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可是非常遗憾，事实绝非如此。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个人都是正统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讨问题，处理问题。宋神宗死后，新法虽然多被废除，但是王安石亲自制定的《太学三舍法》与他手订的一些儒家经义的考试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说明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于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说成法家，使得“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都变了。既然说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王安石变法”就应该定性为“革命”，至于王安石代表什么阶级？革谁的命？当然就永远说不清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最多也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比较温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这次变法即使圆满成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只能说是从君主专制过渡到试探性的君主立宪而已。
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其实，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提出过一个更为稳健的变法方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指出，国家财政之所以入不敷出，有五大原因：
一、用度太奢（指皇家用度太奢侈）。
二、赏赐不节（赏赐文武官员太多，也就是官员待遇太高）
三、宗室繁多（对皇族的优待太多）。
四、官职冗滥（冗官太多）。
五、军旅不精（冗兵太多，战斗力不强）。
他认为，要对此进行改革，必须皇帝亲自挂帅与两府大臣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期以岁月，庶几有效，非臣子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不是几个臣子所能做到，不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是一样）。看来对于宋王朝国用不足的弊端所在，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明白。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是皇帝自己掌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逐步改革，逐渐完成。所以他反对由臣子担纲的急进式改革，主张由皇帝挂帅的渐进式的改革。有些阻力，他老早就料到了。
例如在新法逐渐公布的过程中，触犯了皇家子弟的利益，有些远房宗室做官的规定被取消了，他们不仅上书朝廷，而且包围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头，半诉苦半发牢骚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但愿相公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在坚决执法的过程中，曹太后之弟被指控，向皇后之父的部分家产被罚没。在新法紧锣密鼓的推行之时，年轻的皇帝上朝时被纠缠，回到后宫时又受埋怨，宫中哭声不断，他被拖得精神恍惚，心烦意乱。在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只有苦笑，相对无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5）
虽然王安石变法得到青年皇帝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谨慎地前进。一点也不轻松。
###与旧党终于分裂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政事堂中的执政班子除了王安石一人之外，还是一班老臣，当时有个政治笑话，到处流传。佛教徒说人生都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笑话说政事堂的班子也有“生老病死苦”。其中的王安石中年有为，生气勃勃，是生；曾公亮不想干了，数次告老还乡，是老；富弼称病不出，不想管事，是病；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执，气愤病死，是死；赵忭从来正直敢言，这时看到安石事事变更，无可奈何，常常大呼几声“苦”字，是苦。这个笑话描述这些老臣无可奈何的样子，十分生动。
这些老臣很恼火，王安石也很恼火，就这样“生老病死苦”下去怎么行，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就在王安石担任副宰相的24天之后，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计划的主管机构，由陈升之与王安石共管其事。具体计划工作由王安石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一批新人来承担。启用新人，王安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何尝不想网罗一批既有品德又有才情的有志之士，例如在1069年就曾经招致苏轼之弟苏辙在条例司作检校文字工作。但是这些有志之士都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苏辙因与吕惠卿意见不合，看不得吕惠卿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上书给安石，反对变法，最后外调为河南省推官。
为了鼓舞变法队伍的士气，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后来被归纳为“三不足”之说，这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传来传去，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要缓和一点，有的说法要激烈一点。如果说得缓和一点，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惊人：
