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在川岛、高山等人的策划下，肃亲王等一批宗社党人被秘密护送到旅顺，关东都督府协助其制订了叛乱计划，并提供武器支持，准备纠集蒙古王公和土匪举兵起事。但由于运送武器途中被奉天当局查获，阴谋败露。加上日本政府对这种冒险未抱希望，而加以阻止；使得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归于失败。但是，这种阴谋伎俩却成为后来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蓝本。
1916年春，中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涨，政局动荡。于是，日本乘机搞起了第2次“满蒙独立运动”。3月；日本政府通过一项决议，认为“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因此，对于日本“民间志士对中国人进行反袁活动给予同情或财物援助，政府虽不能公然鼓励之，但将予以默许”《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418～419页。。实际是支持侵略分子进行颠覆活动。根据这一方针，军部派遣土居市之进和小矶国昭等军官，令其在关东都督府的协助下，重新武装宗社党人，并勾结蒙匪巴布扎布，准备于4月中旬举事。在资金方面还得到了大仓财阀的帮助。
这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举事却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支持奉天实力派张作霖，特别是在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前后，甚至原本支持川岛浪速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改变了主意。但关东都督中村觉等人坚决反对拉拢张作霖计划，他们制订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于5月下旬，派三村丰等人前去刺杀，但由于张作霖机智，幸免于难。而后土居等人修订计划，准备在6月中旬在东北和华北同时举事。然而6月6日袁世凯突然死去，日本决定支持黎元洪，使其投靠日本，遂说服军部及川岛等人被迫同意中止武力行动。
但这时在内蒙由青柳胜敏指挥的巴布扎布匪兵仍在活动，7月下旬，叛匪在突泉附近被洮辽镇守使吴俊升部击败，“勤王军”面临被歼灭的境地。为保住这支今后尚可利用的武装，关东都督府一面给叛匪武器支援，一面出兵掩护叛匪撤退。这期间，日本还先后制造了郑家屯事件（8月中旬）和朝阳坡事件（9月初），又一次扮演了武装干涉中国的丑恶角色。
6“中日军事协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于8月对德宣战，日军迅即对山东半岛的德军展开了攻势，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与清政府一样宣布“中立”，要求日本“保全东方”。而日本根本无视中立，在战区及其以外烧杀抢掠。至11月德军投降，日本在华势力大为扩张。这种形势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膨胀起来。右翼团体黑龙会于1914年秋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强迫中国订立军事同盟。这一想法深得军部赞同。后来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个问题也有所体现，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日俄共同称霸远东的局面结束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世界现代史中新的矛盾。日本也在酝酿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为此，军部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前哨基地，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的权利”。《日本军国主义》（三）第113页。于是，从1918年初开始，军部一面利用在中国政府中的军事顾问等诱使北洋政府与日本共同防御；一面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威胁中国，迫使冯国璋同意亲日的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段上任后于3月25日与日本互换了“共同防敌公文”。双方约定，对于日渐蔓延的“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7）第251页。
经中日双方磋商后，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中旬与日本签订了陆海军《防敌军事协定》，9月又签订了“补充协定”。这些协定统称“中日军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将中国境内（主要指东北、内蒙）划入“军事行动区域”之内，日军可在区域内行动，适时要求中国地方官宪予以协助；中国须为日军提供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保证，以及相互交换军事情报等。“补充协定”还规定，境外（主要指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应纳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日军事协定”是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次军事协定，明显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其目标明显是针对苏联的。因此它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军事协定。同时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取得了可在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利，从军事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在当时中日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只能加剧中国的附庸化。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1）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斗争激化的最高表现。然而战争引起革命，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侵略压迫的斗争蓬勃高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首先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628页。
现代；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不仅原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同表现。在这些矛盾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历史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很快从战争的创伤中解脱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相继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在短短20年赶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站了起来，而且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蓬勃兴起的局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重大胜利，对帝国主义体系给予了巨大冲击。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极大动摇。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和途径。一些国家通过缓和阶级矛盾，谋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缓和的局面，如以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为突出表现的相对稳定和发展。而另一些封建性和军事性较为浓厚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出现后，与反动传统相结合，带动国家政治朝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推行极权主义的独裁和疯狂的侵略战争，因此，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斗争，成了世界现代史各种矛盾的焦点。
