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家免等几万只以上。尤其20日鼠1个月可繁殖一代，拿1万只来计算，去掉死亡雄鼠，月可增至15万只，经常保持1万只活的，那么每月最低也要有5000只20日鼠供试验使用。
第100部队每年可有1万匹马供试验使用。在该部队本部的后面有专门的马匹实验室，内设做免疫血清用的解剖台5个，但固定架只有1个，这说明饲养动物，并不是为了抽血做血清，而是为了试验细菌。每个实验室里都有焚烧炉，这毫无疑问是为做细菌试验而备，试验后，“实验材料”就烧掉，避免移动感染。
第100部队对牲畜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他们有意将染有传染病菌的牲畜驱赶到附近的村庄和牧场，以试验这种病菌的传染效能。第100部队有自己的牧场，设在距本部10公里外的八家子一带。这里是对牲畜进行细菌实验的一个重要场所，牧场附近从来不准中国人通行。第100部队所属2630支队技术员桑原明供认：1945年8月该支队将鼻疽菌掺和到燕麦里，喂给60匹马吃。然后，将其全部驱赶到附近村庄和牧场，结果，致使这些村庄和牧场的大批牲畜死亡。
第100部队对利用植物进行细菌实验也是非常重视的。部队内有高级植物学家和专业人员组织针对植物的细菌研制工作。第100部队从毗邻驻地的大广乡农民手中掠夺了60多垧土地，作为对植物进行细菌试验的“农场”。据当地农民回忆，“农场”里的庄稼长得“挺怪”，有的长势非常好，有的却非常糟；有的果实累累，有的却颗粒不结。第100部队的“农场”实际上是其毁灭农作物的试验田。
第100部队在频繁的牲畜及植物的细菌试验中，取得许多“可喜”成果。原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曾向梅津美治郎总司令官汇报了第100部队的生产能力。他说：“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可见该部队生产规模之巨大。
第100部队最丑恶、也最鲜为人知的活动是它同第731部队一样，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
第100部队有一个“牲畜掩埋场”，距本部很近，位于西北侧，东西约半华里，南北约1公里。1949年春天，大广乡的农民到这里挖取马骨（卖钱或做肥料），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头也有人骨头。他们还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人骨灰。这些死难者的尸骨暴露了第100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残杀无辜的罪恶秘密。日本战犯的供词、耳闻目睹者的控诉也证实了这一血的事实。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供认，他在第100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活动。他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也有不同处，即除留少数人继续做实验用外，大多数人是“实验”后被枪杀。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时，第100部队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进行多次实验。他遵照松井技师的吩咐，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称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剂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被实验折磨而死。
实验员木章供认：“第100部队曾用家畜和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这个部队内专门饲养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自看见过。”
兽医师福住光田供认：“为了确定这种毒药的效能，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实验。”
曾参观过第100部队的韩尉在《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中写道：“我听说过100部队是设在长春市郊（石虎洞）的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特种保密部队，也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在第100部队工作过的中村吉二也对韩尉说过：“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100部队送活人做实验。”《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
曾参观过100部队的李野光（他当时是伪满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学员）回忆说：“那位军医大尉领我们到一间陈列室门前……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简直令人无法看下去……”
大广村农民也耳闻目睹了一些第100部队残杀活人的暴行。
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万仁被第100部队拉去做苦力，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当这个姓杨的从隔离室推出来时，浑身已缠上白布，以后，再也没放出来。大广乡农民王会回忆；“1945年，眼看苏联红军快到了，日本鬼子连忙给每个劳工注射一针。当时有300多人，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染上严重的‘虎列拉’，这批劳工是双阳县的。”大广村农民也成为第100部队实验的对象，有时，第100部队藉注射为名，说是给农民打针防病，实际上却是抽一大管血。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了进去强行给注射了一针药物。阎洪喜回家后不久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了家人，一个三代五口之家，最后只剩下祖孙两人。
第100部队不仅在本部利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在支队也是如此。第100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就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水野、木二人执行。在一次化学毒物实验中，就有3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队到底用了多少活人进行细菌实验，通过细菌实验残杀了多少人？现在还无法统计。不过，从农民挖出的死难者尸骨和火化炉旁积存的人骨灰看，被第100部队杀害的人是大量的！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罪行（3）
第100部队不仅在实验室条件下和野外实验场条件下进行各种细菌攻击武器的实验，而且还组织别动队（关于“别动队”，在第100部队中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演习队”、“远征队”、“特殊考察队”、“侦察队”等等）；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各种活动，尤其是日本即将战败之时，其活动更为猖獗。
前第100部队别动队队长平樱全作在苏联伯力受审时供称：“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曾告诉我说，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就会根据我所收集的情报，在毗邻苏、蒙边境的各区域内，散播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等，以便传染牲畜。”
为此，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1942年夏季，第100部队奉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命令，组织了由村本少佐率领的别动队。于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了细菌传染实验。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实验，而且对河流、水井也进行实战投放细菌实验。目的是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次郎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官平樱全作担任。委任令则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并要求队员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1944年6月，高桥隆笃再度命令，第100部队组织别动队到兴安北省地区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毗邻苏联及蒙古的各地区居民的牲畜数量”，确定“这些牲畜的情形，夏季和冬季牧场所在地，收割牧草地段，道路和蓄水池情况等”。其活动目的是“为了一旦与苏联作战时，便能大量传染牲畜，藉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1945年3月间，第100部队又到南岗河一带进行了又一次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先由雄坂中佐领导，后由山口少佐代替。参加这次远征的有20余名科学工作员。