“天命不足畏”——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地震、天灾原与人事无关，用不着害怕。
“祖宗不足法”——祖宗建立的制度规章不可能长期不变，总会逐渐改进。
“人言不足恤”——我们办事既要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要害怕别人有意见而缩手缩脚。
对于那些性格保守，顾虑重重，不敢放手做事的人，“三不足”之说，很能起到一些鼓舞作用。我们相信，王安石在推动变法工作之初，一定会想方设法，鼓励自己的部下努力工作，不至于一开头就故意去激怒反对派，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在反对派中的一些小人有意渲染之下，采用激烈的说法，那听起来就很可怕了。
人们说王安石讲“天命不足畏”，那实际上是在提倡无法无天。王安石讲“祖宗不足法”是指祖宗的一切经验都不值得借鉴，王安石讲“人言不足恤”是指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倾听。那么，变法者就成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小人们这种激烈的说法一直影响到曹太后与赵顼之弟岐王赵颢，他们都在说：“王安石是在败乱天下！”
尽管帽子大得吓人，但是王安石照样当他的宰相。足以说明当时的宋王朝并没有形成一派真正反对变法的力量。小人们的活动虽然使人心烦意乱，小鱼一时却翻不起大浪。只是由于赵顼的疏忽，年深日久，矛盾逐渐激化，小矛盾上升为大矛盾。于是，###与旧党逐渐形成，党争也日趋激烈。
经过几年的较量，###与旧党大致分化如下：
###（即赞成实行新法者）
领袖：王安石
支持与附和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王韶、范子渊、薛向、吕嘉问、陆佃、邓绾、曾肇、黄履、赵挺之、陈升之、王珪、韩绛、蔡挺。
旧党（即反对实行新法者）
反对一切新法者——司马光、吕诲。
反对三司条例司者——程颢、张戬。
反对青苗法者——韩琦、范镇、傅尧俞、富弼、欧阳修、吕公著、孙觉、李常、程颢、陈襄。
反对免役法者——刘挚、杨绘。（苏轼、范纯仁反对一切新法，独赞成免役法）
反对市易法者——韩川、文彦博。
反对均输法者——苏轼、苏辙、钱顗、李常、张戬。
反对保甲法者——王拱辰、冯京。
反对保马法者——人多不备录。
公元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荐吕惠卿主其事。6月，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罢官。8月，知谏院范纯仁上书请免王安石职，被罢官。又苏轼也因上书反对变法，被罢官。9月，下诏推行“青苗法”。1070年2月，韩琦因反对“青苗法”被罢官。4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与赵忭、程颢皆因反对新法罢官。数日之间，谏官为之一空。9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外调，10月，翰林学士范镇因反对新法而致仕（退休）。1071年7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刘挚因反对新法罢官。经过3年左右，青年皇帝把一批不同政见者全都外调或罢官，逐出朝廷。这样，不同的意见完全失掉了交流、切磋的机会，双方越走越远，直至北宋亡国。
王安石头脑极为清醒，他绝不相信“天命”，但是遇巧的是，一些天象（自然现象）却偏偏和他开玩笑。1068年他到京师，与青年皇帝见面，这年从7月到11月，京师一再地震。此后在新法陆续颁布之时，不断出现异常现象，例如京东风暴成灾，陕西华山崩裂，此后又连年干旱，用各种方法求雨都不见效。赵顼为此忧心忡忡，正在这时，有一个管城门的小官郑侠向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绘的是在“青苗法”推行以后，连年干旱，农民还不出贷款，被迫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啼饥号寒，惨不忍睹。皇帝看了，大受震动。他先以为，他的坚持变法，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现在看到老百姓痛苦至此，对于变法的信念不免有所动摇。加上这个郑侠又在向皇帝打包票，说是只要下诏停止推行“青苗法”等新法，十日之内，天必下雨。如不下雨，请砍我的头，以谢王安石。这个郑侠与王安石并无私人恩怨，他实在是看老百姓太痛苦了，才冒死站出来说话，宁肯输掉自己的脑袋，也要求停止新法。他至少是没有私心的。皇帝看了《流民图》，彻夜难眠，第二天就下旨，暂停推行新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诏旨下达的当天，满天乌云滚滚，接连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下。城郊几十里的老百姓，一片片的拜伏在泥泞之中，高呼万岁！这一场早不来迟不来的大雨，真是要了王安石的命。新法一停，甘霖立至，这不正好说明天意不要王安石执政，不要新法推行么！这个古今少有的不畏天命的拗相公王安石竟然被他的政敌们以“畏天命”为理由所击倒，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6）
青年皇帝绝不甘心变法一事就此收场，但是当时的舆论对于新法的推行极其不利，至少要略作让步，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君臣们作出了如下决定：王安石因言官批评者太多，坚决自请离开相位外调，出知江宁府。由韩绛代他为相，吕惠卿副之。各项新法虽已暂停，不久又陆续恢复。1074年4月，王安石前往江宁府上任。京城的变法班子立即掀起了内讧。野心家吕惠卿引用亲族吕升卿、吕和卿树立个人势力，争夺大权。宰相韩绛等人坚决反对，要求王安石回京复职，赵顼也认为，只有依靠王安石，才能对变法班子进行整顿，1075年2月，安石回到京师。在安石的支持下，皇帝大刀阔斧整顿了变法班子，发现吕惠卿不少贪污弄权的事实，将他贬出京师。但是经过吕惠卿把持了几个月之后，君子都被赶走，新进者都是小人，风气既已变坏，以后的整顿工作也就越来越艰难。
1076年，安石因爱子王雱病逝，哀痛过分，以致病倒，再请罢相回到江宁养病，赵顼只好同意。安石从1068年来京，受到皇帝信任，独掌大权，前后达9年之久。但是波澜起伏，壮志难酬。最后心力俱疲，只好引退，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最使人痛心的，是原有不少诗友、文友、道义之交、莫逆之交，却在变法的争论中成为政敌，几乎终身不再往来。结果事业难成，友谊又失，悔恨终生！
变法是失败了吗？
