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天晚上，玲姐给我打了电话，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时我又难过又生气，也许还有点赌气，就答应见面了。我觉得玲姐不需要我，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女人需要我的。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又觉得底气不足。再翻一个身，又觉得没必要妄自菲薄。翻滚几次后，似乎从一个死胡同里转出来了，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委屈和赌气，太不成熟了，在这种事上瞎较劲，留下的只能是后悔。实际上已经后悔了，虽然没有打电话去取消见面。
到了中午；玲姐打电话来确认过一次，天知道我又怎么了，竟笑着问起了钟姑娘的详情，对人家很感兴趣的样子。玲姐一条一条告诉了我。我不知道玲姐在说起钟姑娘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我希望她有点酸酸地难过，可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混。
钟姑娘是玲姐中学同学的同乡的女儿，看看拐了那么多关系，就知道找到这样一个姑娘很艰辛。玲姐的同学姓孙，我在牌桌上见到过，我叫她孙姐，进牌出牌都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连孙姐都发动了，我对玲姐的良苦用心实在不应当是这样的反应。
下午下雨，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出门时，雨突然下大了，我希望越大越好，但玲姐已经到了实验室楼下，我没法子找借口不去了。再想想这事，觉得去见见一个Chu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让玲姐知道这种事对我来说，不是介绍介绍就能成功的，她也可以省省心吧。
在路上玲姐向我解释，熟人介绍的知根知底，靠得住些。我嗯嗯着，心中却不以为然，而且相信她也不以为然。我觉得她那么说，无非是找个由头增加这次雨中相亲行动的重要性而已，或者想遮掩她真正的心情。
到了积水潭地铁附近，通往茶艺馆的胡同正在翻修，的士司机不肯往前开，我们下了车。我注意到玲姐不时踩进积水里，她打着伞，为了不让我淋湿，她半边身子都湿透了。进包间门之前，她打开化妆盒掏出梳子发胶，在我头上折腾了一番。
那个姓钟的姑娘长得还可以，皮肤白白净净的，五官精精致致的，身材小小巧巧的——只是看上去不大像个真人，我们走进去时，钟姑娘像个蜡制的女装模特一样端坐在茶几旁，总算是开口了，脸上才多了些活气，但并没有冲淡冷漠矜持。我问了她一些话，她都淡淡地回答了。她也问了我一些，我的回话很简短、明确。双方都明白没必要多问了。我相信学化学的她已经拿准了跟我在一起，不会产生化学反应。
头一回在这种氛围里跟一个Chu女坐在一起，有几分钟我听着哗哗的雨声，觉得这个Chu女正在鄙视我。至少，她应该鄙视我。不过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那张脸很平静，要是再夸张一点的话，她整个人都像裹在了一层冷气四溢的冰壳子里，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过她的手泄露了她的内心，她不时伸手去取糖罐子里的方糖，送进嘴里。不知不觉，这个钟姑娘把那一罐子方糖吃完了。
见钟姑娘和我都不再说话，玲姐和孙姐两人聊开了，一个很含蓄地夸奖我，另一个同样含蓄地夸奖钟。后来我有一点过意不去，就又跟钟Chu女瞎聊了几句，这会儿钟Chu女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情了，回话的时候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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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姐在桌子下面踩了我一脚，提议去西湖菜馆吃鱼（钟姑娘老家是杭州的），我记得玲姐还豪爽地表示要好好喝几杯黄酒，钟姑娘望了我一眼，我低下了头，看着鞋上的污泥，发现玲姐的鞋子里进了水，这是春天的雨水，还有点冷，我希望玲姐尽快回家换鞋换衣服，抬起头朝钟姑娘笑了笑。钟姑娘如释重负，回报了一笑，说改天改天，今天还有事呢。
从茶艺馆出来，沮丧又来到玲姐脸上了，她似乎还想安慰安慰我，说这样的鬼天气最不适合见这种面，“谁知道突然就下大了呢，女孩子的心情很容易受天气影响的。”
我依然嗯嗯着，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对天气的愤恨；心里很想笑，深深地吸进一口傍晚飘荡的湿空气，才没笑出声来。我知道是什么让钟姑娘那个样子的：我一走进茶艺馆的包间，就朝钟姑娘冷冷地扫了一眼，然后热切盯着玲姐的脖颈。也许，钟姑娘的反应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个，不过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4年后，在新世界商场，有一辆婴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接着我看见了一个精致的女人。我认出了她，她完成了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后，比4年前更有情致风韵，温婉平和。我轻轻叫出声来：“钟……”她望着我怔了一下，看得出来，她脑子里的雨声正慢慢变大，接着，她认出了我，笑意从脸上红润的皮肤里透露出来了。
听到她欢快地“哎呀”一声，我真高兴。我们有几秒钟没说话，仿佛在体会着命运安排这次巧遇的深意。我想，她应该庆幸没有跟我走到一起——显然，她后来遇到了一个欣赏她并有能力带给她甜蜜生活的人。我笨拙地逗了逗她的孩子，没多少话可说，彼此望着对方笑了一会，分手前留下了彼此的电话。
