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六: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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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六:安史之乱-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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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12'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
  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情,对不起,国法无私。'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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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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