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达到震慑的目的。
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的各个角落。
传说中的“劫数”似乎真的要降临了。
第二节 一日一夜黑风起
中国人对佛经里的“劫难”二字有着独特的解读。劫难并非像佛经所言千万年才发生，而是每隔一二百年就要降临中国大地一次。
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就要压垮王朝的纲纪，劫难如约降临。平时循规蹈矩的人们失去理智，相互杀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们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雄伟的建筑与山积的财富化为灰烬。
劫难过后，人口锐减，吸够了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养新一轮的繁荣，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巍然建立。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了无新意地循环，一代代先人的灾难记忆，积淀成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愚民百姓虽然缺乏把握历史规律的理性能力，却不乏体察历史节奏的感性直觉。每有天灾人疫，老人们就会念叨：“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天下大乱前，常常会出现种种耸人听闻的预言：“近世将遭大劫，天地昏暗，日月无光，人民非被刀兵水火，即罗奇疾。”“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
明末义军纷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地鱼烂之时，四川相对平静。他处赤地千里，灾异流行，天府之国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派太平景象。豪门大户斗鸡走马，争奢竞侈，似乎他处的灾难与四川毫不相关。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不祥的歌谣在歌舞升平的巴蜀大地悄悄流传开来：“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又有一首同样阴森：“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有屋无人住，有地无人耕。”
大人们听了，每每喝止孩子：“不要唱！”拉过来打屁股。
然而，还是禁不住。
谁也说不清这些歌谣起自何时，来自何方。它们就像毒瘴一样，从静僻幽深的山阴水涯处弥散出来，带着刺骨的寒意，让在太平世界中生长起来的四川人不禁暗暗打一个寒战。
四川人不久之后的遭遇，可谓与这首歌谣分毫不爽。中国人的预言能力让人震惊。然而，无奈的是，这种预言能力却丝毫无助于这片土地上的人逃脱将要罹受的灾难。这就是这片土地的诡异之处。
所以，中国人说，“在劫难逃”。
第三节 亲历者余瑞紫的记忆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部和江西一部。这是他起义以来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
然而，此时李自成已横扫北中国，北京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就帝国而言，四川僻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
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他率全军溯江而上，沿巴东、巫山、奉节一线进入四川，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于是便有了重庆之战。
破城之后张献忠部的作为，史书上只有简单扼要的寥寥几笔：“重庆城陷，（明宗室瑞）王被执，夫人、世子，阖门自尽。”“大杀”，“自瑞王以下，死者万人”，“贼断军士臂三万七千人”。
和平时代的人们也许无法通过这寥寥二十几字感受彼时重庆人在劫波中遭遇的恐惧和痛苦。古往今来，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战争中的某些内容不过是毫无新意的重复，比如火灾、屠杀、妇女的罹难。数年之前，张献忠攻破安徽庐州城（今安徽合肥）时，城中一位叫余瑞紫的读书人曾在文章中记载了张部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借用余瑞紫的这些记载，了解那个时代“城破”这两个字对百姓意味着什么——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张献忠部转掠安徽。
五月初六日，天还没亮，安徽庐州城内忽然鼓噪大起，人民骚动。原来张献忠部已在市民睡梦之时突袭攻破了庐州城，街上不断驰过张军的马队。余家上下顿时乱成一团，七嘴八舌讨论怎么办。余瑞紫回忆说：“我母亲说：‘你快跑，别管我！’老婆也叫道：‘快跑，别连累你！我不过一死！’我于是和二弟一起离家逃跑。”
灾难到来之时，与西方人妇女、孩子优先相反，在生活中牺牲惯了的中国女人会一如既往地将活的机会让给男人，而中国男人则当仁不让，清人王秀楚撰《扬州十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余瑞紫与弟弟跑了。“到鼓楼南街，街上人已挤满了。往南走，南边是张献忠的士兵，往北跑，北面也已经被张军把守。人们两头乱窜，如鱼游釜中，二弟和我此时失散了。我见街边一户人家门虚掩着，就钻进去，钻到了这家卧室床下。这时，又有一个人也在慌乱中跑进了这个院子。后面紧跟着一个张军。那个人吓得要死，浑身发抖，幸那个军人对他说：‘你不用怕，不杀你，吾们老爷要吾们来安抚你们。’”
余瑞紫闻听此言，想既然他们不杀人，不如出来，要不然一会儿军人搜完了东西放火烧屋，自己反倒无处可逃。于是，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
那个军人在院里找到了两头大驴，命两人牵着，到十字街去搬东西。路上经过一家门口，有一个老人守着门。军人问他：“家里有牲口吗？”老头回答：“没有。”军人挥刀，把老头劈头砍死。进院搜寻，果然没有牲口，只搜出了一大堆绸缎衣服，放在驴背上驮着，来到西门外放下。余瑞紫又被军人押着回城内去找酒。
路上恰路过余家，余瑞紫“从火巷中一望，只见老祖母还扶着后门框站着往外看，我也不敢和她打个招呼。这时，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尽节自沉于水塘中，我老婆也跳到塘里，所幸没有没颈，头掩在浮萍之中，得了一命。我弟媳妇周氏晚了一步，刚刚跑到塘边，就被进院来的张军扯住，周氏尽力挣扎，被张军一刀砍在脖子上，昏厥过去。刀砍得不深，没有砍断喉咙，迁延到第二年六月才死去”。
妇女的大量死亡是东方攻城战争中的固定情节。她们的自觉性也一再令人惊讶。她们壮烈得懦弱，高尚得简单。
余瑞紫抬着酒坛，路过回龙桥巷。“到赵家塘石台砌边，只见满塘妇女，有淹死的，横尸水面，也有许多没死的，在塘中半浮半沉。台砌上还站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妇，犹豫着不敢往下跳。看见我们过来了，那少妇才要往塘里奔。押我的军人上前一把扯去要带走，妇人大哭挣扎。老妇人战战兢兢地从旁劝道：‘千岁爷爷叫你去，你就去吧！’妇人越发大哭不去。”
