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警合一体制，关东宪兵队长兼任警务总长，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殖民行政及军事司法的主导者。
1919年关东军独立时，关东宪兵队改由日本宪兵司令部直辖，其任务主要承担对关东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宪兵队有本部（在旅顺）1个，分队7个，分遣所8个，人员共计218名。《满铁秘档选编》，第308～314页。在此期间，关东宪兵队的侵华活动主要有：
（1）从保护所谓日本权益出发，对当地的中国人进行监视，并搜集各种情报。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等各个方面。并对各要点地区，分别开展不同业务。如对“间岛”（延吉）地区，特别注重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与共产主义活动等情报。
（2）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宪兵和警察打着“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干着非法侵略的勾当。如关东州租借地的不断扩大，就是日本宪警的侵略活动之一。据统计，日本占据旅大期间，通过欺骗、强占手段，非法违约扩展租借地262平方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宪警是侵略的主要执行者。
（3）镇压反日活动。在旅大租借地，日本宪警对反日活动十分恐惧，大肆进行镇压。如1922年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举行反日爱国示威活动，遭到日本宪警的镇压。有30余人被捕，其中5人被判刑。《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92～93页。在延边地区，日本宪警于1919年制造了“三·一三惨案”，对纪念朝鲜“三·一”运动的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1927～1930年，日本又制造了四起所谓“间岛共产党”检举事件，残酷镇压反日活动。
（4）积极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活动。皇姑屯事件时，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是河本大作的得力助手。曾制造借口拒绝奉军执行警备任务，及提供所谓“南方便衣队”，企图混淆视听，掩盖罪恶。战后河本在其供述中承认：这场谋杀做得如此周到，是“事前取得了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0页。“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制造万宝山事件，关东宪兵队都积极参与和协助。此外，关东宪兵队还积极配合关东军在东北举行的军事演习，为关东军组织在乡军人会等军事后备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于侵占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将关东宪兵队升格，改为关东宪兵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关东军进行“占领地统治”的骨干。不久，关东宪兵司令部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了5个宪兵队，17个宪兵分队。总人数达500多人。这时，关东宪兵队的任务规定为：“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在关东军行动的区域内，执掌治安与军事警察业务”。并同时执行原有的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与司法警察业务。其工作重点在于，有效地配合关东军的行动。为此，日本军部通过了《战时宪兵作战要务令》，规定关东宪兵队的具体任务为：保护关东军的军事机密；防范和侦破针对日本的间谍活动；检查邮政通信；监视民众的言行。
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又设立了热河宪兵队，延吉地区原由朝鲜军管辖的延吉宪兵队也划归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的规模又有所扩大。这时，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激烈，关东宪兵队的任务重心又有所调整，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讨伐作战，巩固所谓“治安战”的成果。其具体任务：一是协助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二是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包括监视、侦察、搜捕各反日团体和人士，破坏反日活动；三是协同伪军警确保重要城镇、交通、军事要地及重要设施的安全，特别是加强了对长城沿线和边境地区的防范。初步形成了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网络。
1935年关东宪兵队的机构和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充实。在机构上，被称为“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调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同时又调来一批宪兵骨干，如荻根丈之助、齐藤美夫等。司令部机构也大为扩充，新设为二部四课，即总务、警务二部，经理、第一～三课等四课。这些表明关东军为进行法西斯殖民地统治，注意加强了宪兵等的镇压力量。至1937年初，关东军在“新京”、奉天、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承德、海拉尔等地设有8个宪兵队，人员为3000人左右。
