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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夫人未出席仪式，使克林顿感到为难。他本想邀请巴解组织领袖首次访美，是要表明阿拉法特是一位值得尊敬、很负责任的人物，而且有夫人在他的身边。同时，克林顿也很想擦去某些美国人士继续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形象。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提升了美国总统的国际威望，进而以此作为国内政治的一个漂亮之举。
9月13日之行的背景广为当时新闻所报道。有关描写，为苏哈·阿拉法特的叙述提供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而她并不希望在这方面展开任何辩论。
从突尼斯城，我已同美国政府礼宾部门和克林顿夫人私人秘书保持经常接触，就我赴美进行准备。我拟定出席仪式的私人活动，并有个人最具体的日程安排。美国驻突尼斯使馆向我递交了个人邀请信。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完美。这样对我国人民，对我丈夫，如此重大事件，我感到由衷高兴。母亲当时正在华盛顿，因为我哥哥侨居那里。她马上给我选购了一件海军蓝兼白色的西式女服。女人出发前夕还能做什么呢？前去理发师那里。
亨利专门为我理发，他是法国人。我希望做一个长途旅行后能保持不变的发型，而且在华盛顿容易梳理，只用梳子一梳就恢复原样。亨利边理发边打听美国的情况，并问我们巴勒斯坦人是否将很快离开突尼斯返回故土。聊天很快活，继续聊下去。
电话铃突然响起，是找我的：是巴解组织一部长要我尽快去见他，说有重要情况通报。一理完发，我立即去见那位部长。心想，他大概要给我通报一些补充情况吧。
乌姆·吉哈德在场，谈话情形是这样的：
“苏哈，我要跟你说的事，听起来不舒服。不过，你必须放弃华盛顿之行。”
“好呀！为什么？我不明白。克林顿夫人邀请我，我和她的私人秘书处保持往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太难为你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人认为，庆典的时候还不到。”
“可是，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伟大时刻。我们期待着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承认。”
“苏哈，他们并不希望你前去！”
我沉默，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甚至不请伟大抵抗战士吉哈德的遗孀陪同前往。乌姆·吉哈德很惊讶，追问部长原因何在。
这位部长重复说道：
“苏哈，你要明白，你应该主动放弃。为挽救局面，要当着阿拉法特的面采取行动。你若要去出席仪式，一些人不接受你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对阿拉法特说，是你不愿陪他出访。”
我完全失败了，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阿拉法特灰心丧气，独自坐在房间里。我明白了，他已经得知要挟的事情。我于是带着更好的口吻问道：
“你为什么独自在家？出了什么事情？”
“三十年来我多么厚待他们的家眷，可没有一个尊重我夫人。”
“无关紧要，不过嫉妒而已。巴勒斯坦人民四十年来就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问题不在于我去不去，我出席并不重要。”
“不，不能听他们的，你一定要去。”
“亚西尔，不要错过签字仪式，下次我将陪你出访。”
“你不和我们同乘一架飞机，但可经巴黎赴华盛顿，你届时要出席仪式。”
“不，亚西尔，不必啦。他们会把威胁付诸行动。”
“办不到。你一定要去。”他站起来补充道：“我是统帅。”
“不行，没有用。我已决定了：不去。切勿上圈套，不要扫兴。在华盛顿，所有灯光都将瞄准你。”
“不，快去美国使馆取你的签证。”
我想：不可能。他却务必要快去准备，要与代表团成员作最后谈话，要检查所带的文件。在如此严酷的时刻，向谁挑战，都不是时候。我不愿作点燃一切的火星。和平协议应当签署之时，竟然要找决裂的借口，事件的借口，争吵的借口……和平因为我的缘故而倒退，难以想象。重担压在我肩上，自己夹在丈夫意志和他人决意之间。我知道他们尚未把护照交给美国使馆，要等待我的退出。如何摆脱这样的局面？
“苏哈，快去取你的签证。”
我劝他冷静，等晚上给华盛顿打了电话，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出去，马上给白宫挂电话，宣布取消我赴美之行，向克林顿夫人表示歉意，但未具体解释原因。
我接着去办公室看阿拉法特，向他宣布：
“我作了决断，已正式通知华盛顿不出席9月13日签字仪式。”
这一决定不可挽回。他大发雷霆，忍怒不禁，再次做我的说服工作，但无济于事。在这时候，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CNN得知我变卦的决定，希望我在突尼斯对签字仪式加以评论。我相信美国人很快能知道我放弃的原因。CNN派专机紧急向突尼斯城运来卫星天线和摄像设备。
第五部分我陪同赴美被取消（2）
9月13日那天，我不在华盛顿，但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在小范围接受采访，谈我的感想。其他电视台，仍如类似情形，也想收集巴勒斯坦人士的反应。可是大家都局限在白宫绿茵坪上。
惟有我，可以满足一切要求。终于，我在突尼斯所起的作用比在华盛顿还要大。
签字仪式后，阿拉法特给我挂电话。他在宾馆房间稍事休息，抓紧看一会儿电视。他的第一个感想，逗乐似地说：“人们看到的全是你。”
他很快活，两个民族之间的心理之墙刚刚被砸碎了。不过，他很清醒这仅仅是一个阶段。加沙—吉里科协议在某些点上不完善，有缺陷。然而，象征已经确立。为标志变化和精神状态的改变，这个过渡阶段是必须的。要让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
签字仪式本身很成功，带有点好莱坞风格。尽管对这方面有些批评，我觉得仪式充满尊严，激动人心。这赋予一个困难的决策以庄严性。阿拉法特向拉宾伸出手，的确是美妙的时刻。这一举动，仪式礼宾中并未安排，却非常必要。后来，阿拉法特告诉我，他当时感到拉宾有点迟疑，但是握手很坦诚，受到热烈鼓掌和欢呼。
克林顿总统给他俩一个完完全全的礼宾自由。
拉宾和阿拉法特提前一刻钟步入蓝厅。他们过去从未见过面。克林顿站在他们两人中间。彼此先有些犹豫，随后目光对视，寒暄几句，这可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交谈。撞击，勇气，两人忘记了昔日的恩恩怨怨。他们是头一次见面，可三十年来相互了如指掌，多少次凭借武器对抗，而且都曾妄图希望对方化为乌有。难道能忘记各自都曾是对方参谋部的军事目标？
我明白要继续并巩固这一和平行动。我们的痛苦尚未完全消除，尽管佩雷斯有漂亮的言辞：
“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争斗了约一百年，经受两种同样的悲剧。他们一致赞同，决定性地走向对话和相互理解。”
拉宾也指出：“我们，带着鲜血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今天要对你们说：够了，血流够了，泪流够了。”
巴勒斯坦方面，各种讲话少诗意重政治，因为漂亮话满天飞，行动往往跟不上。不必只顾激动，要明确指明华盛顿协议仅为一个阶段。阿拉法特脑海中始终认为：“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结束曾遭受的伤害，曾遭受历史不公正对待的情绪，是实现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最佳办法。”
我未去华盛顿不免有点失望，但看看写在巴勒斯坦天空的这大有希望的一页，这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