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耕地的迅速减少，甚至大量荒芜。太平川在“归屯并户”时荒芜土地4000多垧，大量土地和村庄变成“无人区”。人们被集中在部落内，耕地又被严格限制在一定区域。耕地的严重缺少使得民不聊生。
其次是严重的缺粮造成群众饥饿而死。被划定归屯范围的百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抛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家园和土地，强行迁往指定的地区，许多人来不及带上口粮，大批粮食连同房屋被日军一并烧毁，以致许多人因无粮可吃被活活饿死；秋收季节青壮年全部派去修建“集团部落”，剩下老幼病残无力收割致使大片庄稼烂在地里。太平川大圈屯正值春播季节，农民无暇播种，况且开垦荒地又需相当长时日，农民不要说当年的收成，就连口粮也难以保证。耕地的减少，相应造成粮食的严重短缺，缺粮的后果致使饿殍遍野，许多人不得不寻觅草根、树皮充饥，来维持生命，有的因草根和树皮被吃光而活活饿死。
“归屯并户”使农民住房简陋，拥挤狭小。部落内的民房只有极少数是归屯前筑成的，大多数是在没建成部落内住房，就放火烧了农民的原有住房，强行迁入部落的农民无处容身，只得在露天搭小草棚安身，有的挖个“地窨子”（半洞穴式的简易房屋），阴暗潮湿，由此得风湿病者甚多。
被赶入“集团部落”的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集团部落”中的各项工程都是以部落居民的义务劳动进行的，部落内的青壮年被迫编入自卫团或警备班，参加义务性的军事训练和劳役活动。据张和等人控诉：
白天强迫妇女站岗，晚间男子接班。经常要官工、官车、出劳役、修水壕、围墙和警备路。每年一户一般要被强征30余次人工。官车次数则无法计算。每当日军搜山‘讨伐’时，即强征青壮年为其背给养，并施以残酷虐待。如伪康德六年（1939年）八月；在太平川一次就强征20多人，去了一个多月，长途爬山越岭背120余斤，每天只给5两面饼吃，还不给水喝，人们饥渴时，还要避开日本人眼目，偷喝水沟里的脏水，有时四五天连不足一顿食的5两饼也不给了，日军就命令和逼着人们吃草喝脏水。晚间睡在山地上，肩背磨出水泡，忍痛挨饿不敢吱声。因此，有90％的人患腰痛、腿痛等疾病，有的还成了残疾，还有死亡的。20～50岁的男人一律强迫去当劳工，每年要二期，每期3～6个月，还有的人一年被迫去两次，不去就抓，对患病不能劳动者也强迫去当劳工。太平川在伪满去当劳工的就有五六百人，均胁迫至鹤岗煤矿和佳木斯日本兵营……除此还实行苛捐杂税，任意摊派，搜刮民脂，人、畜、土地和房屋均得纳税。如土地大租金、人头税、保甲费、协和会费、牲畜税、车牌子税、储金、门口费、天照大神费、狗牌子税、飞机献纳金、道德会费等10余种。全屯农民每年要付出约300吨粮食的杂税负担。《东北“大讨伐”》；第195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10）
2长城无人区
长城无人区系指在东起山海关至伪蒙疆地区的长城沿线，由伪满，伪蒙疆和伪华北当局协同制造的无人住居地区。从空间概念看，以长城为界，长城外侧是伪满疆域，长城内侧为伪华北、蒙疆地区。由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制造的长城外侧无人区，据《热河抗日简史》记载，至1944年敌寇制造的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起山海关，西抵独石口，南至长城，北到围汤，东西长达千里，南北宽约250里，面积17万平方里，包括8县地区。当时伪热河省人口约400万，被驱入“人圈”的就达105万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139页。华北地区的无人区，主要分布在伪冀东道和燕京道。据日本编的《华北治安战》记载，“长城无人区包括76个村，1235户；暂时无人村28个，2342户，12036人”。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长城内华北地区的无人区数量和规模。据陈平研究，当时敌人沿长城内侧制造的带状无人区，是沿着山势走向划定的，有宽有窄。最窄的地段也有七、八公里，而像迁西县喜峰口以南的大片山区的无人区，则宽达10～20公里。无人区包括的村庄也不止76个，而是200多个。日寇在长城线上近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两万多座（民房）的村庄夷为焦土。在伪蒙疆地区，针对赤城、龙关、延庆三县的抗日斗争，敌伪于1942年4月制订了《东部三县特别计划》，实施所谓“施政跃进”措施，在平北山区制造了无人区。
从时间范围看，敌伪早在1940年冬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无人区制造。在热河马兰峪陵圈内（当时是伪满的一个特区），现在有个六合村，就是那时由6个自然村集家并村而形成的。据姚依林同志在1940年所写的《冀北游击战争是怎么坚持的》报告中说：“在我部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到了1941年，日伪开始了大规模制造无人区，1942年和1943年是制造无人区的高峰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直不间断地进行“集家”，制造无人区。这是因为一方面是敌伪不断加强“集家”，镇压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集家”和“拆家”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由于长城的地理位置处于所谓“满华”交界，长城内外分属关东军和华北日军管辖，所以敌伪制造长城无人区的一个特点是，长城内外的敌人协同动作，共同制造无人区。