与此同时，关东军加快在伪满政权内部建立伪满宪兵队，使之成为日本宪兵队的助手，辅助关东宪兵队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和对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镇压。
早在伪满成立不久，日伪就在伪都新京设立了伪京师宪兵司令部，并在伪辽、吉、黑三省警备司令部下设立了督察队，执行宪兵业务。后又在伪军政部设立了宪兵课，掌握伪满宪兵业务。1934年在伪满军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等人的策划下，于沈阳的伪中央陆军训练处设立了宪兵练习部（又称宪兵养成所，不久该部迁往吉林，改称宪兵训练所）专门培养伪宪兵骨干。1935年3月第一批约300名宪兵学员毕业，伪满公布了《陆军宪兵令》，开始正式组建伪宪兵队。其组织机构为：伪满宪兵司令部（设在吉林），伪首都和第1～5宪兵队（分别设于伪都新京和5个伪军管区司令部），每队初建时设有1个连，约50人，后陆续增加第2、第3连。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宪兵队的建立与发展（2）
1936年以后，日伪又新设了牡丹江宪兵队（第6宪兵队），佳木斯宪兵队（第7宪兵队），并在伪兴安各省设立林西、海拉尔等宪兵分队，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伪满宪兵队扩展到8个宪兵队，共有伪宪兵约1700名。《长春文史资料》（2），第128页。在伪都新京、沈阳、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都设立了伪满宪兵队。这样，由日本关东宪兵队和伪满宪兵队两个系统，构成了关东军在东北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双重体系。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为巩固侵华战略基地东北，进一步加强镇压体制，日伪宪兵队也相应得到扩展和加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原有2部4课扩展为2部5课，即将原庶务经理课分为庶务课和经理课。在警务部中于1939年4月又分设了第4班（又称通讯器材班），专门担负反谍报器材的研制工作。所属宪兵队也有所增加，1939年8月，在南满重镇大连设立了宪兵队，其主要任务一是保护重要军事设施，防范和镇压反日谋略活动，二是监控中国大陆与东北的海上通道，担负防卫东北南大门的任务。
为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关东军加紧在国境地带设立宪兵队。1939年7月，在东部边境设立了东宁宪兵队，主要任务是协助关东军第3军防卫东宁至绥芬河段国境线。1940年2月，又新设了东安和北安宪兵队。这3个宪兵队属于国境宪兵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关东军在国境地带的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对苏开战后配合关东军作战部队进入苏境活动。此外，关东军还于1940年在“满鲜”边境地区设立了通化宪兵队，主要担负监视和镇压抗联的活动及朝鲜民族解放运动。
为加强宪兵防谍和镇压的力度，关东军加紧建立特设宪兵队，1939年8月，以前述通讯器材班为基础，于伪都新京设立了代号为13986部队（通称86部队）的特设宪兵队，这是一支以无线电和化学技术等武装的秘密宪兵队，专门担负以“各种科学手段”侦破镇压抗日活动的任务。队长由警务部第2课长山村义雄兼任，下设6个分队。工作内容包括无线电探查、指纹采集和鉴定，毒品检验，文字笔迹鉴定等。
为加强所谓思想战，关东军从1940年5月开始组建思想宪兵队，制定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和《思想宪兵队服务要领》。其中规定，思想宪兵队的目的是“为加强满洲的思想防卫而组成统一的侦察网，以此来完成思想对策工作，同时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档案资料选编》（4），第288页。根据“要纲”和“要领”关东军陆续组建了思想宪兵队本部和下属的7个分队及15个分遣队，计有宪兵、宪补、宪兵补350人，另配有工作员，总计约500人。
至1941年8月，关东宪兵队扩大为15个宪兵队，57个分队，41个分遣队，10个分驻所。另有1个特设宪兵队，下辖6个分队；1个思想宪兵队，下辖7个分队，15个分遣队；1个宪兵教习队，辖5个训练中队。《档案资料选编》（4），第30～37页。关东宪兵队的总人数由1935年的1800人增加到1941年的3800余人。《长春文史资料》（2），第11页。此外，日本军部于1941年7月在日本国内编成的第1、第2野战宪兵队，亦开赴东北。关东军还以宪兵教习队为基础编成了第3野战宪兵队。这三支野战宪兵队每队兵力约为400人，参加了关东军对苏作战准备的特别演习。
关东宪兵队在调整机构，增加兵力的同时，还普遍强化了特谍力量。即在宪兵队内普遍 设立了特高课，各宪兵分队分设特高班，以此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伪满高级官吏的监控，以及对反日地下活动的侦破和镇压。各宪兵队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特高业务也有所区别。如新京宪兵队特高课主要负责搜集伪满中央的情报，奉天宪兵队主要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哈尔滨宪兵队专门负责监视白俄人的活动等。关东宪兵队通过这种秘密警察形式来维护法西斯殖民统治。