余瑞紫大着胆子上前劝这位军人说：“老爷，这么偌大一个城，还少这么一个女人？这水淋淋的要她做什么？”这位军爷心肠不错，放过了这个妇人。
第四节 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农民起义军的作风和军纪，是历史阅读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我们在课本上和电视里所看到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真正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军所过之处，难免玉石俱焚。
其实，农民军自己并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即是张献忠部一贯的宣传口号。
即使是以军纪严明著称的李自成部，在向北京进发的途中，也同样发布命令：义军兵临城下，不许抵抗。起义军放第一声炮，城中掌印官要出城迎降；放第二声炮，城中绅士（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要出城投降；放第三声炮，全城百姓要跪在街边，迎接起义军入城。如果略有抵抗，则破城之后，必大举屠杀，“寸草不留”。在史书中，并不乏李自成屠城的记载。
就连在《水浒传》中，那些用理想的笔墨塑造出来的好汉们，也视“洗荡”村庄为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万人家”的祝家庄后，立刻“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只因石秀说道，祝家庄里有一个老人，曾经给梁山好汉们指路，“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这才大发善心，唤来老人，对他说：“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
对农民起义军的军纪作风，其实不能苛求。这些好汉们拿起刀枪前，手里握的是锄头。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
第五节 农民起义的本质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中学历史课本上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故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
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人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仅清朝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略翻一下世界史，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只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
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997年，诺曼底地区的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1024年，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弟兄之爱”。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人群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走投无路。
第六节 农民和农奴的区别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却是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帝国行政网络之内。
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朝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内，能够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据学者推算，中国农民去掉赋税后，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连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所打断。
专制权力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越来越贪婪。尤其是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要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止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第七节 刮人肉者如屠猪狗
在明末，农民们被逼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落？
关于那时社会危机的记载和描述已经太多了，在这里只需要引用下面两例资料：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官员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今天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都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我问当地人，问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同声说：‘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没人种了。’当地人说，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税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亲戚也没办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担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现状。”
在政府的过度榨取下，农民们无法承受农业税的重压，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这尚是承平年景所见。而灾荒一来，农民就更无路可走了。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yóu）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第八节 缺乏弹性的权力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刚性的程度，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
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