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朗。关东军迫不及待，逼迫张景惠自行“独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声称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此时，马占山看到抗日形势的恶化，锦州即将不保，已经产生了动摇的心理。1月6日，再次与张景惠会晤，表示愿意与张景惠合作。翌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举行就职仪式。仪式结束后，返回哈尔滨，与马占山商量，以黑省富绅吉祥为伪代理省长。而将省长一职留给马占山，这样，伪黑省傀儡政权登场了。它的实权也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村田等人的手中。
关东军除在省城相继建立了伪政权之外，还在一些地区和内蒙东部拼凑伪政权，搞“独立运动”。在辽宁西部拉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有勾结。事变前拥兵于辽西，自霸一方，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事变后，关东军为进攻黑省，与满铁勾结派人拉拢张海鹏。张利欲熏心，于1931年10月自任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政权。而后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扩充兵力，充当了关东军进攻黑省的马前卒。在辽宁东部，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是个实力派人物。事变后，关东军派大矢进计拉拢于芷山，于初脚踏两只船，取观望态度。不久见日军势力强大，于10月15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发表《独立宣言》，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对于内蒙，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就利用蒙古族的个别败类，搞过“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利用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继续搞所谓“蒙古独立”。先是供给其枪支，帮助筹建反动武装“蒙古独立军”，并派和田劲充当其顾问。后来又改编为“蒙古自治军”。在这支武装遭到当地抗日武装沉重打击后，关东军又派去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接替和田劲，妄图挽回败局。其结果失败更惨，松井被击毙，“蒙古自治军”也垮了台。此外，关东军还指使呼伦贝尔盟副都统凌升在呼伦贝尔等地勾结土匪，发展武装，搞“独立”活动。同时，还利用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下设“临时蒙旗维持委员会”，以图控制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虽然操纵汉奸、卖国贼成立伪地方政府，控制了一些省、市的政权，但是由于各地抗日情绪高涨，各伪省政权的政令无法下达到所属各县。为了控制各县和指导筹建伪满傀儡政权，关东军决定成立“自治指导部”。1931年10月中旬，关东军与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共同制定了成立“自治指导部”的方案。为了粉饰“自治”的门面，11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面指派于冲汉充当部长。11月10日，“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正式成立。指导部成员，除于冲汉、于静远父子外，都是日本人。
“自治指导部”表面上实行“自治”，实际上完全由关东军控制，不受省、市伪政权领导。其性质正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该部为日人所组织，虽有一中国人为领袖，但其中职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其功用在为关东军陆军总司令部第四部之机关，以扶助独立运动为主要目的。”“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承诺。”《东京裁判》［上］第344～345页。
“自治指导部”主要任务是培训、监督和指导汉奸，组织“自治执行委员会”，夺取县级政权，同时成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由日本人任委员长，控制县政权。其具体情况是：1931年11月27日，首先在沈阳县设置了伪自治执行委员会；接着，又先后在昌图、本溪、安东、开原、铁岭、凤城、梨树、盖平、沈阳、海城、洮南、营口、新民、锦县、绥中、兴城、北镇、抚顺、彰武、辽源、台安、法库等县设立了伪自治机关。到1932年3月初，设立伪自治机关的县已有30余个。
“自治指导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指导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因此，其活动范围已超出了辽宁省，影响到了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地区。“自治指导部”曾在东北各地伪造民意，大肆开展“促进建国活动”。
“自治指导部”的建立及活动，按其《条例》是在“依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完全自治的制度”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商务印书馆，1933，第307页。；但这不过是打着“自治”的招牌，利用汉奸，进行殖民统治而已。其实，各县的“自治执行委员会”，都必须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4）
三“新国家”亮相
1溥仪登场
溥仪，姓爱新觉罗，满族，是清朝末代皇帝。他生于1906年，1908年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帝，第二年即位，年号“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他的皇帝称号。后在日本侵略者帮助下移居天津，仍梦想恢复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根据建立“新国家”的构想，对未来“元首”规定了四项条件：一是满洲民众敬仰之德高望重者，二是家族为满洲世系者，三是与国民政府未有联系者，四是能与日本合作者。这些条件只有溥仪是最合适的（有材料表明，除溥仪之外，日本侵略者还物色过前清皇族和军阀，如溥伟、段祺瑞等）。因此，从事变一开始，关东军就着手进行了挟持溥仪的阴谋。首先，关东军要求天津军（驻华北日军俗称）将溥仪严密控制起来。接着从9月末开始，关东军制造一系列阴谋事件，把溥仪挟持到了东北。1931年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溥仪在其司令部会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上角利一和罗振玉。上角鼓动溥仪前往东北，罗振玉还转交了汉奸熙洽给溥仪的信。信中诱劝溥仪：“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人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但是溥仪周围的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亲信，怕上当受骗，反对去东北，溥仪也想再观望一下形势发展，决定“暂不出行”。《我的前半生》第266～276页。
关东军为急于把溥仪弄到东北加以利用；于1931年10月27日，又派土肥原去天津进行阴谋活动。11月3日夜，土肥原到“静园”秘密会见溥仪。欺骗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他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当时溥仪问：“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答：“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溥仪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土肥原要求溥仪“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我的前半生》第280页。
第二天报纸登出了土肥原会见溥仪的消息，并揭发了他要溥仪去东北的阴谋，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溥仪的看法也不一致。海军态度消极，外务省也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
