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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范肃然答道：“学生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先生父母教导，深知民族大义。虽然不能献身疆埸卫我家国，但绝不敢为此卖国求荣之事！”
孙元起道：“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当初不少西方传教士为了招徕信众，自恃背后有国家撑腰。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操纵司法审判。强占土地房屋，乃至包庇奸人、残害良民，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怨恨。然而清政府畏惧引起外交纠纷，又因列强的政治或军事压力而无力管束外国传教士。遇到这种事情经常是裁抑中国民众的反抗。使得传教士更加肆无忌惮。
“正因为传教士不断展示出来的强大威力，吸引了不少居心不良的信徒，他们信教并非单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入教之后可以狐假虎威，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势力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这等无赖接受洗礼加入你的门下，之后被官府抓住加以严惩，你会不会出于宗教热情而伸出援手，对官府施加压力？如是有。便是干涉政治！”
如有教友犯法被捉，教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闻风而起。也不管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总之围攻政府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就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伤害国内外同胞信众感情”，政府也马上变成**愚昧、腐化独裁的代名词，可以打砸抢、可以被推翻。此种戏码孙元起屡见不鲜。而且这类事情不仅出现在清末，近一二十年在某些宗教地区也时常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不断涌现，这种事情也出现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如今的“公知党”，对于这一手法更是驾轻就熟。比如平度拆迁事件甫一爆发，真相尚未大白天下，马上有数百名新闻记者、律师“为了正义、良知和期待的法治”自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千里驰援，以煽动的言辞祸乱天下，对政府施压，意图操纵司法审判。
赵景范抿抿嘴：“学生传教之后绝不干涉政治！”
孙元起又道：“其次，传教不得与其他宗教或教派发生剧烈冲突。早在基督、天主等教派传入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流传演化近两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未完待续。。）
ps： 前两天回家，恰好赶上有大事发生，耽误更新数日，抱歉！
四四五、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曾留学德国。之前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来百熙一定听过他的大名吧？”
孙元起连忙拱手作礼：“原来是章太炎先生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的蒋百里校长！孙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缘悭一面。谁知今天有缘相见，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还请百里校长恕罪！”
蒋百里和蒋尊簋都是浙江人，都从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的前身）肄业，都曾在日本成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都精通军事，只不过一个是学步兵（蒋百里）、一个是学骑兵（蒋尊簋），故而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当时，他们俩再加上蔡锷又被称为是“南方三杰”。
蒋百里也是躬身答礼：“方震见过孙总理！‘浙之二将’不过是太炎先生抬爱，百里实在愧不敢当。而且如今‘浙之二将’都已泯然众人，怎么比得上孙总理的学生蒋介石总长、蒋雨岩旅长？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之二蒋’！”
蒋百里在后世军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力压日本陆士同学夺得天皇佩剑、在《国防论》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两件事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称为“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蒋百里之所以能有偌大名声，究其根源，除了本身才智过人外，还在于他的交游显赫，有众多名人的抬爱与捧场。章太炎的夸奖只是其中之一。
在蒋百里成长过程中几乎一路都有贵人提携，首先他出生于海宁的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至今为文献学家所宝爱。在少年时期，他得到时任桐乡县令方雨亭的赏识，而方雨亭是民国时期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民军总司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的父亲！
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期，蒋百里又屡屡得到监院陈汉第的照拂，后来在东北更是多次得到陈汉第的通风报信才因祸得福、化险为夷。陈汉第之后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而他的弟弟陈敬第（陈叔通）更厉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至于在日本求学期间结交蔡锷、梁启超、张澜、李烈钧等；在德国见习认识廕昌，进而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娶妻与海宁査氏搭上关系、女儿嫁给钱学森，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趣闻。毋庸赘述。所以说，一个人自己行还不行，还得要别人说你行。同时说你行的人也得行，这样你才能真正行！
不过蒋百里虽然才能卓著，又有贵人提携，但实在是时乖命蹇。在他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但却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而且谋划的战役也大半以失败告终。只能不断颠沛流离于各军阀之间。仕途也坎坷波折，大多数时候是在军事教育界或文艺界混碗饭吃，而不能以军事将领自命。
至于“浙之二将”另一个的蒋尊簋。则是近代诗界三杰之一蒋智由（其余两人是黄遵宪、夏曾佑）的儿子，也算名门之后。如果没有孙元起捣乱，真实历史中他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