据驻冀东日军第27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交代，1942年7月，他曾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强化治安”形势时，认为八路军虽然被迫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表面上是看不见了，但他们分散上山了，相反的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仍然是“白皮红心”。铃木建议：必须“使治安地区居民同八路军完全隔开”。《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66页。于是，在冈村的策划指挥下，华北日军一方面在冀北基本区大挖“遮断壕”，分别封锁八路军；一方面在长城沿线内侧制造“无住地带”，用封锁沟实行禁作、禁居、禁行，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同时，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相互勾结，缓和所谓“圈绳定界”之争，商定双方紧密联系，允许各自部队必要时进入对方所辖范围进行扫荡。这表明在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关东军和华北日军共同制造了长城无人区。
敌伪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起屠杀惨案。
农民们被迫离开的是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他们不愿离开，便躲在山洞里、森林里与敌人周旋。日军规定：在非居住区不许存留一人，对不进或拖延期限进“集团部落”者，一旦搜出，一律砍杀。1941年秋，在兴隆南部的前干涧村，日军搜出19名村民，便将他们的衣服扒光，在木棒乱抽猛打之下，一个个血肉模糊，然后日军又残暴地把他们推入萝卜窖内，放入干柴活活烧死。这个县有一个仅80户的村子——秋木林村，一次被搜出110名男人，日军把他们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用十多挺机枪一阵扫射，109人当场死亡，惟一幸存下来的村民逃回家里，也因伤势过重死亡，秋木林村成了“寡妇村”。大黄崖冬水湖的一个小山沟，仅小孩子被日军刺死和摔死的就有48人。就这样，在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之下，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驱入“集团部落”。
日军野蛮地焚烧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还专门组织“拆破班”，拆毁烧毁房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3～5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建昌西南山区923平方公里的“无住禁作”地带内，有41486间房屋被烧拆毁，约有5292540件器皿、农具被毁掉，650头驴、马被宰杀，122万多斤粮食被抢走。《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此外侵略者还大面积地放火焚林，填死水井，破坏八路军与人民之联系的一切环境。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凡有生命的东西像家禽、牲畜之类都不放过，经日军洗劫的地区，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一头猪也见不到。夏秋之交，日军专门进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一次次出动毁坏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种的庄稼，切断农民的一切生路。
1943年，日伪制造“无人区”达到顶峰，一年中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地区前后七次“大集家”。仅凌源县就烧毁民房46万余间，被枪杀的无辜百姓14万余人，在狱中惨死的12万多人，冻饿而死的3000多人。1943年末，日伪当局宣布“无人区”建设基本结束。据热河地区资料统计：“无人区”造成长城沿线10万多人丧生，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600多亩土地荒芜，1000个村庄被毁灭。《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11）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武力强行把百姓迁入早已划定好的“集团部落”，人们称之为“人圈”。日本侵略者视中国的百姓为牲畜，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圈起来，任意驱使、奴役、杀戮，所谓的“人圈”就是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
“人圈”四周是高墙，壁垒森严。墙上是铁丝网或枣树刺枝，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有碉堡，像监狱一样，由日伪军警把守控制百姓的出入。日军害怕八路军的袭击，如惊弓之鸟，夜里经常敲锣吹号，搅得人心不安。白天很晚才开门，放百姓出去耕作或服劳役。夜晚早早就戒严，稍有风吹草动，大门几天不开。日伪规定：不许居民随意出入，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谁家来了客人或出入必须报告登记，经许可方可出入门，否则便招来横祸。夜间，家家必须夜不闭户，日伪警察夜晚挨门挨户查户口，并经常借机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人圈”里的人们必须服劳役，修围墙和炮楼，青壮年被强抓送到外地充当苦力，据统计：仅1944年建昌的要路沟下平方子“人圈”内就有40多人被送往奉天当劳工。
