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要求，并第一个解下军刀交给阿尔捷缅科，表示投降。〔苏〕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译本）第550页。20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参谋部改为对苏交涉班，派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前往扎里科沃〔日〕《关东军》（2）第468页；一说为德乌霍夫斯克，见松村知胜《关东军副参谋长手记》。，进一步交涉投降细节。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法西斯宣告彻底失败。9月3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抵达长春，听取了山田乙三关于关东军投降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5日，关东军总司令部解除武装，宣布解散。至此，在东北横行一时，作恶多端的关东军，终于寿终正寝。9月6日，山田乙三、秦彦三郎等关东军高级将领被解送到哈巴罗夫斯克。
与关东军总司令部投降过程相比，关东军各部队投降的时间有早有晚，情况不一。总的看来。16～20日大部投降，少数部队稍晚一些，个别也有不服从命令，拒不投降的。
第1方面军，司令部于8月10日由牡丹江撤至敦化。19日，司令部和敦化附近的第139师团向苏军投降。23日，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等被送往伏罗希洛夫。第3军司令部及所属部队，经与苏军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佳科夫上将交涉，于19日有秩序地缴械投降。第5军司令部及所属第126、135师团，17日在横道河子向苏军投降；第124师团残部，23日在宁安附近投降。方面军直辖的第128师团残部，17日在罗子沟以西缴械；第134师团，20日在方正投降。
第3方面军，由于后贝加尔方面军代表普里图拉少将率空降部队于19日占领沈阳，司令部及驻沈阳附近部队当即缴械投降。20日，司令官后宫淳大将等被送往赤峰。第30军司令部，19日由长春移至公主岭，20日向苏军投降。所属部队于19、20日分别在长春、四平地区先后向苏军投降。第44军所属的第107师团，27日在音德尔地区投降。第44军司令部于13日移至沈阳，20日，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分别在沈阳和辽阳地区缴械投降。方面军直辖的第138师团于28日在抚顺缴械。
关东军直辖的第4军，司令部于8月11日由齐齐哈尔出发，12日移至哈尔滨，18日向苏军投降。所属部队，第123师团17日在孙吴，独立混成第135旅团21日在瑷珲，第119师团17日在大兴安岭阵地，独立混成第80旅团18日在海拉尔，第149师团19日在齐齐哈尔，分别缴械投降。防御朝鲜北部的第34军，司令部及所属部队，于8月24日在咸兴地区投降。另外，关东军直辖的第125师团于24～26日在梅河口投降。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反法西斯力量对日本最后一击（6）
关东军缴械投降以后，被苏军俘虏的有148名将校，59万余官兵，他们分别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大体以1000人左右为单位，编成1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打破原有编制，由各部队人员混合编成，军官与士兵分开，编为军官大队。劳动大队分别在东满（佳木斯、牡丹江、掖河、东京城、敦化、延吉等地），北满（孙吴、北安、绥化、哈尔滨、嫩江、齐齐哈尔、博克图、海拉尔等地），中、南满（吉林、长春、公主岭、四平、沈阳、鞍山、海城、锦州、承德等地）和朝鲜北部4个地区编成。在东满地区编成220个大队，共21万人；在北满地区编成70个大队，共74万人；在中、南满地区编成140个大队，共152万人；以上在东北地区共编成430个大队，约436万人。在朝鲜北部编成68个大队，共66万人。总计498个大队，502万人。从1945年9月1日开始，东北地区到1946年5月10日，朝鲜北部地区到1946年9月25日，关东军俘虏被分批解送到苏联。〔日〕《关东军总司令部》，第287～298页。大部分收容在西伯利亚、黑龙江地区和沿海州；一部收容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少数收容在俄罗斯西部（乌拉尔山脉以西）、高加索、乌克兰东南部以及蒙古等地。个别还被收容在北极圈内的边远地区。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最北部太梅尔民族州接近北纬70°的诺利尔斯克地区，就有1个收容所。《满洲国的末日》235页。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以及关东军的迅速溃灭，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伪满洲国也走到了尽头。8月9日，关东军决定撤往通化的同时，要求伪皇帝溥仪及伪满政权首脑和重要机关一起南撤。溥仪等虽然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新京”，但在关东军的压力下只有从命。8月10日，伪满政权召开“防卫会议”，按照关东军的指令，宣布伪满“迁都”。伪满政权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这次会议实际成了伪满垮台前的一次散伙会议，此后伪满政权便分崩离析了。
于是在一片混乱中，伪满开始大逃亡。溥仪指使众人收拾细软，烧毁文件，仓皇出逃。伪满大小官吏也各奔东西，争相逃难。在行将灭亡之际，这些寡廉鲜耻的汉奸，还不忘大捞“国难财”，将“国库”的钱财瓜分一空。溥仪给侍从人员每人分发了4万元“安慰费”。张景惠给东京汇款5000万元，以留作后路。伪都市长于镜涛将市署存款2000万元分给手下官员，自己拿了400万元。还有伪都保存的大量鸦片、贵金属等都被劫掠一空。同时，伪满政权仍未忘记销毁罪证。在伪都由武部六藏指挥，将伪中央政府的机要文件，秘密档案等均付之一炬。其他各地伪政权也同样将罪证材料焚烧一空。就连作为伪满精神象征的平时顶礼膜拜的“建国神庙”也被焚毁，“天照大神”在浓浓黑烟中被送上天；这对日本天皇、关东军和伪满政权是一大讽刺！
8月12日凌晨，在滂沱大雨之中，伪皇帝溥仪携其后妃和近亲仓皇登上出逃的专列。与其同行的还有“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侍捧天照大神三件神器的桥本虎之助，以及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等人。专列途径通化，于13日到达临江县大栗子，设立了临时“行宫”和伪政府（次日迁回通化）。然而，伪皇帝和伪大臣们未及喘息，就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关东军随即决定停止抵抗。作为傀儡的伪满洲国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日本侵略者仍要将傀儡收场戏演完。8月16日，武部六藏召开会议，商讨伪皇帝退位和伪政权解体问题，制定了伪皇帝退位诏书稿。17日晚上，在大栗子矿业所，由武部代表日本和关东军导演了伪满洲国皇帝的“退位仪式”。参加的伪大臣们神色黯然，垂手而立，溥仪脸色发青，用机械的语调宣读了由日本人拟定的送葬词——“退位诏书”。而后，伪大臣们抛下溥仪，作鸟兽散；竞相逃命。次日，溥仪出逃时，竟无一人送行。
直到这时，关东军仍然严密控制着溥仪，命其亡命日本。8月18日夜，溥仪抛下“皇后”和“贵人”，只带他的兄弟溥杰和几个近亲，在日本人桥本和吉冈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通化。19日晨，溥仪一行分乘关东军提供的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大型飞机转赴日本。当飞机飞临沈阳时，机场已被苏军控制；溥仪等人刚下飞机就成了苏军的俘虏。
伪满政权垮台后，汉奸们自知罪孽深重，但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互相还在争权夺势，演出了丑态百出的闹剧。8月18日，张景惠等伪满重臣们逃回长春后，策划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中还恳请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日本人参加指导。苏军进驻长春后，张景惠等人竭力奉迎苏军，企图蒙混过关，继续升官发财。然而，伪装和欺骗掩盖不住他们民族罪人的丑恶嘴脸。8月底至9月中旬，苏军对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实行逮捕，使这些民族败类落得了可耻的下场。同时，苏军对原伪满政权中的日本人官吏也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以及伪国务院各部次长、协和会骨干等一大批日本侵略者，将其押往苏联，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1）
余论历史没有结束——关东军罪恶仍在继续
历史自有公论。对于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破坏世界和平的反动势力，必将遭到所有希望进步、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唾弃和惩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对于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种种罪行，必将遭到人民的审判和清算。然而，历史又不无遗憾，由于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及其政治需要，对于本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犯实行纵容和包庇，没有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战争根源，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而且，至今侵略战争的毒害仍然残留在一些地区，给那里的人民生活造成危害，给那里的自然造成破坏，侵略战争的遗毒还没有彻底清除。