茶艺馆相亲失败后，玲姐又安排我陆续见了几个女孩，结果当然还是失败。现在想想，我也真够混的，每次把事情弄砸，还要让玲姐安慰我，玲姐找那些Chu女越来越不容易，中间转的弯越来越多，陪着来相亲的中间人也越来越多（似乎有一点金童玉女小型展览会的意思）。其中有个姓陶的女孩，是玲姐的同事的同学的连襟的朋友的表哥的表妹，真不知道玲姐是怎么挖出来的。一行人浩浩荡荡出现在京郊平谷县桃花节赏花的人流里，让玲姐大为破费，结果却是其中两个跟着来看热闹的中间人互相看上了——正游走着，风起，桃花满天飘飞，惊得那两个有心人四目相向，痴然无语。
我留下的佳话仅仅是：踏着水中的几块石头过河的时候，玲姐要我去牵陶Chu女过来，我顺手从河里捞起一根树枝，洗了洗，让陶Chu女牵着树枝的另一头走了过来。众人大笑不已。
从平谷回来没几天，短暂的春天就过去了。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好像也过去了。此后整整两年，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偌大的北京，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Chu女了，其实当然不是这样，说句混话，我那时候倒宁愿是这样。
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应该是玲姐终于弄明白了：在这件事上，不会有她想要的结果。可是，两年后发生的事证明，这个推测太一厢情愿了。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玲姐让我“自然而然”地认识了一个女孩，并怂恿那个女孩追我，怂恿我去追那个女孩。由此，我也算是领教了通常的合乎情理，有时候在一个女人那里是怎样合乎情理的。两年，这样的事，这样的耐心，想想真让人心惊。再想想，一丝温暖在心里久久盘旋，伴随着苦涩。
那两年里，我还一直以为找女朋友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焦虑的只是我和玲姐的关系，毫无进展，混沌莫辨。依然不时在一起吃一顿饭，爬一爬山，在身体的“非禁区”里非正式地亲昵一下。依然像恋人，但不是恋人，像普通朋友，但不是普通朋友，像亲人，但不是亲人。什么都像，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也懒得去细想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对眼前实实在在的身体进行深入探索的渴望，常常超过了我对抽象定义的热情。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看一盘碟子，一部浪漫爱情片，我主要看她，我能闻到她的呼吸和香水味，我能感到她的手心在出汗，接着，我能感到自己的挺立和疼痛。令人动荡的音乐从片头到片尾响个不停，想跟她发生关系的念头不时从大脑里呼啸而过，要把我变成魔鬼。我不时毛手毛脚地骚扰她一下，偶尔还去禁区的边界袭击她，弄得她手忙脚乱的。忽然，她抬起脸，呆呆地望着我，两眼闪闪发亮。那一瞬间，我有点傻了，竟莫名其妙地有点怕她！她很快回过神来，走进了洗手间里，锁上了门，我听见她放洗澡水的哗哗声，那哗哗声一直很响，但没有盖住她突然爆发的喊叫。喊叫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已经把我吓着了。我从来没听见过她那样喊叫，我隔着门问她怎么啦。她很平静地回答，没什么，水太烫，烫了一下。热水的气息飘进了客厅里，我胡思乱想了一阵。玲姐出来时，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接着，她趴在我胸膛上差不多哭了一整夜。
我抱着她，轻抚着她的头发，她把她自己和我都哭得软绵绵的。我试图理清纷乱的思绪，她在哭什么？我应当说什么？这时候我完全闹不懂她，也闹不懂自己。曾经在脑袋里翻来滚去的那些问题，有一个异常清晰：这到底算不算爱情啊？以前我没有经历过爱情，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就像一个人没尝过苹果，无论读到过多少篇关于苹果滋味的描写，还是不会知道苹果的滋味。如果这不算爱情，到底怎样才算爱情？要不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爱情？再不然，爱情就是这样的？可我怎么觉得这更像亲情呢？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玲姐就像一个母亲一样操心着儿子的婚姻大事……我免不了想：如果我真有这样一个母亲，我还会跟玲姐在一起吗？我不知道。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无力，感到自己渴望拥有一双能洞穿整个世俗生活的目光……有几分钟，我能感受到一个温暖柔软的异性生命哭泣时轻轻的起伏和颤动，我又猛地坚硬了，觉得这正是以那种最亲密的方式慰藉她的时机……可大脑里又有个声音在说，这不是那种时机。这不是那种时机。
跟玲姐在一起，似乎永远遇不上那种时机。
有一瞬间，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也许需要动用大量的脑细胞才能对这个亲密的身体做那种自然而亲密的事情，心里真是不免委屈和疼痛。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相信，在理论上玲姐像我一样明白，我和她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不正常的，这跟一个年长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之间的感情没什么区别。不谈理论。我准备了一些现实的例子：略萨和胡利娅姨妈，卢梭和华伦夫人，雅恩和杜拉斯，这三对名人中，女的都比男的年长10岁以上，相差最大的有４０岁（雅恩和杜拉斯）。有一次我看见一本电影杂志上刊载了“情圣”影帝克拉克·盖博和约瑟芬·狄伦的故事，狄伦比盖博大１７岁，他俩结成了夫妻，我买下了这本杂志，放在玲姐家的茶几上。我看见她拿起来翻了翻，放下了，然后又拿起来翻了翻，看了好一会，才抬起脸对我笑了笑，说：“你呀！”
