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秦桧入朝为官，但他来的时候不对，恰好金人入侵，铁蹄踏破国都汴梁城，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两人，双双沦为了金人的战俘。而后金国人想在北宋建立起一个傀儡政权，瞩意张邦昌出任皇帝，就暗示北宋的大臣们上表，拥戴张邦昌。
这时候的北宋诸臣，尽陷入了一个博弈死结之中，如果拥戴张邦昌的话，只怕一世清名，毁之一旦，可如果不拥戴张邦昌，金国人的狼牙棒，不带跟他们客气的。怎么办呢？众大臣眼珠一转，忽然间看到了阳光少年秦桧，顿时计上心来。
于是众臣上前，激励秦桧说：“金人欲立张邦昌，我辈爱国之士，满腔热血，这时候不出来说话，更待何时？”
秦桧一听，对啊，我可是阳光少年啊，金国人这种明目张胆侵犯国家主权的事情，正是需要我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于是秦桧脑袋一热，就实名上书金国人，强烈反对拥立张邦昌，要求释放徽、钦二帝。金国人见到书信，勃然大怒，当场将秦桧一并捉入战俘营，押到了北方。而当秦桧顶着风雪，踏上流放之路，正是朝中群臣疯狂上书，热烈拥护张邦昌出任皇帝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对于秦桧的心理伤害与刺激，是何等地强烈。
遭受到官场那无形的陷阱，这痛苦的遭遇让秦桧的心迅速地浸满了仇恨的毒汁。若干年后，当他再从北方回来的时候，那个心地纯净的阳光少年已经永久性地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阴冷狡诈的权臣，这个人到死都牢牢地把持着权柄，架空了宋高宗赵构。史载，出于对秦桧的恐惧，赵构每天上朝的时候，都要在膝盖处暗藏一把匕首，可见秦桧身上散发出来的那阴暗的气息，甚至连赵构都恐惧不已。
由一个阳光少年变成了黑暗势力的代表，秦桧其人难辞其咎。他错就错在过于低估心性中的阴暗力量了，不仅没有防备别人心里的暗算，更没有防范自己心灵深处的暗算，这才让他永久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说，年轻人初入官场，务必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底细过于轻易地暴露出来，这不唯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负责，也是为了自己的心灵负责。遭到暗算之后的官场人，太容易受到心灵中的黑暗力量的吸引了，一旦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万劫不复。
第34章 官场陷阱二：观念的错位
官场上的趋同性法则决定了：场面上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追求，如果你的价值观念与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你就必须要小心地加以掩藏，以免被别人视为异类。
首先，官场上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价值观念，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更不是贴在墙壁上的，而是深藏在每个官场人的心里，体现在官场人奉行的行为准则上。
北宋年间，朝廷陷入财政困境。于是王安石入京师变法，引发了朝臣们的激烈争论，好端端的一个朝廷从此一分为二，分为了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派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但凡这两个派别的人遭遇到一起，因为政治观点的歧见，往往会争吵起来。
这时候，易学大师邵雍也在朝中为官，他是属于保守派阵营的，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不以为然。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是隶属于保守派阵营的，反对他哥哥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还有一个叫吴处厚的官员，也是保守派中的一员，于是王安国就在家中设下小宴，邀请邵雍及吴处厚赴宴，共商反对变法的大计。
接到王安国的邀请之后，邵雍却说他的身体不适，不肯前去赴宴。有人问：“你们三人岂不都是反对变法的吗，为什么你不肯去赴宴呢？”
邵雍回答说：“没错，我们都是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的。但是今天这个宴会，请了吴处厚，事情就有点小麻烦了。要知道吴处厚那个人，嘴巴非常地尖刻，讥讽起别人来妙语联珠。在今天的宴席上，他肯定会嘲弄王安石，尽管王安国也反对他的哥哥，可无论如何，亲耳听着别人当着自己的面嘲弄兄长，他肯定忍受不了，搞到最后，他们非得打起来不可，所以我才不去趟这浑水……”
果然，一切正如邵雍所说，到了宴席之上，吴处厚不断地出言讥讽王安石，王安国却是越听越不爱听，终于忍无可忍，当场和吴处厚翻了脸皮。保守派内部越打越激烈，最终伤了和气。王安国盛怒之下，就要去皇帝面前告状。而邵雍精研易理，先知先觉，避免了让自己陷入这场无益的纠纷之中。
古话说，疏不间亲，血统与族亲，构成了中国人价值观念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当事人疏忽了这一点，就会失足踏入官场陷阱，平白树敌。而官场之上，其生态结构的变化极为迟缓，你遭遇到的某些人，有可能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同僚同事，一旦树敌，终身不安。
价值观念深藏在人的心里，是很难改变的。北宋真宗年间，宋真宗好大喜功，想入非非地要去泰山封禅。然而泰山封禅，于皇帝而言须得莫大的功德，有史以来，唯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五个皇帝可以封禅，其他的帝王，是不具备资格的。