这一时期伪满宪兵队也得到充实和加强。在原有第1～6宪兵队和伪首都宪兵队及伪兴安宪兵队基础上，随着伪满行政机构的改组，伪军新军管区的设立，以及对苏作战准备的需要，伪满宪兵队兵力又有所增加，并设立了特种宪兵队。1938年5月，伪满宪兵队进行了改组，分成甲乙两种宪兵队，即从伪宪兵训练处的学员和各宪兵队中抽出约700人组成独立宪兵队，称作乙种宪兵队，该队在本部之下设有10个连，每连80余人，经过训练之后，先由第1～5连开赴乌云、呼玛、欧浦、漠河、饶河等5个边境地区，由当地的日本特务机关指挥，担负搜集苏联情报，进行国境监视，以及准备战时进入苏境执行破坏桥梁等谋略任务。第6～10连与本部驻在哈尔滨松浦镇，作为备换部队。《档案资料选编》（4），第330～433页。
独立宪兵队属于执行谋略任务的特种宪兵队，其装备相当精良，除配有军马、机枪等一般装备外，还配有折叠艇，无线电等特种装备。该队连以上军官均由日本人担任、训练极为严密。1939年8月诺门坎战争期间，驻哈尔滨的5个连曾进行了轮换，并配备了登陆艇6艘，侵苏企图十分明显。但由于关东军很快遭到惨败，这支部队未有行动。其后由于军心不稳等原因，关东军于1940年8月将伪独立宪兵队解散。
各队余下人员则编成甲种宪兵队，继续留驻原地，但其任务由原来侧重承担地方警务与防卫转变为侧重承担军事警察业务。1939年5月，为便于与日本宪兵队有所区别，日伪当局公布了伪《宪兵总团令》。将伪宪兵队司令部改为伪宪兵总团司令部，各甲种宪兵队改为伪宪兵团及宪兵分团。警务课是宪兵团的主要机构，较大的伪宪兵团警务课下设有警务、特务、司法三个系，分别承担军官风纪等军事行政警察业务，思想对策，防谍任务，以及惩处军人违法业务等。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宪兵队的建立与发展（3）
伪满宪兵队改组为伪宪兵总团后，其数量也有所增加。1939年以后，相继在佳木斯设立了伪第7宪兵团，在通化设立了伪第8宪兵团，在通辽设立了伪第9宪兵团，在海拉尔设立了伪第10宪兵团，在密山设立了伪第11宪兵团。到1939年秋，伪宪兵总团人数达1900余人。《长春文史资料》（2），第129页。后由于1940年独立宪兵队解散，伪满宪兵人数一度有所减少，但1941年以后又有所增加。
这一期间，伪满宪兵除组成了对苏作战准备的独立宪兵队之外，还临时组成了若干专门宪兵队。①伪宪兵特别工作班，亦称特别技查班，共组成了三个班，专门从事无线电侦察及其他谍报业务，配合日伪军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曾先后被派遣到内蒙锡林郭勒地区、三江地区、通化地区等地，进行特务情报活动，以及搜捕抗日地下人员。《档案资料选编》（4），第391～397页。②冀东地区宪兵派遣队。1938年6月，伪宪兵总团司令部派出以宪兵上尉石川与一为队长由30余名宪兵组成的伪宪兵派遣队，随同伪兴安南警备司令部派遣的伪骑兵3个团，到冀东蓟县等地，进行讨伐作战，搜捕八路军和抗日群众。③三肇地区宪兵派遣班。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间，日伪对三肇地区实行大讨伐，为此从伪宪兵第4团中抽出30余名宪兵组成派遣宪兵班，在伪第4军管区主任顾问皆藤大佐的指挥下，配合日伪大讨伐。期间曾协助日伪军警镇压王岗伪军飞行队起义。《档案资料选编》（4），第355页。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洲国被纳入日本法西斯“战时体制”，日伪的镇压更为残酷。1942年1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向下属各宪兵队发布了《昭和17年度思想对策服务要点》的命令，要求下属宪兵队将“思想对策”转入战时体制。其要点是：①警防与镇压苏联和中国关内对伪满的思想策动；②重点搜捕与镇压在东北知识界中的共产党及抗日组织；③彻底调查汉满蒙朝等各民族的反日思想动向，并予以防范和镇压；④警防与镇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东北人民对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扰乱”与反抗。《档案资料选编》（4），第240页。
关东宪兵队为把“思想对策”深入到社会基层，认为必须弄清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况，彻底开展“思想秘密战”。为此，关东宪兵司令部于1942年7月又抛出了《关东宪兵队警务工作指针》，作为“思想秘密战”的指导方针。其要点是：①要把特务情报网安插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个生活领域，把握民众对日伪统治的真正思想动向；②注意区分各民族的特性，把握各民族的思想动向；③注意通过流通、消费等各生活领域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捕捉民众动向的实质；④把握地区特点和特殊人，以此来弄清当地民众的思想倾向；⑤在商社及社团基层机构建立“可靠而持久”的秘密情报网，监视民众动向。参见傅大中《关东宪兵队》，第222～227页。
为贯彻这项“指针”，宪兵队录用一些效忠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宪补和宪兵补，在各阶层、各领域精心培育了许多“优秀可靠”的特务和密探，在东北各地实行白色恐怖的特务统治。首先，宪兵队利用对其他警务机构和业务的统制权，在各机构，团体建立起秘密情报网，监视官吏，鱼肉百姓。如在伪都新京，由特高课特别情报班班长渡边千之等控制、利用吕荣寰的长子等人监视伪满高官；由思想对策班在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师道大学等大学中发展密探，监视爱国师生。其次，通过密布各地的谍报网，加强对各民族，各阶层民众思想动向的侦察和监视，对社会传言严加追查，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