日伪规定，在“人圈”内划定范围自建住房。但被日军洗劫一空的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维系生存的东西，大部分百姓只好搭个马架子窝棚栖身。到了冬季，塞上寒风刺骨，屋外风雪漫漫，屋里雪花飞舞，仅兴隆县的“人圈”中就有1000多人冻死。由于“人圈”里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房拥挤，人畜相混，到了夏季，“在这里，繁殖的不是人，而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北方文化》，1946年3月。“人圈”里到处是粪便、污水、臭泥坑，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虫迅速繁衍，造成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建昌西南山区要路沟的19个“人圈”内分别住着163个自然村的4100户，205万人，仅三年时间里，就有6270口人染上瘟疫或其他疾病死去，约占“人圈”内总人数的305％。在老达杖子的吴杖子“人圈”内，共居住14个自然村153户、760口人，三年的时间里，就有306口人染上瘟疫死去，占总人口的40％。《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贺杖子小庙沟的一家有8口人，6个大人陆续死于瘟疫，只剩下兄妹两人，一个7岁，一个5岁。
据统计：自1943年夏季至1945年夏季，建昌西南山区108个“人圈”内的64562人中，被瘟疫或其他疾病夺去生命的就有12238人。《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可悲的是，有的人早晨还给别人送葬，晚上自己又被别人抬走了。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描绘“人圈”内非人的生活条件：“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
不仅如此，住在烂窝棚里的人们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由于日伪将距“人圈”5里以外的土地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人圈”周围指定的可耕地很少，农民只能向富户租种一点土地。就这样，也难以支付日伪的苛捐杂税。日伪在“人圈”里实行的“组合配给制”。比伪“满洲国”的一般地区更为严酷。什么“大豆出荷”、“民生出荷”、“报国出荷”、“义仓粮”、“粮谷株式会社粮”、“地亩捐粮”等等五花八门；各种捐税，像地亩税、协和会税、门牌税、户籍税、牲畜税等名目繁多；“献纳”的物品多如牛毛，什么铜铁、皮毛、鸡、蛋等等皆属“献纳”之列。再加上送菜、送柴、维持费等十多种“杂项费税”，农民简直无法生存。如有违抗不交或所交钱物不如意者，轻则挨打，重则以“反对大东亚圣战”之名送入监牢。在层层重压之下，农民只能靠“配给的粮食”——“共合面”维持生计，“共合面”是一种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谷糠混合磨成的“粮食”。人们长期吃这种东西，浑身浮肿，连大便都解不出来。在“人圈”中，老人和孩子是最虚弱的，人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很大的危险偷偷地藏些可以下咽的食物。但是一旦被日伪搜出，如大米、白面、纸烟、油、盐等专卖品，就要作为“经济犯”，以“通敌资匪”罪被投入监狱。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背井离乡，以讨饭为生。建昌西南山区的要路沟土金塔“人圈”的180户人家中，要饭的有18户，逃荒的有10户，90％的人家只能以糠菜充饥。
布、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日伪当局也实行配给。就拿布匹来说；经过日伪官吏们的层层克扣，百姓每年至多只得到三四尺布，很多地方几年里一尺布也未给过。所谓的布料，都是用旧布烂棉织成的“再生布”，根本无法穿用，放在水里一搓就烂，人们称之为“唾沫缎”。“人圈”里的人们，很多只披一条破麻袋片聊以遮羞。据统计，1945年热河滦平县四海村64户370口人，有20户150人寒冬腊月没有棉衣；峙峰茶村的24户130人，就有大半数的人没有衣服。许多百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一床破被，有的20多岁的大姑娘，腰间竟只围块碎羊皮，不敢出屋。
日伪在“人圈”里还进行残酷的统治，大搞“大检举”，看谁不顺眼或有“反抗”言行就随意扣上“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走私犯”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任意逮捕、杀戮。百姓三人以上结伙闲谈或夜间明灯闲谈，就会以“谋反”罪将其逮捕入狱；谁家若有灰布衣、饭盒、裹腿等物品，便被认为“私通八路”而难逃厄运。据原日本驻承德宪兵本部特高课长本村光明供称，1943年2月1日，他亲手炮制了“二·一”镇压计划，在全热河镜内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举”，仅在承德一县就逮捕了1000多人，在酷刑之下受虐而死的就有854人。像这样大规模的“检举”每年都要集中进行二三次。承德监狱和设在各地的“留置场（拘留所）”是残害中国百姓的魔窟，在那里，有摘肝挖心、军犬撕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10多种。如果搜捕到真正的抗日干部，日军屠杀的手段更是残忍。兴隆东河大西山村长被日军抓去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位抗日干部的心，并全部吃掉。像日军驻古北口宪兵队长岛玉次郎，连日军都称他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伪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