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包括最野蛮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样，暴力对张献忠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张献忠有时策略性地拒绝理性，因为他深知对非理性的恐惧深植于人性之中。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蛮不讲理时，他最容易得到无条件的顺从。
第二十八节 “打粮”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穑，地生之利，未间屯种”。
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开朝，然而，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帝国”之内强抢。“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①，同伴俱斩。”
所打之粮，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正如一本企图为张献忠“翻案”的传记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在四川的两年多时期中……据我所见到的材料，张献忠没有采取过一项直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过去流动作战，靠在各地‘打粮’，如今一住两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很快吃光，几十万军队不能空着肚子，这就必然要从广大农民身上取得粮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农民战争的书，说得更清楚一些：“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成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撰著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①所谓小剥皮，即将人两肩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与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
许多大人物一再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老实厚道的农民们什么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饿死。
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在这样的统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拥护这个政权也情有可原。
第二十九节 农民起义的三大功用
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帝国。一处揭竿，举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直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都使官兵义军双方军队所过之处，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帝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90％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每个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会迅速增长，并于王朝中晚期达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汉民族这个繁殖力最强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压力而毁灭。
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而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
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以想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
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
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以及摧富益贫的口号，最初都是由儒家创始人提出来的，不是造反农民的发明。
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
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
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第三十节 “贼之失势在止”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
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chuō）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如鬼蜮（yù）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部惯于“以走致敌”。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在进入四川之前，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
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我（指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则困不住，要追则追不上，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这是他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户部主事张绍彦说：“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这确实是至理之言。张的军事优势正在流，一旦静止下来，由进攻变成防守，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在停止流动之后，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
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由于战线越来越长，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一个个又变得强大起来。
第三十一节 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不久，明朝将领先后占领了四川东部和南部的綦（qí）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
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间，他曾经无数次走投无路，不也是过来了吗？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张献忠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历史教科书上难以见到的现象出现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
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
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清人彭遵泗著《蜀碧》更载：
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贼所破郡县置守牧令判等官，缉捕百姓。时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杀贼。一时伪官或刺于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于水，几于殆尽。
在南充，原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渠县进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顺庆谯、冯二姓，潼川杨先志、林时泰，詹州陈铁脚，岳池刘武举俱起义兵。
川西原明朝军官朱化龙“敛兵自守”，也割据一方。黎州土司十六岁的马京起兵反抗，“得兵万余，恢复雅黎”。在张献忠实际控制区内的百姓也纷纷起义，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第三十二节 两个传教士的回忆
张献忠始则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沐风栉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帝国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中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张献忠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了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沿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评论的：
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来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其所见所闻载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张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
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