一历史性审判
法西斯被消灭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灾难。法西斯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法西斯战争罪犯必须给予严惩；这是所有正义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因此，战后在欧洲进行了纽伦堡审判，主要是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在亚洲进行了东京审判，主要是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
早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就已经提出“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更明确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日本法西斯投降后，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成员由苏、美、英、中、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共同担负管制日本和惩办战犯的任务，并授权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为执行机构。1946年1月，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定了战犯的三种犯罪情形：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在具体审理中，相应将远东战犯分为甲、乙、丙3级。东京法庭只负责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分别在新加坡、马尼拉、关岛、伯力、沈阳、太原等地进行。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死刑者941人。《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15页。
1东京审判
从日本投降盟军就开始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争嫌疑犯；到1945年12月共指定110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战争嫌疑犯。其中许多自知难逃法网的法西斯分子畏罪自杀，如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法西斯军人；前首相近卫文，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等政府首脑；恶贯满盈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拘捕。在被拘捕的战争嫌疑犯中，还包括梨本宫守正等日本皇族，澳大利亚代表还将昭和天皇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庇护，昭和天皇未被追究。
从1946年3月远东国际检察局开始进行被告选定工作，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南次郎、星野直树等人，都曾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任要职，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他们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原日本陆军省礼堂正式开庭，由中美英苏等11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诉。长达42页的起诉书详细陈述了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日本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与德、意共谋为侵略别国、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罪行，以及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之各种屠杀和犯罪行为，共列举出55条罪状。
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中，公诉人最先陈述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指出在这一侵略过程中，最积极参与的被告有：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南次郎、大川周明等8人。为了揭露和证明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法庭传唤了溥仪、武部六藏到庭作证。溥仪在法庭上留下了长篇证词，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虽然他也企图极力掩饰自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行径，但仍然是极为有力的证词。武部等人对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供认不讳，证明了日本侵略的真相。中国代表向哲浚也用大量事实，陈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在审判期间，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法西斯理论家和骨干大川周明发狂诊断为精神病而中止受审。
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千余页的判决书。内容分为3部共10章，阐述了日本在20年中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的史实，陈述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一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其中有2节专门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掠夺。判决书最后认定25名被告有罪，宣布对其进行惩罚，判决如下：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俊六、平沼骐一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有期徒刑20年和7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巢鸭监狱，东条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死刑架上，受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2）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对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公正的判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东京审判代表了所有遭受法西斯残害人们沉冤昭雪的要求，代表了所有企盼世界和平，要求人类发展的心声，代表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法则。法西斯战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全世界人民求和平求进步的伟大胜利。第二，东京审判中所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准则，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界定，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重要内容。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高度上确定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人类共识，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编造的“解放”、“圣战”、“共荣”等谎言；警告一切企图制造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战分子，如果敢于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第三，东京审判的各项记录和判决书等文件，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所依据的日伪政府及组织的档案文件，以及千余名亲历者的证词，都是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是日本法西斯犯下滔天罪行的永久记录，决不容许翻案和否定。至今，一小撮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的侵略立场，提出“东京审判否定论”，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