多年以来，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近年来又听到外国人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国内学者也有跟着这么说的。我想：这两种说法有矛盾。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他又怎么能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呢？
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朝廷没有通过，根本没有付诸实施，那可以说是失败了。或者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内忧外患，例如农民起事或者外敌入侵，造成天下大乱，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1069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力主持变法，新法次第推行，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停用新法为止，十余年中变法工作并未中断，也未造成天下大乱。在这十余年变法期间，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绩，也不论成绩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败的结论。
变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国强兵”。按照这个目的来衡量，变法并未“失败”。
先说“富国”。变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连祭天大典中赐给文武百官的银帛都拿不出来；变法之后，年年都有结余，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后，国库里积存的银两达到5000万两以上，成为整个北宋时期财政上最宽裕的年代。实行新法的结果，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和历史上相比，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财政收入猛增。当然，在实行新法所增加的财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与民争利，是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而来，这正是司马光所反对的。但是，就短期内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说，新法至少是部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再说“强兵”。北宋开国以来，宋太祖赵匡胤用兵谨慎，既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打过败仗。宋太宗以外行带兵，两次冒险伐辽，两次全军覆没。“积弱”从此开始。以后宋军对外作战，几乎每战必败，连对小小的西夏，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新法实行以后，裁汰冗兵，于各地置将训练禁军，显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几次恶战，已经有胜有败。特别是1073年，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敌数千，招抚少数民族30余万，辟地2000里，这在北宋军事史上是一次难得的胜利。“积弱”的形势已经改观。
既然在“富国”、“强兵”两个方面都已见效，我们怎么能说变法失败！只能说，在那一段变法时期，宋廷在政策上颇有失误。当时，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全都赞成变法，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缓进与急进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与民争利诸法的区别。神宗如果能够耐心一点，在双方之间尽力协调，变法的步子宁肯慢一点，要求更稳一点，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气盛，操之过急。凡对新法有不同意见者，一概贬官外调，结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旧两党，造成内争。以后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领袖人物同一年去世，形势急转直下，新法由宋廷自己宣布废止。
在朝廷方面，神宗去世以后，哲宗赵煦继位，时年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立即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次年，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还向朝廷建议“介甫（王安石）无他，但执拗耳”，希望朝廷赠恤之典从厚。5个月以后，司马光在宰相任上病逝。这两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去世以后，社会上君子之风也就逐渐淡薄。在激烈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特别是###人物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攻击政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高太后听政8年，于1093年病逝，哲宗亲政，立刻又贬斥旧党，尽用###。朝廷中的帝后介入党争，更使党争加剧。1100年，哲宗赵煦以25岁的青年病逝，由向太后（神宗之后）做主，立哲宗之弟神宗之子赵佶为帝，这就是出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这个赵佶是神宗的第11子，生母姓陈，因是庶出，本无继位的资格。可他从小就很狡猾，为了争取做皇帝的机会，他特别孝顺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请安，以博得向太后的好感，最后真的如愿以偿。###出身的宰相章惇自己的名声不好，但他颇有知人之明，一眼就看出赵佶言行轻佻，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但是向太后坚持己见，一些大臣附和，章惇争不过他们，赵佶终于继位。赵佶继位后，立即对章惇进行报复打击，1100年后，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长沙），次年，更贬为雷州司户，章惇终于贬死南