可是对于宋真宗而言，正是因为不具备资格，他才想去泰山封禅，至少登上了泰山，日后人们再说起皇帝来，就会把他和秦皇汉武并列在一起，否则的话，中国历史上如此之多的皇帝，谁还记得住一个小小的宋真宗？
然而宋真宗这个想法，却遭到了朝中众臣的一致反对。驳回宋真宗这个想入非非之念的，就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群大臣。见此情形，宋真宗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悄悄地将王旦召入宫中，赐给他一坛子酒，说：“拿回家去慢慢喝吧，这酒味道不错。”
王旦知道这坛子酒有问题，回家打开泥封，果然见珠光宝气，耀满堂室。原来，宋真宗为了达到让王旦支持他泰山封禅的目的，不惜以皇帝身份向大臣行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到了这一步，王旦已经知道宋真宗是决意封禅，痴心不改了，只好收下珠宝，从此以后在朝中做个闷嘴葫芦，闭口不言。宋真宗终于如愿以偿，泰山封禅成功，将自己的名字和秦皇汉武挂在了一起。
但是，王旦却因为此事，终生也无法原谅自己，他临死前还在忏悔自己当年没有勇气拒绝皇帝的贿赂，然后吩咐家人：“我死后，不得用华丽的丧服，要用粗麻黑布将我裹起来，让后人知道我是一个缺乏勇气的罪人……”
王旦至死也无法原谅自己，那是因为人生价值观念构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人格一旦受到冲击，就会陷入极度的惶恐境地之中，善良的人会因此而承受着良知的折磨，而心狠手辣之人，却会铤而走险，无所不用其极。
东汉桓帝的时候，名臣桓彬在群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此时国家政权已经落入宦官手中，中常侍曹节的女婿冯方被任命为尚书郎。得官之日，冯方大宴宾客，并诚恳地希望名臣桓彬给他一个面子，出席他的宴会，却被桓彬委婉地回绝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冯方是阉党，而桓彬身为士大夫，这次拒绝迅速地引爆了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此后冯方不断入宫，央求皇帝诛杀桓彬，最终迫使汉桓帝下诏，将桓彬罢官，永不许其出仕。
古往今来，官场上最可怕的是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的两条路线，说白了就是不同观念的冲突。但即使是在最温和的时代，官场上也隐伏着几条不同价值观念的主线，每条主线上聚集着相同观念的同僚，如果年轻人对此缺乏足够的认知，以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槽子里吃食，理应一团和气，那就会为自己的未来埋下忧患的种子。
缺乏对这方面的认识，不要说普通的小人物无法立足，即使是皇帝，也难以自保。东汉年间，汉昭帝死后没有子嗣，于是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闻知此事，兴奋得手舞足蹈，当即率人飞奔京城，仅半天时间就狂奔了一百三十五里路，累死的马匹扔了一道。等当上了皇帝之后，年少无知的昌邑王就此大玩特玩起来，他不仅整日里与弄臣狎戏，还不断地幸御美貌宫女，就这样没心没肺地玩了二十七天，突然之间群臣涌入宫来，当场将他揪下龙椅，历数了他一千一百二十七桩大罪，当即废掉了他这个不成气候的皇帝。
宋真宗向重臣行贿，昌邑王刘贺被大臣们废掉，可知即使是位置再高权力再大的人物，也必须要考虑到官场的主流价值观念。当然，历史上，胡作非为的帝王与权臣比比皆是，但是这些人在作威作福之前，必须要先完成一项准备工作：改变职场的主流价值观念。
要改变职场的主流价值观念，掌控权力的人就必须先将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提拔上来，将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排挤出局，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遭到被排挤者的强力反弹。
大人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无权无勇的小人物，在初入官场的时候根本对官场的主流价值观念没有丝毫的影响力，除了惕厉警醒、善加自保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第35章 官场陷阱三：价值判断能力的缺失
所谓的价值判断能力，是指对一项具体工作的价值性判断。当然，官场，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其价值，但是它带给当事人的价值却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种工作，支付的成本很低，付出的劳动很少，但当事人的收益却极大。譬如西汉末年，王莽意欲篡夺朝政，却苦无借口，这个政治风向立即被一个叫哀章的家伙抓住了，他立即铸造了一只大铜匮，做了两道标签，一道写上：“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道写上：“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然后自己又伪造了“金策书”，书中说：“王莽是真命天子，天下人理应奉之”，此外还写明了辅佐未来天子王莽的八个大臣，再加上自己的名字，又编出俩人名，总共凑了十一个人。然后他扛着这只铜匮，送到了太庙。王莽听说了这个消息，大喜，立即将铜匮搬到朝廷，以沉痛的语气宣布道：“我德行不好，可是上天非要让我做皇帝，我是真的没法子，上天最大嘛……”于是王莽登基，哀章也顺理成章地披上官衣，成为了辅政之臣。
