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别急，是这么个情况。昨天你电话断了以后，我就直接和那边联系了，把你的情报都说了。那边也说会立刻就布置下去。不过毕竟这消息源不算很铁，我也没法说得更清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出了点小问题。”
“小问题？”
“就是出警的警局没有执行严格的保密，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大，警力较多，有点怨言，人多嘴杂……结果有个户籍警想起他的表弟渔民好像说起过这两天有人要雇船出海，就随手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他表弟贪钱，没有直接报警，唉。”
“他带着郑剑锋他们出海了？”
“他倒还没这个胆子明知故犯，对警察说船早就租出去了，他自己没上船。警察今天一早查到他家的时候，船已经出海八个小时了。”
我不禁骂了句脏话：“那谁开的船啊。”
“不知道，总有一个会开的。船上一共三个人，郑剑锋和刘朝华之外，还有一个叫黄河的。船主说刘朝华对船的情况比较熟悉，像是会开，那个黄河做过几年海员，有海上经验，也可能会开。”
“那水上警察去追了没有，现在还没追上是吧？”
“追是追了，但船开出去这么久，那是在海上，很难。”
“调直升机呀，卫星定位呀。”
“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船不主动报方位的话，基本不太可能找得到。”
“什么不可能找到，是不愿意动用那么大资源吧。”
那头苦笑一声，说：“用卫星去茫茫大海上找一条船，这不是愿不愿意动用资源的问题，民用的根本做不到，军用的能不能找到还是两说。”
我心头一急，忍不住就要不顾后果，告诉他郑剑锋身上有原子弹的事。
“但你也别急。”郭警官安慰我说，“他们是到不了日本的。”
“你怎么能确定？”
“船主说了，船上没有足够的油。本来前一天就要开船的，就是因为柴油不足，等着船主去买油，才拖了一天。船主说了警方会拉网排查，那三个人就急匆匆开船走了，但船上的油，连去D岛都只够单程，更别提去日本了。等到没油了船在海上漂着，他们就只能打开无线电呼救。”
“可是他们是在明知油不足的情况下选择提前出发，他们肯定有应对方案。”
“无非是在海上向其他的渔船借油。警方已经发出通告，不会有船借他们油的，而且一发现他们的船，立刻就要向警方报告。你就放心吧。”
郭警官安慰了我几句，让我等消息。此时此刻我也没有其他法子，只好接受他的安慰，但心里七上八下，总是不安稳。
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搞到柴油吗？
通向“放弃 D岛”的反应链，已经被我成功切断了吗？
虽然我逃过了托盘的两次追杀，但心里对托盘的戒惧却越来越强。那种每一步都被算死的感觉实在太糟糕，让我轻易不敢言胜。
但无论如何，现如今渔船已经在茫茫大海上，我又能做什么呢，无非坐等消息罢了。好消息，或者，坏消息。
这样的无力感一生，所有的疲惫与伤痛顿时从每个毛孔冒出来。我想，我的脑震荡应该还没好全，整个大脑就像老牛拉破车，稍微一动就嘎嘎响，歇一下吧，从内到外地放松，等待最终结果。
我去买了个手机，补了张卡，然后打算去火车站买回上海的车票。开机之后，来了七条短短信，除开移动的地方欢迎短信，天气预告之类，还有四通来电提醒。其中三通来自同一个人——王美芬。
她又出来活动了？她的危险解除了？
说心里话我真想暂时什么都不理。但是不行，她打了我三个电话，肯定是有非常要紧的事。
我叹了口气，回拨过去。
“总算和你联系上了。”她劈头就说。
“我又逃过一劫，只丢个手机算好的了。”其实我的行李也都丢了，但好在钱夹还在。
“我知道，你居然能连续逃过托盘的算计两次，这简直称得上是奇迹了。”
“过一过二不过三，说实话要是托盘再来一次，我真没有信心能逃过去。”
“不会有第三次了。”
“怎么可能？喂食者协会打算放过我了？”
“当然不会放过你。我是说，你已经连续逃过两次托盘的算计，协会把你看作一个变数，决定不再仅仅依靠托盘，而是回归土办法。”
“土办法？你是说……”
“一个延续百年的秘密组织，不知经历过多少的变故，在托盘出现之前，你以为协会是用什么方式解决一些特殊问题的？”
“你是说拇指？”
“啊，对了，我和你说过的，就是拇指。最有力的，握刀的拇指。虽然拇指现在大多数时候的任务，只是涂黑公交站牌这类毫无难度的托盘指令，但是当碰上你这样的变数时，重拾老本行对他们来说也毫无难度。据我得到的消息，对你的灭口令，已经下达到拇指了。”
“灭口令？”
“是的，听上去毛骨悚然吧。拇指里面，可有的是专业的杀手。这和托盘的谋杀指令不一样，那个虽然难以防备，但因为太过精密，只要你的反应超出了托盘的预估，就能逃脱。可面对杀手，那就真正是不死不休了。”
