王定南略一打量，就知道这个茶馆老板有心计、赶时髦、会经营，茶馆的布局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老茶馆了，前部卖茶，后院开公寓。茶座的摆设也很时兴，老式的方桌、长桌、板凳换成了一色的小桌、藤椅，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