官场上尽多投机钻营之人，每天绞尽脑汁地寻找这种机会。尤其是在政治风云动荡的时际，这种成本低、劳作少、收益却奇高的工作，通常会被大量地创造出来。
武则天时代，冀州一个叫胡延庆的人，捉了只大乌龟，就用红漆在龟的肚腹上写了“天子万岁”四个大字，然后进奉给朝廷。不想朝中诸臣最是厌憎这种溜须拍马之人，当即拿手指头一抠乌龟的肚皮，就将红漆抠了下来。然后众臣齐声道：“启奏陛下，胡延庆欺君罔上，按律当斩。”武则天却慢慢摇头，说：“你们太过分了，这胡延庆也是一番忠君爱国之心，只是方法有点不对头，这事就算了吧。”
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不肯惩罚弄虚作假的胡延庆呢？
这是因为，掌权者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好消息。举凡与好消息沾边的工作，均有着成本低，付出少，收益高的特点。
相反，凡是对于掌权者不利的消息，不喜欢的消息，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这一类性质的工作，都具有成本高，劳作重，收益低甚至是负收益的特点。
举例来说，靖康年间，金兵铁蹄直逼北宋皇都汴梁，宋钦宗屈于金兵的军事压力，被迫遣使求和。于是圣上有旨，命尚书左丞相王禹，护送康王赵构去金兵大营中谈判。这项工作，就是十足的低价值工作，进了金兵大营，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是一个极不乐观的问题。就算是运气好，活着回来了，可这种事，你干得再好也得不到丝毫嘉奖，反而让人疑心你和金兵串通一气。所以左丞相王禹接到圣旨，当即把官服一脱：有本事你宰了老子，这活老子不干……
宋钦宗怒不可遏，当即将王禹贬官。然后再传旨，吩咐知枢密院事冯獬，带着康王赵构去金兵大营。冯獬也是一个机灵人，知道此时宋钦宗正在火头上，不敢违抗，就带着康王赵构出了城，在城外溜达了一圈之后，估计宋钦宗可能已经忘记还有这茬了，又偷偷溜了回来。
可是金兵铁蹄在耳，宋钦宗怎么可能忘了这事？发现冯獬太狡猾，宋钦宗怒不可遏，当即将冯獬罢官。然后又派了刑部尚书王云和康王赵构出城。
要说这王云脑子真是不够用的，亏他还做到刑部尚书，这倒霉差事，人家王禹和冯獬都不肯干，你王云还不长点儿心眼，快点脱了官服跑路啊？可是王云缺心眼，真的带着赵构前往金兵大营，走到途中，遭遇到爱国群众，被群众们骂为汉奸。最终群众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把个王云活活打死了。
这世上，尽多死得冤枉之人，可谁也没有比王云死得更冤。别的人冤死了，好歹还有个平反的念想，可是王云不唯没指望平反，而且家人世世代代空背着莫名其妙的汉奸家属的罪名。
同样的事情，在北宋年间层出不穷。由于金兵屡屡南下，强迫北宋割让太原三镇，宋钦宗召开御前会议，商量这件事，众臣一声不吭，唯有名臣李纲站出来反对，他要求立即派出能臣一员，守住太原，绝不将国土轻让他人。
李纲的建议是好的，是爱国，但是当他把这个建议提出来时，就立即使自己陷入了绝境，只听得群臣众口一词，热烈支持李纲去守太原。这下子李纲急了，据理力争，再三解释说自己是文臣，干不了守土这工作。既然你干不了，那你瞎嚷嚷个什么劲？最终李纲被群臣合力挤出朝廷，而太原三镇也终被金人夺走。
李纲枉为名臣，他错就错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没有把自己考虑在内，只想着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提出冠冕堂皇的政治目标。却不想这样一来，就等于为朝廷制造了一桩高难度、低价值的工作。放眼当时整个北宋，根本不可能找到能抵抗金兵的将领，所以李纲制造出来的这桩工作，最终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但凡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下李纲这种错误，只考虑整体利益格局，却没有想到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一不留神制造出高难度、低价值的工作，等于是为自己挖了一个陷阱，被同僚挤兑出一个请君入瓮的结果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年轻人初入职场时，对工作的考虑一定要顾及到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这个消息是否是掌权者愿意听到的。如果是，多说几句也无妨；如果不是，那就千万要小心，搞不好就会踩到虎尾之上，极是危险。
年轻人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工作流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举凡低价值的工作，都有一个听起来简单，但细节上极为繁琐麻烦的特点。疏忽了这一点，势必是缚手缚脚，纵然是付出百倍的辛苦，结果也是有过而无功。
第36章 官场陷阱四：习惯与爱好的排斥
同治年间，有一个姓王的军机处章京叫王珂，他生性诙谐，爱开玩笑，而且熟知官场上的许多趣事，经常用来和同僚们打趣，因而极受同僚们的欢迎。
有一天，王珂在上朝的时候，忘记了带朝珠，就向好朋友汪国良借。汪国良进屋里拿出来一串朝珠，说：“这串朝珠不是我的，是我妻子的，我的朝珠你戴着不合适，就拿我妻子的朝珠应付一下吧。”王珂接过朝珠，正要出言感谢，忽然想起一桩趣事来，就笑嘻嘻地吟道：“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粉花香。”
王珂吟的这句诗，却是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话。好多年以前，一个官宦家的女儿与当时的相国有私情，恩爱难舍，故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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