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面干涉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面继续压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加上帝国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一体系也随之宣告破产，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以新的战争形式来加以解决。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述时代因素影响下，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从“大战景气”转变为危机四伏。在国内；1918年发生了“米骚动”，这次运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的社会运动，但“具有了破坏资本主义运动的浓厚色彩”《日本现代史》（二）第121页。。1921年春夏爆发了战前最大的工人运动——神户工潮。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4月成立了日本农业组合，组织农民与地主展开了租佃斗争；被歧视的部落民，为争取自主解放，于1922年3月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要求取得平等权利和自由民主。在国外，朝鲜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于1919年3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三·一运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原属德国的中国山东权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上述日本帝国主义内外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日本统治阶级谋求以新的统治方式来挽救危机；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迎合了天皇制统治的需要，使之朝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历史现象。季米特洛夫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强烈的尖锐化和劳动人民大众的日益革命化，统治的资产阶级就日益乞灵于法西斯主义……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的公开恐怖独裁。”《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和国会制度的旧方法来维持他们对广大群众的专政”《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欲求以极端的民族扩张主义和恐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民族解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性独裁体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涵。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法西斯主义在各国亦有不同的类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法西斯主义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部、官僚、政党等政治力量向法西斯化转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过程。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民间的和军队中的）又“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近代天皇制框架内完成的，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因此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军部势力是法西斯化的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化首先是军部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进行恐怖政变，把近代天皇制推向“高度国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轨道。因此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军事的法西斯主义。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2）
20世纪1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德国、意大利泛起的同时，在东方的日本也盛行起来。如“超国家主义”、“天皇日本主义”、“农本主义”、“国本主义”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1919年，北一辉写成《国家改造原理大纲》（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法案》）。主张对内动用“天皇大权”，凭借军事力量，实现“国家改造”，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对外以“国际无产者”的姿态；执掌世界联邦的牛耳。桥川文三编《超国家主义》第293页。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巨头大川周明，提倡“天皇日本主义”。他认为：日本是以“皇统连绵”的天皇为最高元首的道义国家，天皇至高无上；日本文明是“世界无以伦比的精神”，“是整个亚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体现和有力保护者”。《日本历史》20，第89页；岩波讲座。法西斯“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宣扬“社稷国家论”，鼓吹社稷是人类社会的本源，基于“自然而治”的“君民共治”是日本国体的真髓。主张“信考古典，重归社稷，劝民自治”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义者群像》第202页。；恢复到大化革新的社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天皇主义；各派都提倡以天皇为核心，建立绝对权威的专制统治，维护日本国体，振兴日本精神。
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泛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从1919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3年已达500余个。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1），第149页。这些组织大多各树一帜，随立随散，未能形成像德、意那样的统一强大的法西斯党。这是造成军部掌握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军部是天皇制统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皇制赋予军部的“统帅权独立”，决定了军部的特殊地位。法西斯主义者非常明确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实体”《现代史资料》4，第37页。；极为注重争取军部势力。著名的军部法西斯分子西田税就是犹存社的重要成员。而行地社包容了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等军部骨干分子，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国本社，有东乡平八郎、上原勇作、永田铁山等一大批高、中级军官。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60页。大川周明等人以大学寮为基地，与军部上层往来密切。故大学寮有“昭和军阀储水池”之称。北一辉则通过西田税将《法案》传入军内，许多下级军官接受其思想后，遂成为法西斯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的传统。军人“对国际形势最为敏感”。《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397页。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形势变化，军部中产生了“高度国防国家”思想。主要内容一是军备现代化，二是经济军事化；三是国民总动员。1917年8月，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起草了《帝国国防资源》，其中指出：“为保证帝国生存，于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经济自给的准备。”《陆军军需动员》（1），第40～42页。1920年5月，永田铁山写成《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军部“幕僚派”改造国家的理论依据。同年佐藤钢次郎发表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国家构想，意在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可见，军国主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军部需要用法西斯主义武装自己，巩固天皇制统治，建立世界霸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势力结合，更加增强了其维护天皇制的“使命感”，认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军队运动而成乃是历史性规律”末松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