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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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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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杨仆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列入《酷吏传》的代表人物,从这篇传记和其他史料中,可知其人的大体经历。   
    杨仆是河南宜阳人,由千夫出身为吏,千夫是奖励战士武功的赏官,所谓武功爵之一。汉制爵分二十级,武功爵则分为二十一级,千夫是武功爵的第七级。他在河南郡出任吏职,担任相当于五大夫的职位。由于他出色的表现,经河南守的推荐,升任御史。汉初的御史,除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掌副垂相以外,御史中延、侍御史以及临时派遣外勤任务的绣衣御史等等,内举刻按章,外督各部刺史,同时负责治大狱,讨奸猾。他担任了御史职务,奉派督剿山东盗贼,果敢善战,成绩昭著,再升迁主爵都尉。他的才能博得武帝的赏识,南越吕嘉作乱,才派他为楼船将军,率师征伐。这五路大军,当以路博德和杨仆这两路为主力,其余三路只是助攻的部队,而路博德一路战斗力最强,因为他原是屯兵南越边境,待命进攻的,在南越人的心目里,他的声望也高出数人之上。杨仆是临时拜命,由长安绕到豫章,然后率师出发,形势上当然比较落后,可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部署整理,只有杨仆这一路先期攻入南越。   
    为了造成出奇制胜的形势,楼船将军杨仆之军由滔滔汹涌的北江水上直捣番禺,立即占据番禺城之东南;伏波将军路博德率步马将士在后,到达番禺,占领了城之西北面,猛攻番禺城。   
    番禺城依山面水而筑,历经秦尉任嚣、南越王赵佗和吕嘉的多次扩建加固,池深城高,汉军虽攻城多日,无半点进展。   
    后来,有谋士献策,需用火攻,方可破城。杨仆从其计,遂号令将士聚集柴木,纵火烧城,大败番禺守军。因番禺守军素闻伏波将军大名,又不知汉军杀来多少人马,就纷纷从城西北而出,这些南越兵卒几乎全部为路博德军所俘获。   
    路博德见敌军来降,立即遣使者好言招抚,令出逃士卒复入城内进行劝降。至此,守军人心涣散,遂全部投降,番禺只剩一座空城。此时已是元鼎六年十月。   
    南越王赵建德和吕嘉见汉兵攻之甚急,无力再固守下去,遂率其残部数百人逃出番禺,乘船东去,抵达福建漳浦县之太武山上。在山上仓促深沟高垒,筑城以自守,并与跟随的将士集体盟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此城共存亡。   
    汉军追来后,再度攻城,不久城破。无奈中,吕嘉裹挟赵建德率几百入逃亡海上,路博德闻知立即派兵追赶,结果,伏波将军的校尉司马苏弘擒赵建德,原是南越国的郎官孙都俘获了吕嘉。   
    吕嘉和南越王赵建德被擒后,南越国附属郡县不战而下,诸王侯官吏纷纷向汉朝投降。苍梧王赵光闻汉兵到来立即投降,揭阳县令史定投降,原越将毕取率军投降,桂林郡监居翁劝谕骆越4O万人一起归汉。至此,南越国全部平定。   
    战争刚一结束,汉军将领便快马将已擒获吕嘉及南越王的消息,飞报长安朝廷。此时,汉武帝刘彻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武帝刘彻行至汲新中乡,又闻已得吕嘉首级送人长安,立即传诏,以汲新中乡改名为获嘉县。   
    汉武帝刘彻为惩罚已被杀的吕嘉,回到长安后,传诏将吕嘉的子孙宗族全部从南越迁至四川,并设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吕嘉之恶。   
    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历史上存在了5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终结。   
第十章   
余波不绝   
    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诞生,对赵胡与赵昧两个名字的解释,学界争论激烈。赵睐到底是谁?是司马迁、班固真的失误,还是后人的附会?赵佗墓到底匿藏何处?最后的秘境,希望的曙光……   
令人费解的谜团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人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的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2000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决定就地筹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便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优秀的中国古代文明。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争议的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墓主究竟是谁?若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记载,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赵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却是赵昧,这个名字显然与史书上的记载不符,那么这个赵昧是否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赵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样弄错了?是谁将他弄错了。 
    依据考古学大师夏鼎“尽快写出发掘报告,以向学术界公布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的指示,南越王墓发掘完成之后不久,参加发掘的黄展岳、麦英豪等主要成员很快编写出了《西汉南越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的名义,刊发于《考古》1984年第3期。就在这篇初步报告中,编写者认为“赵昧’,就是“赵胡”,并对两者的关系首次作了这样的公开解释:   
    ……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玺”金印,故确定为第二代南越王。《汉书·南粤传》记赵佗惬号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去悟号,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玺”。今本《史记·南越列传》脱失“文帝”二字。这枚“文帝行玺”的发现,证明《汉书》记载是正确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傍号为“文帝”。史汉本传均谓赵佗传孙胡,但发现的名章作“赵昧”,又有“泰子”印二枚,与史汉皆不合。我们认为,如果单从“赵昧”、“泰子”二印考虑,似可斟酌,但“赵昧”印“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昧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记》误“昧”为“胡”,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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