我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装模作样地看一本围棋书，用两眼的余光观察玲姐的反应。玲姐忽然开口说一声“你呀”，让我准备好的话一哄而散了，像受惊的鸟群。
我知道，再谈下去，她脸上肯定又要出现阴影和泪水，我心里肯定又要升起阵发性的焦躁和迷狂，弄不好还要上升到“信任危机”的高度上去对抗。只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继续忍受着荷尔蒙的折磨，享受着来自一个年长女人能给予的种种美妙。时间涌起又落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一个个日子就已流逝不见。
两年后，一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进行的一项庞大工程，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是一项可以命名为“女朋友”的庞大工程。从平谷回来后没几个月，玲姐就已经选好了新目标，制定了新计划，然后让她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女朋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想想我真是够粗心的，两年，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她对那个选好的女孩到底做了什么，我至今也没完全弄清楚。她对我进行的那些“新好男人”训练，我推测，可能正是那个工程的一部分。
那两年里，玲姐教给我各种有关女人的知识，她还教我做菜，教我说甜言蜜语，甚至教我育婴。她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要做有钱人，主要靠机会，但要做一个新好男人，不需要什么机会，只要有心学习，然后去做就是了。比如说小便的时候，你把马桶的垫圈掀起来，小便后记着把垫圈放下，这并不太费事，但这样的小事做成了习惯，一点一滴加起来，你就是一个新好男人。你不是有钱人，女人也会爱死你。其它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情人节不买玫瑰，太平庸了，应该写情书，做贺卡，录一首你唱的情歌，或做别的什么能表现创造力的事。再比如，打电话的时候多叫对方的名字。再比如，在浴室里装上有两个喷嘴的喷头。通向女人内心角落的门，一扇一扇打开了。每一项训练都不算困难，有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女人是玲姐的敌人，玲姐在教我征服这个敌人的各种方法。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她是在引导我成长，教我做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生活在继续。我毕业、工作、和同学一起租房子。虽然有不少烦恼、压抑、秘密的颓废，但生活毕竟还没有向我露出狰狞的面目，世界还笼罩着一层彩色光晕。我乘公交车上班、下班，吃食堂或进馆子，差不多每个月郊游一次。我把未来放在未来，把过去放在过去，让现在不受挤压充分敞开，让梦想的种子落进时间的缝隙里……那时候我真年轻，看得见人生白嫩的根须在深入，在发展。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这年春天，我２１岁，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去玲姐家里。冷清了一个冬天的牌局，在春天迅速升温了。如果不是因为实在凑不够人数，一般我不会入局的，我宁愿去收拾餐桌上或厨房里留下来的残局。打牌，尤其是打“双升”，跟我喜欢的围棋比起来，完全是一种坐着打发剩余精力的体力活动。由于态度不端正，我打牌的战绩很不怎么样，我不得不上场的时候，往往只有玲姐不得不跟我做本家。
这天正玩着，一个戴铜镯子的女子走进来了，一进门就宣布自己得了感冒，正在打牌的女人们慌忙慰问了她一番，末了，玲姐问她这几天忙些什么，铜镯女子说：“拚命喝水！拚命撒尿！”
女人们都大笑起来，连平时懒得笑一笑的孙姐，也笑得趴在牌桌上，手中的牌搁在后脑勺那儿，全亮出来了。孙姐的搭档笑着直抹眼睛，空出来的那只手有意无意地压在孙姐亮出来的牌上。玲姐一边笑，一边夸：“还真是一副治感冒的水方子！”铜镯女子仿佛受到了鼓舞，咧着大嘴，得意洋洋绕桌一周，要查看每个人手中的牌。轮到我时，我直接把牌交到她手里，说你玩吧。铜镯女子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真乖。她伸出戴铜镯子的那只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玲姐说：“明儿把小帅哥借我一天好不好？我想带他去逛街。”
玲姐收住笑，说：“打牌打牌，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还嫌感冒得不够严重啊？”说完又笑。铜镯女子乱笑个不停。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听着打牌。她们常常停下来谈一阵子男人，然后打一阵子牌。铜镯女子嗓门最大，有十多分钟她差不多打一张牌出来就要骂一声“臭男人”，虽然并不是特定骂我，可在场的男人毕竟只有我一个。我去客房里躺下了，听见牌局散了，才走出来嘟囔了一句：“她以为她是谁呀！”
玲姐赶紧关上门，等牌友下楼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拉我到沙发上坐下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不该那么小气，“摸了一下头又有什么，你又没少一根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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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更不痛快了。铜镯女子说“借”的口气，分明是拿我当小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