第100部队在上述整个活动过程中，曾先后4次向其部队长若松次郎少将和关东军兽医处长做过汇报。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对第100部队的“远征”活动，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示，并将综合情况3次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山田乙三听取了汇报后，分别命令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第100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毒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有逃脱惩罚，被苏军捕获，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台。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罪恶（1）
一日军化学战概要
生物化学武器是战争中对人类和自然伤害极大的破坏性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对以这种武器进行战争提出了限制，如两次《海牙公约》、《布鲁塞尔条约》、《华盛顿协议》、《日内瓦议定书》等。日本是这些条约的签字国，并批准了前4个条约。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国际规则视而不见。大量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从欧洲了解到化学武器使用情况，着手进行化学战的准备。1918年，日本军部在陆军省内设立了临时毒气委员会，聘请22名科学家研究毒气的生产、使用及化学战训练等有关问题。1919年4月，军部派遣以久村种树久村种树：日本化学战早期倡导者之一，曾任科学研究所调查班长，运用班长，1928年8月任第3部部长，1932年任所长，1936年8月升任陆军技术本部长、陆军中将。为首的考察团赴欧洲，调查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情况。同年8月，军部又设立了专门进行兵器研制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其中第2课负责有关火药化学武器的研制。1921年10月久村回国后给军部中央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秘诀之一是科学性的奇袭……制造毒气是当务之急”。《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46页。军部对久村的意见十分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在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课设立了研究化学兵器的专门机构，每年拨给大量经费。由此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展起来。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页。
日本陆军进行化学战的基本情况是：
化学战的研究。主要由陆军科学研究所承担，在化学兵器班的基础上，1925年4月。该班扩大为科学研究所第3部，由岸本绫夫任部长，研究人员有高等官员20名，总员100人。当年研究经费为15万日元。1941年6月，该部主体改编为陆军技术本部第三技术研究所，仍然从事化学武器的研究，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化学武器的制造和装填。1927年日本军部决定在位于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3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户岛建立生产毒剂的工厂，从8月开始征用土地，至1929年5月完工。日军在化学战中使用的毒剂大部分都是由设在该岛上的“陆军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生产的。因此大久野岛有“毒气岛”之称。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进展，1941年时忠海制造所的化学武器生产达到高峰。仅毒气生产一项，各种毒剂合计1579吨。步平主编《化学战》，第52页。继忠海兵器制造所之后，日本陆军又在北九州小仓市建立了曾根兵工厂，主要担负毒剂装填工作。此外，东京的第2兵工厂、广岛兵工厂也制造和装填毒气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陆续在中国沈阳、南京、济南、广州、汉口等地设立了毒气弹制造和装填工厂。有的甚至还制造毒剂。
化学战的训练。日军在建立化学研究机构的同时，就开始对部队进行化学战教育。这项工作最初由陆军科学研究所兼任，据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崎申之回忆，关东军对化学战训练十分积极。“1931年进行化学战教育时，教育总监部考虑到当时满洲正值事变前的紧张之际就没有要求处于国防第一线的关东军派专修员，但是关东军教育部主任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作战主任参谋）强烈要求派员参加，于是我就被派出参加了这次教育”。石原还说：“等你回来，关东军必须进行化学战普及教育……一定要加强化学战的训练。”步平主编《化学战》，第80页。由此可见，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在积极准备进行化学战了。
“九·一八”事变后，为提高化学战的能力，日本军部认为必须大力培养化学战骨干人才。为此，1933年4月，由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签发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令》（“军令陆第6号”），在千叶县津田町成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据初步统计，该校培训的化学战人员达1万多名。步平主编《化学战》，第80页。这些人员作为化学战骨干回到作战部队，进行化学战的教育和实施。这所学校可谓“日本陆军化学战的摇篮”。后来，日军又在各野战兵团设立了化学部，也担负化学战人员的培训任务。
化学战的实施，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在各野战兵团设立了化学战部队，如迫击联队、大队等，其任务是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战争。关东军第516部队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支。
除日本陆军进行的化学战之外，日本海军和空军（航空兵）也进行了化学战。日本海军于1923年就在设于筑地的海军技术研究所中开始进行毒气研究，以后又转移到设在神奈川县的“相模海军工厂”，进行毒气的研究和制造。此外，日本海军在横须贺，吴市港、广岛、佐世保等地也设有化学武器生产厂。根据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研究表明，仅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生产毒气至少760吨，战败时仍贮存有268吨；生产各种毒气弹70600发。步平主编《化学战》，第76页。日本空军进行的化学战于1931年开始着手，主要由设在立川空军基地的第3航空技术研究所负责。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开始加强关于冬季和严寒地区毒瓦斯的研究和试验。为此，日本军部专门抽调化学战军官进入关东军，开展这项工作。据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史》记载：“1933年末以来，一直有一名习志野学校的军官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他的任务一是负责关东军各部队的化学战实施及研究，一是负责习志野学校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战研究与试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在东北进行化学战的研究和准备。”1937年8月，为在中国东北试验兵器，以陆军技术本部及陆军科学研究所派驻关东军的常驻军人为骨干，在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有关化学战的研究、试验等事务归新设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而有关教育、训练的事务仍旧由司令部（参谋部第三课）担任。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