“听上去，像是文的不成，就来武的。”
“你倒不担心？”
“担心有用吗？老实说，我宁可是活生生的人来杀我，也不要随时走在路上都担心天上会掉块石头把我砸死。那么你有更详细的情报吗，比如来杀我的有几个人，是男是女，都长什么模样？”
“我只知道针对你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你随时都可能遇袭。我现在还是不能用托盘的后门，没办法给你更多的帮助。现在我这边还是比较敏感，可能还需要几天，大概一周吧，一周后我会试着再进入托盘，到那时就可以给你帮助，在那之前，你可一定要挺住。”
“对了，D岛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喂？”
“你怎么不说话，难不成是怕了吗？你先前不是自己说，宁可面对拇指，都不愿面对托盘。但是托盘出手两次你都活下来了，我对你有信心。”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什么？”
“我想，拇指已经来了。”
十二、另一种方式
我站在乐清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一角和王美芬打电话。
我所站的位置，足以把整个开放式入口的情况一览无余。视野算不错，但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分心，如果不是那个小小的变故，我根本不会警觉。
在售票大厅入口处，一直有两个男子在徘徊。看他们目光游离的样子，就知道是黄牛。进大厅购票的旅客，只要表现出一点迟疑不决，他们就会上去问一声去哪里，要不要票。
拇指的人后来据我观察一共有四个，都着便装，其中一个年纪颇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估计是头儿。我并没看见黄牛是怎么找上他们的，估计是他们在找我的时候，被黄牛误会了。于是黄牛就上去问要不要票，拇指们当然不要票，理都没理黄牛，这下子被无视的黄牛不高兴了，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拿手去拍中年人的胸口，被他旁边的年轻人一下子推开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这一幕。同时那中年人也看见了我。他指着我招呼同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这种时候，会出现在这里找我的陌生人，除了来杀我的拇指，还能有谁？
于是我马上结束了王美芬的通话。
两个气势汹汹的黄牛不知为何忽然蔫了下来，退开几步，原本我还指望着他们起更大的冲突，好趁机逃脱，现在只好另想法子了。
这里是人流极大的火车站，公共场合，拇指不会有胆子在这儿动手吧？
我和中年人的目光交错只是一瞬间的事，彼此都不能确定对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我收了电话，向他们走去。
中年人盯着我，那三个年轻人已经站好方位，把我的去路拦住。但我却并不看他，而是望向了那两个已经准备离开的黄牛。
“喂，有去上海的票吗？”隔了好几步我就出声问他们。
“有，有。一等座要不要，过会儿就开车了。”黄牛来了精神，其他那几个反倒愣住了。原本板着脸要迎我的也止住了脚步，都以为误会了。
“给我看看票，别是假的。”我凑到黄牛跟前说。
“怎么能是假的呢，别在这儿，我们出去说。”那黄牛瞧了那几个人一眼，压低声音说。
正合我意，我跟着黄牛往外走，经过一个“拇指”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他皱了皱眉。
“喂。”他和我打了声招呼，伸出一脚挡住我。
他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杀我吗，真出什么事能跑得了吗？我心里猜测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脸上作茫然状望着他。
“你是……”
我猜他想问“你是哪多吗”，但我没给他机会。心里决定一下，伸腿就蹬在他脚踝上。
脚踝是最脆弱的地方，我用上了六七分力，没下死力的原因是怕用力过头动作收回得慢了耽误自己逃跑，但已经足够让他“嗷”一声痛叫着蹲下去。我飞快地从缺口逃走，两个黄牛都看呆了。剩下几个“拇指”倒反应很快，没人管那名伤者，都追着我跑。
我冲出售票大厅，冲出火车站，跑到广场上。没工夫回头，只看见周围人的眼神，我就知道后面的尾巴跟得很紧。心里惊叹于他们的胆子，这样的不管不顾，是觉得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托盘来擦屁股吗？