鉴于是上述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离开天津。几天之内，静园连续接到装炸弹的果篮、恐吓信、警告电话，令溥仪毛骨悚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溥仪终于同意随日本人出走。为了掩护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11月8日晚，指使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华界大肆骚扰，天津日军则乘机宣布戒严。随后，于11月10日晚，在混乱的烟幕中，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将溥仪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箱里，偷偷地运出静园，与郑孝胥父子会合，登上一艘小型运输船，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驶抵大沽口。又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的满铁码头。当时，溥仪曾把此行视为“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我的前半生》第285页。；因此，异常兴奋。但抵达营口后，却被关东军封锁起来。负责“迎接”的关东军特务甘粕正彦，先把溥仪送汤岗子温泉旅馆——一座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软禁起来。继而，又把溥仪迁到旅顺大和旅馆，限制其行动自由。溥仪在这里一直住到伪满傀儡政权成立前夕。
2所谓“建国运动”
1932年1月初，关东军侵占锦州后，认为在东北建立伪中央政权的时机已到。1月13日，板垣从日本回到东北，根据日本政府筹建伪国的指示，频繁同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等密谋。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其办公室，召开了所谓“建国幕僚会议”，进行了“新满蒙自由国最高机关”的研究。1月27日，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所谓《新国家建设顺序纲要》，对伪“中央政务委员会”的组成；所谓“独立宣言”；以及伪政权的样式等做了规定。《现代史资料》（7）；第356～357、367页。接着从2月上旬到下旬，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和松木侠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讨论了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伪国行政、财政、军事、交通以及起用日本人充当伪国官吏和移民、警察制度等等问题。与此同时，2月16日晚，关东军又纠集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及马占山，在沈阳举行伪建国会议，即“四巨头会议”。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及赵欣伯也出席了会议。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及顾问驹井德三列席了会议。会议在关东军的控制下，成立了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热河汤玉麟、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为委员。并对伪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8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完全“独立”。这个宣言虽然是以“东北行政委员会”7名委员名义发表的，但在这7名委员中，汤玉麟、齐默特色木丕勒及凌升并没有到场，马占山虽然到会，却没有签字。实际上在宣言上签字的只有张景惠、臧式毅及熙洽3个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5）
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建国会议”，未来的元首溥仪却没有出席，而是在会后（2月23日）由关东军派板垣将会议讨论的“新国家”的情形通知给了溥仪。板垣说：“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第72页。板垣让溥仪出任元首，元首的称号为“执政”。一心想当皇帝的溥仪则“反复表示，不能放弃皇帝身份，不能就任执政”。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等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否则只能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在关东军逼迫下，溥仪答应出任伪“执政”。
板垣从旅顺回来后，又与关东军参谋片仓、和知密谋，2月25日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国家政治——民本政治；元首——执政；国号——满洲国；国旗——新五色旗；年号——大同。《现代史资料》（7）；第391～392页。
根据上述方案，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新国家组织大纲》，其主要内容有：
伪国名，满洲国；伪国土，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内蒙自治领；伪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伪元首，称执政，由溥仪担任；伪年号，大同；伪国都，长春，改称新京；伪国政治，民本主义。
在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假造民意又指使汉奸大搞所谓“促进建国运动”。为此，关东军专门炮制了《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在各地方伪政权中设立了宣传机构，利用报纸、广播等媒体大造舆论。还通过社团和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至2月底，伪建国运动搞得丑态百出，乌烟瘴气，东北人民对此深恶痛绝。
3伪满政权出笼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之后，一个历史的怪胎——伪满洲国终于出笼了。第一步是于3月1日，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伪“建国宣言”，声称：“满蒙旧时，本另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谋自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705页。接着，日人及汉奸狂欢数日而止。
第二步，此时，溥仪还在旅顺等待。为使溥仪的就任更像是出于东三省的“民意”，在关东军的指挥下，汉奸们还上演了一出“恳请”溥仪出山的丑剧。1～5日，在关东军的导演下，一群汉奸、走狗分几批到旅顺“恳请”，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辽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3页。
走完了这“三顾之礼”过场，3月6日，溥仪及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监视下，乘车秘密到达汤岗子，住进对翠阁旅馆。
第三步，举行所谓“开国典礼”。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等监视下，由张景惠、熙洽等一帮汉奸陪同乘专车由汤岗子前往长春。3月9日，由关东军操纵，在前吉长道尹公署衙门内举行了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参加这个活动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统治部长驹井德三、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伪奉天省政府首席顾问金井章次、伪黑龙江省政府首席顾问村田等一批日本人；参加典礼活动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袁金铠、赵欣伯、张海鹏，已经投敌的内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丕勒，以及清室余孽胡嗣瑗、陈曾寿、宝熙等人和关东军纠集的各伪省“民众代表”。当时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由伪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引入会场，张景惠、臧式毅代表“满洲民众”分别献上用黄绫包着的“满洲国印”和“执政印”。郑孝胥代为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其文略云：“今吾立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凡我国人，望共勉之。”《我的前半生》第313页。从宣言内容可见，它是打着“道德仁爱”的幌子，宣扬媚日思想，反对抗日斗争，鼓吹建立日本的殖民地——“王道乐土”而努力的汉奸卖国宣言。典礼进行约30分钟，即草草收场，而长达14年之久的傀儡戏却由此开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1）
由关东军一手制造的伪满政权建立以后，关东军在这个“新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日本与“满洲国”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东军又是怎样处理这个“新国家”的呢？本节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东军与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