火车站总是治安最混乱的地方，所以也是警察照顾最多的地方。我跑到广场上，一眼就瞧见前面路边停了一辆警车。虽然我看不清楚车里有没有人，但还是往那儿跑去，希望能吓阻追我的家伙。
飞奔到警车前，驾驶位上坐着个警察，头仰着在睡觉。我回头见那三个人压根儿不减速狂奔而来，连忙猛敲车窗。
警察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把窗户降下来。在这短短的三秒钟里我有两次想继续逃跑，面对喂食者协会的庞大压力，警察也显得有点不开靠谱起来。就在这犹豫间，窗户降到了底，后面奔跑脚步声也已经清晰可闻。
“救命，后面的人想杀我。”我冲他大叫。
警察像是还没有完全清醒，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人要杀我！”我嗓门大得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纷纷闪开，给追过来的三个人留出一条通路。
“怎么回事？”这警察说了句没用处的废话。
这种反应当什么警察啊！我在心里狠狠吐槽，后面追得最急的那个，已经伸出手抓我的肩膀，我矮身出腿，一下把他扫翻在地。
什么杀手，普普通通嘛。
才这样想着，后面那个合身一扑，把我压倒在地上，手肘卡在我脖子上，膝盖顶着我的胸口。
“停下，你们干什么！”警察从车里钻出来。
“警察！”压着我的那个大叫起来，随即被我扫翻那个也叫着爬了起来。
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那么大一辆警车停在眼前，才看见？我趁他分心，一拳揍在他下巴上，总算把我的脖子解脱出来。
“警察！”另一个吼着也扑了上来。
有些什么地方不对，等等，这意思是……
捂着下巴的那人从口袋里掏出警官证，冲着警车里下来的警官晃了晃。
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误会了，放弃抵抗，立刻就被脸朝下摁在了地上。
“误会，误会了。”我歪着脸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警察应该是为了郑剑峰的事情来找我的吧，郭警官对他们说了消息源吗？可是他们干什么不好好穿上警服，结果让我误会了他们是拇指。
我被飞快地上了拷，这时落在后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气喘吁吁地说“我就说他有暴力倾向吧。”
“通缉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问。
“你见过敲警车玻璃的通缉犯吗？”我没好气地说。
“那可说不准，还有上个月就有个通缉犯跑进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被逮住呢。”他说。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
那警察本来还笑呵呵的，听我这么说，皱了皱眉，不再和我搭话。
便衣警察抓记者，他有太多种不想介入的理由，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和他说话的功夫，便衣就用步话机呼叫来一辆依维柯警车，专门关犯人的那种，我被推进去，两个便衣坐在我对面。
“老实点。”年纪轻的那个警告我，然后车开了。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这警车来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远处候着。但如果我没有袭警的话，难道这些警察也打算用这辆车来载我吗？对待一个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么都不该是这阵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拷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他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拷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
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院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躁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屈，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